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公元1889～1958年），中国文学史家，字淑稚，原名文聪，安徽合肥人。1919年赴日本求学，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为九三学社成员。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作有《淮南鸿烈解》、《庄子补正》、《三余杂记》等。
　　刘文典的怪与狂
　　刘文典怪。
　　有学生描写清华时期的刘氏：“‘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笑好像特别是为我们刘先生而设的……刘先生憔悴得可怕——看呵，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转发，消瘦的脸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空之肌肤瘦黄兮似辟谷之老衲……状貌如此，声音呢？……既尖锐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如寒猿……”到了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又有学生回忆刘氏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的旱烟袋。他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不理会下课铃响。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氏还性格滑稽，善谈笑，尝自称叫“狸豆鸟”；此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这种自谑，令人喷饭，与道貌岸然者异，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学生回忆）。
　　怪之甚者，是刘文典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出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
　　刘文典又狂。
　　刘原籍合肥，可对于皖系军阀段琪现常攻击之，往往詈及父母，令人不能记述。
　　长安徽大学期间，为了学生闹风潮一事，刘与前来视察的蒋介石起争执，被拘，后经蔡元培等力保，方“即日离皖”以了事。事后，刘之师章太炎特赠联一副以赞之，联曰：“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首扒弥正平。”
　　刘治《庄子》，作《庄子补正》，尝谓：“古今懂庄子者，唯二人半而已。”刘曾讲元遗山、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自负如此。
　　还有一次，刘在联大躲日机突袭之警报，遇一从事白话文创作的同事，当场斥之：“你跑什么警报？我跑因我是‘国宝'”。其人要评教授，刘勃然大怒，道：“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月薪该拿四百，我该拿四十，朱自清只能拿四元，可他，我不会给四毛钱！”
　　刘文典之怪之狂，当不是无本的。倘腹中空空，又怪且狂，乃一“疯子”。刘氏岂是疯子！考其涵养与行藏，既学问渊博又思想进步爱国。
　　关于前者，有胡适之、陈寅恪评价为证：胡为其《淮南鸿烈集解》作序云：“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陈为其《庄子补正》作序云：“先生之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学生对刘氏的反映是：“先生于经史百家，无所不学，讲课庄谐具出，妙趣横生。”“他教匀们《圆圆曲》、《万古愁》两篇文字时，把明末清初的事如数家珍般一一说给我们听，并且在黑板上列举了很多典故。像这样博涉群书而又能驾驭者，岂是时下读两卷小书便以学者自命的小鬼们所能同日而语的！”
　　至于后者，不妨简述一下其生平。刘少时在安庆读书，得到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18岁入同盟会。东渡日本即师事章太炎。辛亥革命后一年回国，在上海与于右任、邵力子办《民立报》。袁世凯为复辟谋刺宋教仁，宋遇害时刘因随陪在侧也遭枪伤。后又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洪宪的袁皇帝死，刘回国到北大任教，其间为《新青年》编辑，曾掩护过陈独秀的出逃（罗章龙说）。由北大而安大（安徽大学）即发生冲突蒋介石事。遂回北大，复去清华。抗战事起，刘失去爱子。“公私涂炭，尧都舜壤，何期？”又辗转来昆明的西南联大，不失大节。后留云大，共和国成立，刘即戒去“阿芙蓉癖”，是一级教授，以教书为天职，乐育天下英才。综观刘之一生，诚“与时共进”，非冥顽僵化之辈。
　　学问渊博，思想进步爱国，乃“大人”也。大人不失赤子之真，故其无虚饰、不矫情，其狂其怪，不亦刘氏赤子之真的表现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