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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经史大师蒙文通

 
  

   蒙文通(1894~1968年),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上古史专家,同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也有专长,师承欧阳竟无,在佛学上也有精深的见地。

   有别于徐中舒自学成材,蒙文通的教育是在国学大师的精心指教下进行的。蒙文通五岁入私塾,1906年又随其伯父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五年后被选人当时国学最高学府四川存古学堂。

四川存古学堂是赵启霖仿张之洞在湖北创办国家机构而设,对人选学生要求极高,大多要求为举人,贡生及新式学堂中顶尖人才,而其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蒙文通进入学堂后,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经史书”,时刻钻研于国学之中,且不拘于大师们平时所言,课余自行购置大量书籍,广涉经、史、子、集,对四库全书也开始涉及,早年广博的知识使蒙文通在后来治经、史、佛中都能显示出深厚的根基。

  蒙文通治佛学,发源于中国20年代初期的今古文的大论战。1918年蒙文通从四川存古学堂毕业后,返回家乡盐亭以办私塾为生,继续在破庙里从事经史研究,长达三年之久。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掀起一场新兴的文化革命。以鲁迅、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干将与吴宓、章士钊等学衡派发生激烈论战。在这场莫衷一是的争论中蒙文通难以取舍,便辞去重庆府联中和重庆省立二女子师范学校的职务,“游学于吴越之间,访学于各大经史家门下,与章太炎论古今之流变,与欧阳竟无论佛典之影响”。在长期的游学过程中,蒙文通仍难以在二者之间取舍.却悟及佛学在中国思想中的深层的潜意识影响,蒙文通便停留在欧阳竟无所办的“支那内学院”内,潜心研究佛学,从1923年到1927年,长达四年之久。此期,蒙文通与汤用彤、能十力、吕澂等朝夕相处,互相争论,虽各论不一,相异甚大,甚至针锋相对者亦有之,但这对蒙文通佛学研究益发登堂入室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长期的“闲话”与“争辩”中,蒙文通得以旁及各学派立论的根基及其论证的过程,从而使自己的体系益发精密、严整,以致在佛学研究上当时少有人能及。欧阳竟无由此而寄希望于蒙文通,希望他继承衣钵专研佛学。“改好刻竣(《中庸传》),先寄此。此惟我弟能知,个中人谈其事,欲其速达也。……全恃观行,一丝九鼎;继续大难,德孤邻寡,亦可悲矣!”“孔学,聊发其端,大事无量,甚望我弟继志述事。”蒙文通离开“支那内学院”后,欧阳竟无己又常致函问讯,希望“共剪西窗烛、共作刻入谈”,“奈何经年不遗我一字!”

   不负欧阳竟无重望,蒙文通在佛学研究上相继取得重大突破。欧阳竟无看完他所撰的《中国禅学考》、《唯识新觉罗》后,大喜过望,竟又重阅一遍,时而愤笔于原稿之间,时而挥墨于稿纸之上。之后,蒙文通所撰两篇皆被刊于院刊《内学》创刊号上,紧接于欧阳竟无的《佛法》、《心学》二文之后。

在经史文学上,蒙文通早在四川存古学堂便显示出深厚的根基。蒙文通于1914年所著的《孔氏古文说》,笔触深入旧史与六经的根基,由此辨其差别进而解开以后学者在二者上争论的症结。蒙文通独特的见地深得其师廖平的赞誉:‘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之后,蒙文通又相继撰述《近二十年汉学之平议》、《经学抉源》、《天问本身》、《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考古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墨学之流变及其原理》等专论。

有别于阳翰笙写历史剧《天国春秋》借古以讽今,蒙文通治学专务学问本身。他常笔触探幽,从其本源寻找立论的根基进而撰述历代的变迁过程,逐条分源各派进行深人剖析,辨其前后承接及延续,从而使时分不经意的思想、词条都归人相应的渊源。由此廖平称其为“如桶底脱”。对于经史,蒙文通一向视之为历史的经纬,二者与文学互相交叠共同组成历史的洪流。他的著述论证也常以经治史,以史注经二者相互叠交,相互出人而辉映成趣。1968年蒙文通所著的《越史丛考》一书即详细引用一百三十余种古文献资料,有经有史,经史互证。文章从十二个角度探究越南的起源、发展、扩张、削弱的过程,论证谨严,资料详实,极具说服力。80年代初期,越南当局授意其国内学者著《越南古代史》,以期为侵略我国寻找舆论借口。1984年,中华书局即将蒙文通所著《越史丛考》资料整理出版,《越南古代史》一书产生的舆论效果由此而消失。

   蒙文通所著、所讲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断代史为当时国内权威。汤用彤先生曾在1957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上发言提及蒙文通的专长:“现在很多人知道蒙文通是个史学家,并且是个上古史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蒙文通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有特长,因为研究中国思想史特别离不开经学和佛学。此外,他对唐宋思想史的发展也极有研究,特别注意了过去向未被人注意的那些思想家。”因此,当胡适不再延聘蒙文通时,钱穆曾言:“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代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后来蒙文通离职北大,隋唐史一门先由陈寅恪先生担任。还未教一个月,其夫人就威胁说:“若不辞职北大,即不再过问其三餐。”隋唐史只得由各学者分授,学生甚为不满,胡适为此也大伤脑汁,却也拉下下学者的脸面到天津去延聘蒙文通,授课一事也只好敷衍了事。

   文如其人,蒙文通生性刚直而不轻易苟同于人。他先后执教于重庆府联中、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成都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任教期间,蒙文通不仅学术迥异于人,而且脾性也有刚气。1931年四川军阀为节省教育经费以挪至他用,强行将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蒙文通愤而辞去职务以示抗议,后执教于河南开封;在河北女子师范校期间,日伪政府多次强“邀”其撰写类似《越史丛考》之类的政治学术文章,并以重金相诱。蒙文通虽一家七口,经济拮据,加之抗日战争爆发,家计日益困顿,仍对来者严辞相拒。后来举家迁往四川,执教于川大。而他对胡适的态度则近乎有几分“牛”气。在北大期间他竟一次也没有前往胡适家拜访,钱穆先生亦称“此亦稀有之事也”。这事弄得胡适十分难堪,胡适以至置北大隋唐史无人授课一事于不顾也不再续聘蒙文通,蒙文通也处之泰然,仍我行我素,后转至天津一女师,与徐锡予及其他人交往依然如故。

   从河北女子师范大学转至四川大学后,蒙文通应郭有守之邀,出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伊始,蒙文通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和学部委员。此期蒙文通犹喜撰述从未被人注意的思想家,辨其本源,考其流变,进而论其在历史中的影响,同期而地域、传说的注重较前期大为提高。在巴蜀史的研究中,蒙文通的研究也贯穿了他由经人史、经史兼治的学风。

   1968年,蒙文通撰完《越史丛考》的初稿后便与世长逝享年七十四岁。

<来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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