相宗，因玄奘传译而极盛于唐，但因其论述烦琐，每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不合，仅三数传而告歇绝。后又经唐武宗灭佛，法相典籍亦遭焚毁，残存典籍流失数百年之久。清末杨仁山收集古德佚书，法相论疏，多自日本购回，并刊行流通，学者始得窥见玄奘本旨。法相唯识学的复兴，不在寺僧，而实得欧阳渐、韩清净等居士之力。

　　欧阳渐，字竟无，清同治十年(1871)生于江西宜黄。二十入泮，从叔父读。初习程朱理学，甲午丧师后乃专治陆王心学。后从桂伯华所劝，转而研究佛学，时年三十六岁。次年，赴江宁从杨仁山游，又东渡日本，访求国内遗失之佛典。归国后，任两广优级师范教师。1910年，再赴金陵，次年杨氏于临终前以刻经处编校相托，自此开始了他的弘法事业，初校印法相唯识经论。1922年，创支那内学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世之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为宗旨”(欧阳渐《内学院简章》)。1925年扩大为法相大学。“九·一八”以后，率弟子载运经板入川，建支那内学院蜀院于重庆。1944年卒。欧阳渐以讲学刻经为其终身事业，先后编校经典千余卷，研究法相唯识、般若、涅槃垂二十年。著作有《内外学》三十余卷。

　　欧阳渐的佛学思想，初从杨仁山“教宗贤首”之说，研究《起信》、《华严》、《楞严》诸经论，年逾四十，始转归法相唯识，继穷般若，终阐涅槃。他认为：“法相唯识者，穷杂染之皆妄；般若者，明万法之本空；涅槃者，显即妄而皆真也。”以根本智摄后得智，由事物发生的缘起，阐明唯识。以后得智摄根本智，由事物现象的缘生，阐明法相。即从各种不同角度，通过对妄、空、真认识的深化，分别阐明法相、唯识的道理。他还认为，只有唯识才是佛教的真谛，而天台、华严以及禅宗等都是中国沙门所创，不是真正的佛法。基于上述认识，形成了他那以转依为中心，以抉择为前提，辨法相、唯识为二宗的唯识学，以及会通儒佛，促进佛法入世的思想。

　　转依，意为转我执、法执二障，证得涅槃、菩提二果。“转”，有转舍、转得之分；“依”为唯识、真如、生死涅槃之所依。此系通过三自性说明人的认识应当如何由错误到正确，由虚妄到真实的自证过程。它认为对于一切缘起现象(依他起性)不应执为实我、实法(遍计所执性)，而要体悟唯识真性(圆成实性)。这本来是佛学中的认识方法，欧阳渐据此发展而为他的佛学思想的核心，即唯识。他一再说明，“唯识诠用义，是一大要旨”(欧阳渐《成唯识论研究次第》)，充分反映他重用轻体，以理解行的思想特征。他说：

　　所以必须佛法者，转依而已矣，所以能转依者，唯识而已(欧阳渐《摄大乘论》)。

　　可见，他讲唯识，重心就在“转依”。他又指出：

　　缘起义是依义，建立末那六识有根依，建立赖耶转识有共依，转依于本，本依于转，有若束芦交依不仆。染净依于识藏，见相依于自证，因亦有其依，缘亦有其依……变非刹那离依，依非息息离变，本是幻形，缘至斯起，是为唯识。知彼相妄，乃见性真，复修而依转，变身土而化万灵，此之谓唯识学。(欧阳渐《唯识十二论·叙》)

　　这就是说，佛法中的缘起论就是转依，一切事物，互相依存，发展变化，以及不改不变的自性，都是八识互依，唯识所变。染净、见相、因缘、心所、诸法，各各皆有所依。有所依，识才有变，一是变现，二是转变。结果阿赖皆种子依六识之缘，变现六识之境。这种依和变，是识的依变，是识藏，是自证，故万法皆成于依和变。其实，他强调转依就是唯识，简单地说，就是要依真如实性和阿赖耶识，转妄成真，转染得净，这就是欧阳渐以转依为中心的真实意图。

　　欧阳渐认为，法相唯识以外的中国佛学，不重视方法论的建立。禅宗强调单刀直入，彻见心源，主张不立文字，道断语言，乃是无量劫以前，已经受佛法文字熏染很久，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故非常人所能采用。然而禅学末流，徒拾一、二公案，搔首弄姿，故作玄奥，其实并不懂禅法。而天台、贤首也不知方便善巧，“畛域自封，得少为足，佛法之不明宣矣”(欧阳渐《唯识抉择谈演讲》)。他认为唯识是专谈方法论的学问，所以，他特别重视唯识学。《唯识抉择谈》和《唯识抉择谈演讲稿》就是这一方面的专著。

　　欧阳渐强调，研究佛法首先要在佛经中进行抉择，所以他每刻印佛经，则作叙文一则，指明重点研究的地方及其意义。每讲唯识论，必先讲唯识抉择，把方法论放在首要地位。他所谓的抉择有十：

一、体用谈用义。

二、四涅槃谈无住。

三、二智谈后得。

四、三谛谈俗义。

五、三量谈圣言。

六、三性谈依他。

七、五法谈正智。

八、二无我谈法无。

九、八识谈第八。

十、法相谈唯识。

　　这十种抉择经吕徵整理后文字稍为详细，意思也就更加明白。在体用关系上，谈有为之用。无住涅槃是佛的涅槃，佛不住涅槃而住菩提，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救渡众生，立大功德，就“用”而言，称为无住。根本智悟自不悟他，后得智悟他而称真见，故选择后得。与空宗相反，相宗以俗谛为无，真谛为有，认为俗为幻故无，真为识故有。其他如三性谈依他，谈法无，谈阿赖耶识，都是从正反两面突出识的功能而已。

　　辨法相、唯识为二宗则是欧阳渐独一无二的创见，是他的佛学思想的第三个特征。章太炎在《支那内学院缘起》一文中指出，欧阳渐“曾言：‘唯识法相唐以来并为一宗，其实通局大小殊焉。'余初惊怪其言，审思释然，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也。”欧阳渐认为唯识宗以缘起理论为基础，从事物发生的原因上谈相的作用，法相宗以缘生理论为基础，从万物变化的结果上谈相的体性。“八识能变(即具有变化的功能)，能变义是唯识义；三性所变(即变现出来的结果)，所变义是法相义。”“理义是唯识义，事义是法相义。”(欧阳渐《瑜伽师地论叙》)从理论基础、性质、表现等各方面说明“唯识法相德义体例各别，不相淆乱”(欧阳渐《辨唯识法相》)，以实现他另建唯识宗的意图。不过，这一意图，除金陵刻经处一系的个别人，如吕徵外，几乎无人接受。或只举唯识，包含法相，或仅列法相兼容唯识，就连认为欧阳渐这一创见“独步千祀”的章太炎也是法相唯识并称。这说明欧阳渐法相、唯识分宗的问题虽挑起了二十世纪新、旧唯识派的论争，但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只是表现与“转依”、“抉择”说同样旨在反求自证，膨胀心力的心性学说的特征。当然，他对唯识的阐扬和发挥，也使绝响千年的法相唯识学再度昌明于世，其功绩则无需赘言。

　　与他的老师杨仁山一样，欧阳渐融会佛儒的特征也是很明显的。他以佛解儒，援儒入佛，著有《中庸传》、《孔学杂著》、《书读》、《论孟课》、《毛诗课》等。

　　他指出，佛法是体，儒学是用，它们的共同基础则在《中庸》的“中”。他说：“中即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欧阳渐《中庸传》)故是佛法中的真如实性。如此解释，“中”便成了佛性，又是性之体，佛儒贯通就能从人性中把握佛性，并由佛性展现普遍的人性。当然，他融会佛儒的目的还是重在利用儒家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精神，使佛学成为一门应世的学问，在内忧外患、国势危殆的岁月中振养民气，培育弘法利世之才。所以，他首先强调，孟子的气节观固为佛教法师所守，佛法同样持“名节事极大，生死事极小”(欧阳渐《欧阳大师遗集》1727页)的伦理观。可见，欧阳渐以儒家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改造佛学的目的，就是要陶冶，强化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和杀身成仁的献身精神。既然佛儒结合的真实意图在于以佛学做入世的事业的指导，所以他极力主张以居士而修习佛法，亦可以儒家之道修己安人，出家与否只是形式，无碍于涵养济生利世的精神。他还看到当时寺僧无德无学，发愿借居士以振兴佛学，因此继杨仁山之遗志，创办僧学，培育佛学人才，形成以支那内学院为中心的一支居士佛学的劲旅，把近代居士佛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这支劲旅中，吕徵、王恩洋为中坚力量。吕徵长于语言、因明，佛学思想独具特色，佛教文化研究也多有建树。王恩洋慧解不在吕氏之下，法相唯识之学仅次于欧阳渐。此二人在二十世纪佛学研究史上都占有显著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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