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一则轶闻，颇为吃惊。说是抗战期间，一日敌机轰炸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一听到警报便往外跑，跑到中途，突然想起陈寅恪，此老视力极差，身体不好，如无人帮扶，恐怕会被日机炸烂。于是赶快折了回来，率领几个学生搀扶陈寅恪往城外逃走。有学生见刘文典气喘吁吁的，想靠近助他一把，他大声嚷着：“别管我，保护国粹要紧！保护国粹要紧！”让学生搀着陈寅恪先走。陈是国学大师，反对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主政北大时，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把他尊奉为一级教授。解放后，陈寅恪转赴中山大学任教，三年困难时期，陶铸指示要为他提供较丰富的物资供应，省、市教育系统的领导不大情愿，被陶铸怒斥：“你如果眼瞎了还能像陈教授那样写出几本书来，我也同样供应你！”——自然，这是后话。当日逃难的时候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这时，只见沈从文也在人流中跟了上来，刘文典转身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要跑呀！你干吗要跑呀！”刘文典这一骂可真太出格了。别说沈从文也是自己的同仁，也别说沈从文已是名满天下的小说家，就算是一个湘西来的浑小子，也绝不可以让敌寇之刀去残害。原来，刘文典一直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一次，在西南联大的教务会议上，他就嚷嚷：“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４００块钱，我该拿４０块钱，朱自清该拿４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４毛钱。沈从文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如果把这则轶闻作为笑话，它可载入古今笑话大全了；如果把这则轶闻作为文化精英的雅事，我们传统文化的劣根性就非常典型了。事实上，门户之争、党同伐异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负面，并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生活。放在意识形态上，就是不允许“异端邪说”的存在；放在政治层面上，就是不允许对立面另树一帜；放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上，就是等级的森严和彼此妒忌。故此，外行与内行之间，内行与内行之间，很难在一个和谐的氛围里，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问题，操办同一件事。回首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从诗歌到小说，从治史到治文，种种的不足和遗憾，都缘于缺乏当年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及创新。传统国学的衰败，也是因为未能与时俱进，从时代新潮流中不断注入新的观点和方法，材料及识见。国学大师和新学健将也只能各说各话，互相攻讦，无助于共同熔铸出一个领时代风骚的中华先进文化。

　　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大方向基本一致就可以了，做官和做事都容许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方式。穿衣吃饭各取所好，读书经商各凭爱好，性格不同处事各异，只要我们承认这是常识，就很容易以常理去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让种种勾心斗角的兵法远离社会，从而使人际之间洋溢着公平正义，流贯着诚信友爱，宽容、退让、谅解、支持成为我们社会司空见惯的天然行为。

来源: 防城港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