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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古斋和通古斋是黄氏家族三代人在琉璃厂经营金石60年的著名古玩铺。三代人中黄伯川是位承前启后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较多。笔者幼年见过黄伯川，他身材高大魁梧，四方大脸，蓄有长髯，说话声音宏亮，很有气魄。
清朝每逢子午卯酉年开科举试，光绪二年（1876）湖北云梦举子黄兴南进京赶考，揭榜时名落孙山，不肯回乡，便在琉璃厂附近的安澜营开私塾馆，教一些古董商的子弟读书习字。他因此同古董商有了来往，闲暇时常到古玩铺里观赏字画古董。字画中的诗文，铜器上的铭文，有的古董商看不懂或不解其义，便请教黄老师。黄兴甫讲述诗文，令人信服；但铜器上的铭文，他不认识，只是从篆字的变形上猜测，甚至不准确。
时间长了，黄兴甫所见的古董多了，能鉴别一般文物的真伪，并对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锈色有所见解。他用自己微薄的积蓄，买了些古董玩赏。1895年，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上书光绪帝时，黄兴甫未参加联名。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在琉璃厂开了尊古斋古玩铺。开张的第二年正赶上"戊戌变法"。虽然维新运动失败，他仍赞同维新主张，认为要维新，必须学外国，故而将自己的侄子黄浚（字伯川）送人京师同文馆读书。
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开办，是我国最早的洋务学堂。原只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人学， 1876年开始满、汉学生皆收，学制八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同文馆并人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北京大学。黄伯川在同文馆读书八年，成绩优秀，通晓德、英、法三国语言。毕业后，人德国奇罗佛洋行做译员，兼在尊古斋做古董生意。
宣统二年（1910），黄伯川接替他叔父经营尊古斋。他经营金石文物注重考证研究。商周秦汉铜器的造型。花纹、锈花，特别是铭文，都引起他极大的研究兴趣。铜器上的铭文原称"钟鼎文"，又叫"金文"。1899年，我国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的殷墟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1910年黄伯川将甲骨上的文字与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做过比较，发现金文同甲骨文相近，并与清廷学部参事罗振玉研讨过这一问题。
尊古斋古玩铺，同金石收藏家、鉴赏家端午桥、宝熙、画家博心舍等清室王公贵族颇有交往。他们到尊古斋鉴赏、买些商周青铜器；当他们需用钱时，也将他们玩腻了的青铜器交给尊古斋代为出售。
民国初年，宝熙曾将一尊提梁卤送到尊古斋寄卖。提梁卤是我国商代和西周初期盛行的青铜酒器，亦称礼器。宝熙的这尊提梁卤是西周初期的，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提梁的两端有兽头，口的下端有花纹，盖的里端有金文四个字，字体齐整。其造型端庄，花纹清晰，卤的色泽是纯青翠色，莹润如玉。专家们鉴定，这尊提梁卤出土于帝王之陵墓，不然，不会有这样好的色泽。因为帝王的陵墓建造坚固，不会进水，器皿多放在石几上，不受土侵，在地下埋藏了两三千年，才会出现这种锈色。这件提梁卤，堪称国宝。
罗振玉是宝熙的部下，清末时，宝照任学部侍郎（即今之教育部长），罗振玉做过学部参事。宝熙和罗振玉都经常到琉璃厂尊古斋、式古斋等古玩铺鉴赏古董。黄伯川同罗振玉研讨过甲骨文与金文。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罗振玉逃往日本，在日本考古写书；1919年回国，住天津，后在大连开设一家古玩店，字号墨缘堂。1919年至1924年，罗振玉去琉璃厂的次数多。罗振玉曾将博仪让他鉴定的青铜器珍器的拓片和黄伯川收藏青铜器、白陶片等考古实物的拓片相交换。
老古董商中不少人说，黄伯川聪颖过人，胆大心细。在清末民初，他敢买太监拿来的东西。那时，太监的东西往往是从宫里和王府里拿出来的，买了他们的东西，容易吃官司，钱好赚官司打不起。黄伯川不怕。1925年冬季的一天，有位操陕西口音的人来到尊古斋，拿出两件青铜器：权和衡（秤锤、秤杆）。经黄伯川鉴定，认为是两件很有考古价值的文物。因为他知道，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对中国的历史发展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出土青铜器中，尚未见到秦汉的权和衡。这两件青铜器上，每件都刻有"始建国"三个字。经他考证，始建国是王莽建立"新"王朝时的年号。王莽是公元8年时称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这两件青铜器距今已有一千九百余年，保存完好，实属难得之珍品。黄伯川出数千元将它们买下。
一天，考古学家马衡来到尊古斋，黄伯川将王莽时代的权、衡给他看。马衡说："我的名字叫衡，但还没见过秦汉时代的权、衡。既然是王莽时代的权、衡，就叫莽权、莽衡吧！"不久，马衡当了故宫博物院院长，他看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失盗王莽时代权、衡的文件。
马衡派人将尊古斋的权、衡没收、充公，送到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弃权、莽衡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当时，黄伯川不好直接与马衡面谈这件事，他拜托商务印书馆经理孙伯衡找马衡，要求给他收购的本钱。孙伯衡是马衡和黄伯川的好朋友，他从中调和，给了黄伯川的收购本钱，这件事就私了了。黄伯川对这件事从不外露，当老朋友问他莽权、莽衡的事时，他总是说，我送给马衡了，因为他的名字叫衡，马衡将它们收藏在故宫。
黄伯川热爱文物，特别是对金石、古玉爱好成癖。他在同行中声言："我黄伯川不搞破坏，破坏古物是土匪，凡是我卖出去的好东西都留底样，留给后人研究参考，不能把祖宗留下的东西都卖给外国人。"尊古斋收藏的金石、古印、古工、陶片等珍贵文物，黄伯川都用纸把它拓下来或者照相，编辑成册，保存起来。
拓拓片是一门手艺。这门手艺，是在刻或铸有文字、花纹图案的石、玉、铜、陶等器皿上，蒙上层绵纸，捶打，使之四凸分明；再稍上墨，使之显出文字、花纹图案来。手艺好，就能拓出文字。花纹图案清晰、墨迹均匀，不走样的好拓片。尊古斋有位谭师傅专门拓拓片，他的手艺好，深受黄伯川的器重。
谭师傅有位本家弟兄在孙殿英部下当师长。1928年东陵盗案件发生后，他到尊古斋找谭师傅。谭师傅把他介绍给黄伯川，他们之间做了一项秘密交易。谭师长拿来些珍宝钻翠。具体都是些什么，传说甚多，有的说："珍珠、翡翠、钻石，成簸箕地端；"有的讲："茶盘中放着核桃大的珍珠"，还有的说："西太后那双珍珠鞋，也是其中的一件……"但究竟是些什么，至今仍然是些传闻，无从查考。
能够知道的是，黄伯川只研究金石文物，不懂珠宝翠钻。有人讲："黄伯川找了懂珠宝翠钻的王月波。王月波是他多年的好朋友，在琉璃厂开设恰宝斋珠宝玉器店。二人商量合伙做这项生意，经他们俩人的手，将这批珠宝钻翠卖给了义文斋珠宝玉器店。
孙殿英盗东陵墓的消息很快传出去，，北平各报馆争相刊登。盗陵事件引起了住在天津的博仪和平津各地的清室遗老遗少们的悲愤，他们在溥仪居住的张园，摆设灵堂，供上乾隆、慈禧的灵位，行礼叩拜，痛哭流涕，像办丧事一样进行祭奠，并通电蒋介石要求严办此案。那时的平津卫戍司令是阎锡山，蒋介石下令阎锡山查办了盗陵案。孙殿英根本不出面，派了一位师长到北平，让阎锡山给扣上了，不久又放了，却把买他们赃物的义文斋的经理、恰宝斋的王月波和尊古斋的黄伯川投人陆军监狱。
1930年，由商震接任河北省主席。黄伯川的挚友孙伯衡等人向商震申述情况，求其释放。不久，黄伯川、王月波和义文斋的经理都被释放了。
黄伯川出监不久，将尊古斋关闭，由西琉璃厂搬到东琉璃厂，在一家最大的旧书铺宝铭堂旧扯，开设通古斋古玩铺。通古斋有九间门面，院里有一百多间房子，后院有花园，大院后门通琉璃厂双鱼胡同，比原来的尊古斋宽大得多，阔气得多。可是，黄伯川不直接经营通古斋，而让他的徒弟乔振兴（字友声）当经理。这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的前夕，罗振玉鼓吹借日本势力复辟清王朝。博仪在天津与日本人来往。黄伯川怕溥仪借日本势力返回北平，追查盗陵案，再把他牵连进去。所以他关了尊古斋，开通古斋，让乔友声当经理，让他的儿子黄金鉴（字镜涵）在通古斋管账。1945年通古斋由黄镜涵经营，直到1956年参加公私合营。
黄伯川同我国著名考古学者郭沫若、马衡、罗振玉都有交往，他曾为一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商代青铜器上的金文资料和河南安阳出土的白陶片和龟甲兽骨。他自己编撰的著作有：《尊古斋古钟集林》、《衡斋藏印》、《衡斋金石识小录》、《邺中片羽》、《衡斋吉金识小录》、《衡斋藏见古玉图》、《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尊古斋陶佛留真》、《古工图录》、《尊古斋集印》，共计 112卷。这些著作已遣散多年。1987年，笔者见到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汝宽先生，他向笔者询问：黄伯川的《邺中片羽》一书，能否找到。1988年，笔者见到黄伯川的孙女黄文华女士谈及此事，她说："早已失散，家里一本也没有了！"
黄伯川不单是位古董商，他还是位研究商周秦汉青铜器的专家，考证金文、甲骨文的学者，在琉璃厂古玩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财富在琉璃厂也是独一无二的，人称"黄百万"。但他创造的最大财富是为中国培养了鉴定金石的人才和遗留下的现已失散了的112卷考古书籍，可惜的是至今无人收集、整理这些书籍。
他的徒弟乔友声鉴定金石较有名声，在琉璃厂他是识金文最多的一位。50年代初，故宫博物院从乡间将乔友声请出，让他担任青铜器鉴定工作。他的儿子黄镜涵曾在师范大学文学系就读，未毕业就到通古斋管账，学习鉴定金石。经二十多年的学习与研究，他对我国商周秦汉青铜器、石器、玉件的造型、纹饰，有个人的见解，是位青铜器鉴定家，也是位金文考证家。50年代初，郭沫若曾访问过他，同他探讨金石文字，观看黄伯川编撰的考古书籍。1956年后，他被历史博物馆聘为顾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镜涵先后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商、周青铜器，玉器、陶片、汉代铜印等106件，1986年，故宫博院才补发给他的后代人《故宫博物院收到捐赠文物凭证》。
黄氏三代经营尊古畜、通古斋，长达60年。三代人共同的特点是，注重于文物的研究，不单单为了发财，但却积累了比别人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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