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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当教授，我也做过这个梦。不光做梦，还起来梦游。
1997年春，见《光明日报》上有重庆师范学院招聘人才的广告，第一条是50岁以下的教授，那年我正好是这个岁数，一级作家相当于教授职称，便写了信去。为了让人家相信，还表了一番忠心，说若聘用了我，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可组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室，保证5年内将贵校的现代文学研究，提高到国内一流院校的水平。重庆人何等聪明，没上这个当，我至今还蹲在黄土高坡上晒太阳。
当时曾与朋友分析过，我水平不算低，这么诚心应聘，对方为何不要。分析来分析去，是作家这个身份坏了菜。替对方想想吧，作家大都自由散漫，难以管束，万一言论上出了漏子，校方不能不负相当责任。真要出事了，对上对下都不好交代。从外校调个教师就简单多了，不是说不会出事，出了事总好说。他就是教书的嘛。这叫调动，那明引进，责任上自有轻重之别。前些年也听说有作家要去大学，却很少成功的，原因大概也在这里。
感谢金庸先生。自金大侠荣任浙大文学院院长之后，事情起了变化。
内地的作家，好像受了侮辱似的，你金庸能到大学教书，我为什么不能？从大学当局那面看，可说是受了启发，浙大请金大侠都没忌讳，我们请内地作家能出什么事？近来不时听到作家到大学任教的消息，大学那边，似乎也在以引进有名望的作家而自豪。中国的高等教育，刹时间显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生气，凡事总得外面的人带了头，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做，不光这一件事是这个样子。
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什么事都是因人而异的，一成了“热门”肯定弊多利少。写书和教书是两回事，写得了书，不一定教得了书。有人会说，旧社会的作家，不是大都在大学教书吗？外国的作家，不是也有许多在大学教书吗？外国的事我不知道，中国的事，还是知道一点的。
这里且说几件小事，供想去和已去大学任教的作家朋友们参考。
抗战时期，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联大有个老教授叫刘文典的，是庄子研究专家，这人死活看不上沈从文。联大在昆明，算是大后方了，时不时的，有日本人的飞机来扔炸弹，空袭警报一响，马上停了课，老师学生都往防空洞里躲。有次又来了空袭，刘文典停了课正向防空洞里走，沈从文从他身边匆匆走过，刘文典不高兴了，大声说：“沈从文是替谁跑警报啊！这么匆匆忙忙的！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还有一种说法是，“你往防空洞里跑什么，我死了没人讲《庄子》，你死了怕什么？”
这是刘文典的偏见，沈从文的成就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也不全是刘文典一人的偏见，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在西南联大那样的国立大学教书，好多人是看不上眼的。解放后，1951年秋天，沈从文调出北京大学，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现在好多人都说这是新社会对沈从文的歧视和迫害，我看没有这么严重。谈不上迫害，只能说是歧视。就是歧视，也不是解放后才有的，解放前早就有了，就是没有解放，遇上个叫真点的校长，也会把沈从文赶出大学的。
上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有“珞珈三杰”，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上，珞咖三杰，说的是武大三位杰出的女作家：苏雪林、袁昌英和凌叔华。苏和袁是教授，凌是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妻子，只能说是家属。袁是留英的，学的是英美文学，当教授自然是够格的。要说的苏雪林，她是北京女师大毕业生，后来留学法国，学的也是文学，似乎没有取得什么学位。要说名气，也够大的，当时已发表了长篇小说《棘心》，散文集《绿天》，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齐名，被称誉为文坛五大女作家。可是你听当时的人是怎么看的，吴鲁芹先生晚年在回忆文章中说：
苏雪林女士是五四运动以后成名的少数女作家之一，我进武大时，她是中国文学系的教授，那是一九三七年秋间的事。在那个时代，新文艺作家插足在中国文学系，处境差一点的近乎是童养媳，略好一点的也只是“局外人”，够不上做“重镇”或“台柱”之类的光宠，苏女士就是这样一位“局外人”。她教的三门课是：外文系一年级的“基本国语”，外文系二年级的“中国文学史”，中文系、外文系三年级合选的“新文艺研究与写作”。大体上可以说和中文系的课程没有多大关系。她对楚辞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但是教楚辞绝对轮不到她，因为另外有资深的楚辞专家。（《老武大的故事》第七十五—七十六页）
同一书中还说到叶圣陶先生年轻时的一段轶事。在我们的心目中，叶先生不光是著名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新版《辞源》的名字，就是他题签的。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他的推崇。且看当年大学里的教授对他的看法。抗战爆发后，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有一个时期，叶先生在武大中文系任教，不管文名多大，也只能教教大一国文，大二国文，专业课是轮不到他的。不是人家小看他，是确有让人家看不上的地方，“中文系老先生对叶圣陶起个敬之心的，据说是因为叶君遇到典故还得求助于辞源辞海，他们相信这两本工具书中的典故，是极普通的，不是什么僻典，国文教授早该熟悉。”
叶老还知道查辞源辞海，而我们的作家，怕连门径都找不着，靠灵气，靠瞎吹，能博得一次两次满堂彩，能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的教下去吗？我看玄。
好多人总是鄙薄大学教授，说是怎样的不中用，怎样的缺乏常识，怎样的不会写文章。他是教授，只要专业好就行了，你管他缺不缺乏常识、会不会写文章，真要是通才，他就不来大学教书了。在大学里，本事大小，就看你的专业怎么样，在社会上，才看什么办事能力，什么文武全才。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老教授叫张一纯，他倒是没什么大名气，但他有自己的绝招，让老师学生都佩服。古代史上，有个什么典故，你去问张先生，他先不给你说，而是叫你先看着表。“5分钟，5分钟准能查出来。”常常不用5分钟，他就翻出来了。当教授，不一定非得有这样的本事不可，但你绝不能说这不叫本事。
再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一说写作，就是进中文系？据我所知，过去大学中文系着力培养的，不是文学创作的能力，而是做学问的能力，写论文，写专著，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诸多课题。哪儿培养写作能力呢？外文系。
李健吾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这是清华第一次招大学生，当时还叫清华学校。朱自清是他们的国文教授，第一次上课，朱先生点名，点到李健吾，朱先生问，你就是那个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李健吾吗？李说是，先生。朱自清说：“你要搞写作，就请转到外文系吧。”第二年，李健吾便转到西洋文学系念书去了。
现在我们正好相反，学中文的搞写作，真正学外文的，该最懂得写作了，却不写作。作家进大学，大都是教写作，你不懂外语，不能读外国文学原著，怎么个教？真要有想去大学教书的，千万不能教写作，要教就教真正的专业课，若能教得了，就没人敢笑话了。
去年我曾去过南方一个中等城市，考察那儿的学校，因为我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我的教授梦》，那儿的一所大学想让我去。我去了跟他们说，若是我来，绝不教写作，要是叫我教写作，就不来了。他们当时很奇怪，作家教写作不是名正言顺吗？我说，写作课谁都能教得了，我教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教就教中国现代文学，或是中国古典文学。后来因为别的原因，没有去得成。不是人家不要我，是我觉得年龄大了，一动不如一静，江南虽好，不是我这样的土佬待得住的地方。现在看来，就是教现代文学，我也不是个合格的，办个讲座，讲讲李健吾、徐志摩、新月社一类还可以，真要全面开花，那就要闹笑话了。中国古典文学，想想也是教不了的，遇到典故，我也得查辞源辞海，跟叶圣陶先生当年差不多。
中国像我这么大的这一茬作家里，除了已在中文系教书的以外，能到中文系开写作课的，我看只有韩少功一人。不管怎样说，他能看得了英文原文，翻译过外国小说。也许还有别人，恕我寡闻，只知道这么一个。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给作家朋友们提个醒儿，这年头去大学教书实在不是坏事，只是吃饭穿衣量家当，能不能教得了，自个先掂量掂量，免得误人子弟。
2001年4月6日于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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