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梅贻琦吃过晚饭，从屋里走出来，想散散心，信步向城西北三分寺附近走去。因为当时西南联大校舍不够用，学校准备在该处购买一块地以作校舍之用。他从崇仁街来到正义路，又踱步来到金碧路。此时，春城昆明展示出了它全部的魅力。夕阳象个金红的蛋黄，软软地躺在那似有还无的薄云里，把它染成一片片晚霞。在城内的街上，随处可以见到茶花，白的，白里透红的，黄色的……各种各样的茶花，争奇斗艳，将一座昆明城装扮得千娇百艳。空气也尤其清新 内中还夹着茶花的清香呢。梅贻琦不禁微闭双目，尽情地陶醉在这美景之中，连日的劳累，此时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就在此时，耳旁听到一个声音：“月涵兄，我来了。”接着，就是一阵哽咽之声。

　　梅贻琦将双眼睁开，只见一位满脸灰尘的中年人站在他面前。他失口说道：“啊，叔雅，是你呀。你终于来了。这些天，我一直惦着你呢。”

　　这位就是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刘文典，此刻，只见他的头发也有些灰白了。他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袖口和领口上沾满了汗渍，黑得发亮。肩上挎着一个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此刻，他见到年龄与他相仿的梅贻琦，竟然仿佛一个在外流浪多年的游子，回到家乡乍见父母，忍不住就要掉泪了。

　　梅贻琦完全能够理解这种感情，刘文典是位性情中人。他对清华的一腔深情，在此刻终于毫无拘束地流露出来了。“七七事变”爆发时，刘文典未能及时南下，因此滞留于沦陷区。日本侵略者通过周作人多次请他出任伪职，刘文典总是断然拒绝。因而激怒了日本人，其住宅接连遭日寇搜查。当时，清华还留了一批人，如张子高等人，他们负责管理清华的校产。他们将刘文典的情况告诉梅贻琦，梅贻琦十分替刘文典着急。刘文典曾留学日本，当然会讲日语，但在日寇面前，“以发夷声为耻”。他告诫自己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清华南迁，在长沙与北大、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长沙局势吃紧，又被迫迁往昆明，这些事情，他都知道了。他和清华相隔一年多了，路程又这么远，这么艰险，但他对清华有深厚的感情。这年三月，他设法逃出虎口，辗转两月，终于来到了昆明，终于见到了“梅校长”，他又怎么会不激动呢？

　　刘文典是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由于他极其“猖介”，因此，在后人当中，流传着很多有关他的“名人轶事”。

　　刘文典十七岁进芜州安徽公学学习，得到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清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次年加入同盟会。二十岁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求学，曾师从章太炎听《说文》课，并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于翌年归国，在上海和于右任、邵力子等主办《民立报》，并以“刘天民”为笔名撰写文章宣传革命思想。1913年3月，宋教仁（时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在上海车站被谋杀，刘文典当时在场，他的手臂也中弹受伤。同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再度赴日，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兼党部秘书。袁世凯死后，他再返祖国。但目睹军阀混战的局面，他内心感到极度苦闷，对政治心灰意冷，因而决定放弃政治，转而治学。经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他一面教书，一面从事古籍校勘和研究，经数年奋斗，终于有成。

　　刘文典的学术专长之一是古籍校勘工作。当他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时，受到学术界极大的重视。胡适，这位白话文的主要倡导者，第一首白话诗的作者，这次却破例用文言文为它作序，曰：“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当刘文典出版了《庄子补正》10卷时，陈寅恪为之作序，云：“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可见刘文典治庄子所达之深度。据说曾有人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文典慨而叹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子本人，其余半个……”关于这半个，传说不一，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这个意思是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知庄子者除我刘文典外别无他人；一说是指马叙伦先生或冯友兰先生，因为他们二人都曾从哲学的角度讲授老庄，因此只能算“半个”。其自视之高如此。

　　但也正是他自视甚高，才使得他成为一名不畏强权，注重气节的刚正之士。当他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长兼预科主任时，安大发生学潮，学生罢课，人称“虎而冠者”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前往安庆召见刘文典。刘称蒋介石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叫他交出闹事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介石十分气恼，据说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耳光，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押往公安局。安庆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一个月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蒋介石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关于此事，鲁迅先生曾以“佩韦”为笔名在“左联”通俗刊物《十字街头》发表《知难行难》一文。文中提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经这么一关，又被蒋介石勒令“即日离皖”，在安徽大学是呆不下去了。幸好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邀他前往清华中文系当教授。从此，刘文典就开始了他和清华大学不解的“情缘”。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抗日，曾发起卧轨请愿。刘文典的儿子在辅仁大学读书，也积极参加。他对儿子的爱国行动很支持。但时值严寒季节，刘文典很为儿子的身体担忧。果然，爱子因连夜在外受寒，患病死去。刘文典闻讯，悲痛万分，同时，也更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痛恨。后来“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候，刘文典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叫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他自己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据当时的一位学生记载：“……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在抗战前的清华园里，刘文典以他的学问之广博，性格之耿直，与吴宓、陈寅恪等人成为学生最爱戴的教授。由于他“形象生动”，学风严谨而民主，学生们有时还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那时学生办的刊物，每年都要出专刊向新同学介绍校中情况，包括介绍名教授。他们是这样向大家介绍这位“形象生动”的教授：

　　常言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话很象特别是为我们刘叔雅先生而设的。幼时读《新青年》，看见刘先生清新美丽的文笔（“五四”期间，刘文典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曾在其老师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编辑部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介绍了不少国外学术著作），绵密新颖的思想，辄幻想作者必定是一位风流倜傥、才气纵横的“摩登”少年；后来又从书铺里看到刘先生的大作《淮南鸿烈集解》，读一读卷首古气磅礴的自序，再翻一翻书中考据精严的释文，才又悟到作者必定是一位架高鼻梁眼镜、御阔袖长袍而状貌奇伟的古老先生。因为有这一种观念在脑子里，所以考入清华那年，国文不选杨遇夫先生，不选俞平伯先生，也不选朱自清先生，而单选这位善解文字给人种种不同印象的刘叔雅先生。但当第一次看见刘先生时，这种矛盾滑稽的幻想，一下子就逃得一往无踪了。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亏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好了，闲话休提。且说刘先生外观虽不怎样动人，然而学问的广博精深，性情的热烈诚挚，却是予小子到如今仍觉得“十二万分”（刘先生常用言语）地佩服的。记得有一次小子的课卷上无中生有地被助教先生添上了一个错字……当时真不平极了，马上找刘先生办交涉去；害得他老人家气得摇头咂嘴，回去还同助教大闹一场。如今回想起来，仍觉十分过意不去。但事后我却占了一个大便宜，就是所有的课卷都由他老人家亲手删改了。从这小小的事件上，我们可以窥见刘先生性情恳挚的一斑。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刘先生是国内有名的训诂学家，这是谁都知道的。但当他教我们《圆圆曲》、《万古愁》两篇文字时，把明末清初的事迹如数家珍般地一一说给我们听，并且在黑板上列举了许多典故。像这种博涉群书而又能驾驭的力量，岂是时下一班读两卷小书便以学者自命的小鬼们所可与同日而语的？……

　　当下，梅贻琦见刘文典一副热泪就要夺眶而出的样子，平日不苟言笑的他，此时也禁不住开玩笑地说：“叔雅，你这次来昆明，我可真是‘十二万分'地高兴呀！”

　　刘文典听到这句模仿自己口吻的话语，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可泪水还淌在眼眶里呢。在夕阳的照射下，熠熠发光。

　　刘文典与陈寅恪、朱自清等人是清华中文系的资深教授。这次联大理所当然地又将他聘请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在昆明稍事休息几天，他就来到了蒙自，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刘文典也被安排住在歌胪士洋行里，与陈寅恪等人为邻，这使刘文典很高兴。他对陈寅恪这位国学大师极为钦佩，可以说是“十二万分”地佩服。此时能与他旦夕相处，刘文典又怎能不高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