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大师蒙文通

在经史文学上，蒙文通早在四川存古学堂便显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于1914年所著的《孔氏古文说》，笔触深入旧史与六经的根基，由此辨其差别进而解开以后学者在二者上争论的症结。蒙文通独特的见地深得其师廖平的赞誉：‘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之后，蒙文通又相继撰述《近二十年汉学之平议》、《经学抉源》、《天问本身》、《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考古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理》等专论。

有别于阳翰笙写历史剧《天国春秋》借古以讽今，蒙文通治学专务学问本身。他常笔触探幽，从其本源寻找立论的根基进而撰述历代的变迁过程，逐条分源各派进行深人剖析，辨其前后承接及延续，从而使时分不经意的思想、词条都归人相应的渊源。由此廖平称其为“如桶底脱”。对于经史，蒙文通一向视之为历史的经纬，二者与文学互相交叠共同组成历史的洪流。他的著述论证也常以经治史，以史注经二者相互叠交，相互出人而辉映成趣。1968年蒙文通所著的《越史丛考》一书即详细引用一百三十余种古文献资料，有经有史，经史互证。文章从十二个角度探究越南的起源、发展、扩张、削弱的过程，论证谨严，资料详实，极具说服力。80年代初期，越南当局授意其国内学者著《越南古代史》，以期为侵略我国寻找舆论借口。1984年，中华书局即将蒙文通所著《越史丛考》资料整理出版，《越南古代史》一书产生的舆论效果由此而消失。

　　 蒙文通所著、所讲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断代史为当时国内权威。汤用彤先生曾在1957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上发言提及蒙文通的专长：“现在很多人知道蒙文通是个史学家，并且是个上古史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蒙文通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长，因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离不开经学和佛学。此外，他对唐宋思想史的发展也极有研究，特别注意了过去向未被人注意的那些思想家。”因此，当胡适不再延聘蒙文通时，钱穆曾言：“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代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后来蒙文通离职北大，隋唐史一门先由陈寅恪先生担任。还未教一个月，其夫人就威胁说：“若不辞职北大，即不再过问其三餐。”隋唐史只得由各学者分授，学生甚为不满，胡适为此也大伤脑汁，却也拉下下学者的脸面到天津去延聘蒙文通，授课一事也只好敷衍了事。

　　 文如其人，蒙文通生性刚直而不轻易苟同于人。他先后执教于重庆府联中、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任教期间，蒙文通不仅学术迥异于人，而且脾性也有刚气。1931年四川军阀为节省教育经费以挪至他用，强行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蒙文通愤而辞去职务以示抗议，后执教于河南开封；在河北女子师范校期间，日伪政府多次强“邀”其撰写类似《越史丛考》之类的政治学术文章，并以重金相诱。蒙文通虽一家七口，经济拮据，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家计日益困顿，仍对来者严辞相拒。后来举家迁往四川，执教于川大。而他对胡适的态度则近乎有几分“牛”气。在北大期间他竟一次也没有前往胡适家拜访，钱穆先生亦称“此亦稀有之事也”。这事弄得胡适十分难堪，胡适以至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与徐锡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从河北女子师范大学转至四川大学后，蒙文通应郭有守之邀，出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伊始，蒙文通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和学部委员。此期蒙文通犹喜撰述从未被人注意的思想家，辨其本源，考其流变，进而论其在历史中的影响，同期而地域、传说的注重较前期大为提高。在巴蜀史的研究中，蒙文通的研究也贯穿了他由经人史、经史兼治的学风。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丛考》的初稿后便与世长逝享年七十四岁。

<来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