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王国维与溥仪

　　自１９２７年初至５月底，国内政治形势动荡，北伐军在南方节节胜利，清华园内的著名教授们都很不安，如梁启超就在连续发表的《给孩子们书》专栏文章中写出了自己的不安：“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北京正是满地火药，待时而发，一旦爆发，也许比南京更惨。希望能暂时弥缝，延到暑假。暑假后大概不能再安居清华了。”

　　王国维对时局的感觉一定与梁启超的感觉很接近，尽管两人的政治观点有差异，但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和学术声望等几乎是一样的，知情人回忆王在１９２７年５月时的心态说：“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J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K“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剌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J学问却甚好�K，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J《梁启超年谱长编》第１１４５—１１４６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K就在梁氏想到“仓皇而遁”的一两天后，王先生也不辞而远行了。

　　罗继祖先生（罗振玉嫡孙）在１９８７年出版的《庭闻忆略》一书中谈到了王国维致罗振玉的最后一封信的线索。他写道：“李元星同志（旅顺博物馆干部）提供消息，说他在旅顺博物馆从我父亲被抄去的遗物中发现了观堂给祖父的一封信，是两张红八行写的，内容他也不能全记，只记得上面写了叶奂彬（系叶德辉的字）被难及北伐即将成功云云，意思是唤起祖父的注意，但经过‘文革'，这封信现在又无踪迹了。这封信为什么祖父没看到而落到我父亲手里呢？当日天津邮差送信都是送到贻安堂书店，仿佛它是总收发处一样，所以信件都先到我父亲手，我父亲看到这封信的内容，可能他认为给祖父看不大好，就暗地藏起来了，事后也没再和人提。但何以这么多年一直藏在他手边，解放后忽然发露，到了旅顺博物馆，也很奇怪。但元星却言之凿凿，最近曾请他写一文证实一下，通过这封信，可以看出观堂在临死前有过种种考虑，既考虑溥仪，也考虑自己，也考虑祖父，观堂是从最坏处着想的。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北伐成功，不仅溥仪在津无恙，也未妄杀一人，出观堂所料之外。”王东明获知此事后说：“这封信，罗继祖并未看到，他估计当时久未通信，很可能是先父为叶德辉事，破例去信示警的，而他家未敢以呈罗，致保存在他父亲遗箧中，由此可见先父为人的敦厚与怀旧之情的殷笃。”（台湾《中国时报》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３日）

　　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清华研究院师生在工字厅召开叙别会。当天，王国维还为门生谢国桢及其友著青在扇面上各题诗一首，开会时他与学生谈论蒙古史料，亦如往常不拘形迹，午餐后与众作别也无异态，当晚接待访客以至送客都如常例，孰料先生心中正处在生离死别的煎熬之中。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上午８时，王国维赴学校公事室，与平日无异，９时许忽向别人借了５元钱，再雇车往颐和园，购票入内，步行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吸尽一支烟，便纵身投湖而去了。人们从遗体衣袋中找到了先生留给三子贞明的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葬于清华莹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J寅恪�K、吴�J宓�K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代递遗折

　　王国维逝世当天，其姨甥、清华研究院助教赵万里给在天津的罗振玉拍了电报：“师于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代奏。”罗振玉甚为悲痛，即于６月４日派其子赴京奔丧，据在清华研究院办公室工作的王第三子贞明，给其执事于上海邮务局的二哥高明的信中透露，罗本拟亲来北京清华园，因家人“恐彼来此有所感或有他变，故不肯放他来京。”

　　６月７日罗振玉据情上奏溥仪，并代递了一封遗折，折中说：“臣王国维跪奏，为抱国有心，回天无力，敬陈将死之言，仰祈圣鉴事。窃臣猥以凡劣，遇蒙圣恩。经甲子奇变，不能建一谋、画一策，以纾皇上之忧危，虚生至今，可耻可丑！迩者赤化将成，神洲荒翳。当苍生倒悬之日，正拨乱反正之机。而自揣才力庸愚，断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来，士气消沉，历更事变，竟无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洒此耻，此则臣之所能，谨于本日自湛清池。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耻，潜心圣学，力戒晏安……请奋乾断，去危即安，并愿行在诸臣，以宋明南渡为殷鉴。弃小嫌而尊大义，一德同心，以拱宸极，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迫切上陈，伏乞圣鉴，谨奏。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学界众口一词把这封遗折说成是罗振玉伪造的，溥仪特赦后为了撰写《我的前半生》一书，曾在历史档案中查阅到遗折原件，并把此事写入书中：“近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字写得很工整，而且不是王国维的手笔。”

　　也有一位看过全部现存逊清皇室档案及遗物的学者并不认为遗折出于伪造，他说：“遗折用白绵纸墨书，共四扣，每扣长二十二公分，宽九公分……笔者根据王国维以往的奏折和遗折的笔迹相对照，字迹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是否是罗振玉假造的呢？经把遗折和罗振玉的奏折笔迹相对照，二者字迹根本不同，故罗振玉假造遗折一说，缺乏事实根据。”（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７０—７１页，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笔者曾把这本书交给罗继祖先生看，老师阅后专写《观堂余絮》一文，他说：“遗折中间省略一段当是劝溥仪速离津他去以避危就安，孤臣孽子之用心，愚忠可悯，史鱼、灵均，一身兼之。溥仪倘地下相逢，不知何言以对！作者断言此折非伪，乃据以与《遗书》对勘而得，其辨别力而不逮溥仪，而矢言观堂之死为忠清则不失为‘实事求是'。”原来遗折是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写下的，他对此并不隐讳，其外孙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回忆说：“１９２９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关于罗振玉代递遗折的目的，曾引起不少猜疑，然而这事在深悉内情的其嫡孙继祖师看来则毫不奇怪，他在《跋〈观堂书札〉》一文中写道：“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这一点是共同的，并不为家庭嫌隙而有所动摇。所以祖父一看到王先生临终遗嘱而痛感愧对死友，在王先生一死明志，并没有‘希冀饰终恩泽'的动机，而祖父却迫不急待地代递遗折。溥仪说遗折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的手笔，这话倒是说对了。祖父对于王先生身后，特别是遗书的编纂刊行，不超过一年，遗书四集赫然在案，是尽了心力的。”（《读书》１９８２年第８期）几年后，他又在一本回忆祖父的书中写道：“祖父一接到投湖消息，又看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的遗嘱，才痛感自己不能捐弃小嫌，万分惭愧。急急忙忙代作了一份遗折呈给溥仪，这份遗折虽未留稿，内容可以估计到，一定是希望溥仪毋忘在莒，近贤远佞。在祖父认为死者的心事他是明白的，代递遗折，尽后死之责，心安理得，所以丝毫没有想到会有人责备他‘欺君'。”

　　予谥忠悫

　　溥仪看过遗折大受感动，遂与陈宝琛等师傅们商议，发出一道上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清废帝溥仪档》，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日本花园内设“忠悫公”灵位，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公祭，罗还亲撰《祭王忠悫公文》，最早发表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赞颂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祭文中回顾了罗王两人三十年的交往历程：“呜呼！公竟死耶？忆予与公订交，在光绪戊戌，于今三十年矣。时公方为汪穰卿舍人司书记，暗然无闻于当世。暨予立东文学社，公来受学，知为伟器，为谋月廪，俾得专力于学。寻资之东渡，留学物理学校。岁余以脚气返国，予劝公专修国学，遂从予受小学、训诂。自是予所至，公皆与偕。复申之以婚姻。及辛亥国变，相与避地海东，公益得肆力于学，蔚然成硕儒。暨癸亥春，以素庵相国荐，供奉南斋。明年秋，予继入，遂主公家。十月之变，势且殆，因与公及胶州柯蓼园学士约同死。明年予侍车驾至天津，得苟生至今。公则奉命就清华学校讲师之聘，乃阅二年，而竟死矣。公既死，有遗嘱、有封奏，遗嘱腾于万口，封奏予固不得见，然公之心事，予固可意逆而知之也。”（天津贻安堂１９２７年刻本）

　　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参与处理后事。他带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驻北京办事处领得贰千圆赏银，全数交给了潘夫人，自己又另外送上一份在亲友中间数额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从各个角度讲，均不失三十年友谊的情份。王国维的家属子女依父亲的意愿，不请风水师择坟，也不挑选“吉日”，而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块地安葬，“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立了一个碑，上书宣统皇帝加予的‘谥号'王忠悫公，坟地四面都种了树”（王贞明：《父亲之死及其他》，载台湾《联合副刊》１９８３年８月８日）。

　　溥仪给王国维颁下“忠悫”谥号后，京、津以及华北各报都以极大篇幅报道了王忠悫公殉节的新闻，但当时还没有人对他的死因提出疑问。就在这种气氛中，罗振玉主持了王国维遗著的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将其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分编四集，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书名出版，尽了后死者的一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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