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亲的熏陶    

同志们问过我：“你是怎样做太平天国史的考匠工作?”

     说来话长，我得先说我母亲。她青年守寡，生活困难，要给缝衣店缝衣帮补生活，她买价钱便宜的乱丝乱线，要解开才能用，教我学她那样把一个个的结子解开，一条条的丝线理清，解乱丝乱线必须十分忍耐，十分小心，否则就会越解越紧，越理越乱的。她要我帮她做这件工作，把我锻炼成了忍耐、小心、不苟且的好习惯。

     母亲不认识字，她把她儿时从她母亲听来的故事说给我听，使我百听不厌，我听了她说的故事，总是追问她：“山熊奶奶怎样会变人啊?”“羊公公为什么给狼吃掉呢?”“仙女在哪啦?为什么我没有见过呢？诸如此类的问题，看来是把母亲问绝了，她总是说：“又追根问底了!”但是，她这句活，只是表示她一次比—次更加深切地了解她孩子的性格，她要满足她的孩子，她尽了她所能尽的智能来回答她的孩子。这样，她又在我好问的同时，培养成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二十年后，我才知道这正是乾嘉学派治学的好态度。

     我研究太平天国史，主要是辨伪、考信的工作．做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些习惯，应该说是我一生工作的基本功。我母亲在我儿时已经给我打下基础了。

     二、从学文学到想做历史学家

     五四时代，我是个中学生，虽然处在偏僻的南疆，但两年后，学校换了一个曾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新校长，带来五四新潮，反对旧文化，宣传新文化。我受了五四运动的熏陶，在学术思想上，接受了辨伪求真的风气。

     过了几年，我在中国公学求学．在学习一门“史学方法”的课程里，读到梁启超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知道史事、史料有不少是虚伪的，研究历史必须考证史事，鉴定史料。从梁启超所举许多辨伪考信的例子里，初步认识了考据方法和它的科学性。

     我本学文学，希望做作家，曾经努力创作，后来自知是个书呆子，生活经验太简单，创作没有泉源不会成为作家，因此放弃了这个希望，

     改想做历史学家。因为我曾在上海大学读过社会学系，就想用学过的一点社会学知识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选了春秋时代作为研究对象。

     1930年6月我在中国公学毕业了，从上海来到北京，做抄录工作，抄写一个在清光绪年间做过吉林边防督办、河道总督、广东巡抚吴大徵的机要幕客，后来在江苏做侯补官，又到 台湾做知州的人的遗稿。这是一堆禀启的草稿。不但写的潦草，并且改来改去，十分难认，再加以年久破损，更是难上加难。曾几次请过人来抄录，都没有做得下去。我也感到有困难，先翻阅一遍，原来他写的东西都是亲身的调查，他报告了他的长官，也给自己留下记事，还写信告知朋友，因此，把记 同一事件的各种草稿来互相核对，一般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于是我一个个字核对，核对了一遍又一遍。从1930年6月抄起，到1931年6月中旬抄成，这种工作，使我母亲给我忍耐、小心、不苟且的教育，得到了一次在工作中经年累月的锻炼。

     抄写工作做完后，又做校勘蒲松龄全集各种稿本和刻本的工作，读到从我的校勘结果作出断案的考证《辨伪举例》。我从这次工作的经验和读了那篇《辨伪举例》，学到了怎样发现问题、怎样提出问题和怎样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我写的《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等辨伪工作，便是从此而来。

     我白天做抄录工作，夜间做自己的中国上古史的研究，1931年夏历除夕，老师考问我：“你的研究工作怎样了?”我把我写的最主要的三章请他看。他看后说：“你用的材料主要是《左传》。《左传》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材料来写历史， 就同在沙滩上建筑房子一样，别人要帮你也无法帮助的。中国上古史的资料太少了，研究要靠将来地下的发掘。我劝你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好。中国近代史资料多哩。”这话我认为是对的。但我每天抄录的是关于对沙俄侵略的调查与交涉，黄河河决和河工，广东海关的调查，澳门的交涉，海南岛驻军和地方行政的调查，江苏吏治、中日战争、防守台湾等等，‘正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却不曾有一件引起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兴趣。我听了他的话后，又抄录这些资料至四个月之久，天天怀着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心愿，还是茫茫然不得门而入。

     1931年9月中旬，我从北京回到我的家乡广西贵县看我母亲。有一天，从我家书箱中抽出一部残本的清朝光绪年间修的《贵县志》，随手一翻，看到一篇张嘉祥的传记。张嘉祥就是后来做清朝江南提督，帮办江南军务的张国梁。他是广东高要县人，初到贵县，在水源街咸货店做雇工。不久，辞去，加入天地会。道光二十五、六年问，在贵县大岭一带起义。道光二十九年，投降清朝南宁协副将盛钧，改名国梁。咸丰元年，隶钦差大臣向荣部下，与太平军作战，从广西一直跟追到南京，驻军孝陂卫。江南官僚地主歌颂他“保障苏、浙郡县，垂七、八年”。后来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把他追到丹阳，落水而亡。他是清朝江南大营对抗太平天国最凶恶的一个家伙。由于他在贵县起义，所以《贵县志》给他写了一篇扼要的传记。

     我看了《贵县志》这篇传记，立刻使我想起多年前看过的薛福成《庸笔记》里那篇《张忠武公逸事》与此不同。我就去查我家藏书，也有《庸龛笔记》，拿来一对，果然记得不错。《贵县志》记张嘉祥是个绑票勒索，开鸦烟馆的流氓。而《庸龛笔记》却记他“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贵县志》记张嘉祥绑票勒索被控告后，贵县知县“仅循例出票，不严拘，因得漏网”。而《庸龛笔记》却记他“喜任侠，……其党有为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杀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盗薮”。《贵县志》记张嘉祥起义活动的地区是贵县和横州交界的大岭、平村、博合、大滩一带。而《庸龛笔记》却记张嘉祥“山中粮匮，因往劫越南边境，”用老鼠作战，大败越南象阵，全胜而归。《贵县志》记张嘉祥于道光二十九年投降清朝南宁协副将盛钧。而《庸龛笔记》却记“洪秀全反于金田，遣党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为盗非得已也，岂从叛贼者哉!’向忠武公荣提军广西，使绅士朱琦为书招之。嘉祥……降于布政使劳崇光军前，改名国梁。”两者记载，相差何其大!

     我看后就去考证谁是谁非。首先《贵县志》系地方志记本地事件，修于光绪年间，又是亲见亲闻的人所记，而薛福成却是江苏无锡人，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贵县志》的记载。道光时，清皇朝吏治废弛，地方官不问盗案。《贵县志》说：“县令杨曾惠仅循例出票，不严拘，因得漏网”，是符合当时情况的。而《庸龛笔记》说：“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盗薮，却与当时情况不符。张嘉祥起义活动的地区在贵县。贵县在广西的东部，越南则在广西的西边。贵县距离越南边境有几个州县，张嘉祥安得因缺粮而往越南打劫？张嘉祥于道光二十九年已投降清朝南宁协副将盛钧了，而太平天国到道光三十年冬始在金田起义，安得有金田起义后洪秀全“遣党招之”的事，而向荣是在道光三十年秋始从湖南提督调任广西提督，张嘉祥也不是向荣招降的。薛福成完全是向壁虚造。野文笔记不可轻信，前人曾经说过，这次我也第一次接触到了实际的问题。

     这样一来，就引起我去阅看太平天国史。我把家中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几部书都搜集起来，开卷一看，洪大全案、石达开假诗等等问题，都出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就从此开始了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