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先生上课时，偶尔谈及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跟章太炎学《说文》，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他一举手伸出小指，没有褒贬之词，继续讲课，同学一笑置之，也无人发问。据我的回忆，的确有此事，没想到20年后成了被揭发反对鲁迅的证据。

　　“解放初期，思想改造进入高潮时，有人当面责问刘文典为什么污辱鲁迅？刘文典理直气壮地说绝无此事。(揭发者，听说是一位年轻人，可以断定不是西南联大听过刘文典课的学生，也许是学生的学生，道听途说者。)揭发者说：‘20多年前你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公然用小指比喻鲁迅是何居心？'文典先生坦然一笑说：‘用小指比鲁迅确有此事，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小指比老么，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我们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这位揭发者无词置辩。实际刘文典比鲁迅还年轻两岁。刘文典先生已去世40多年了。1938年伸出的小拇指是褒是贬只能作为疑案了。作为趣谈尚可，作为罪状则不可。无限上纲，是极左思潮的产物。”

　　发生在刘文典身上的这件事就真的因刘文典去世40多年而像刘的学生刘兆吉先生说的样“只能作为疑案了”吗？我不这样看。当然在谈自己的这点看法之前，必须申明，我虽然来谈自己的不同看法，也同样认为刘文典那次的伸出小拇指不管是不是“轻视”鲁迅都不能也不应该算做什么“罪状”，否则就有神化鲁迅之嫌，而现在有不少人就是因有人神化鲁迅而对鲁迅产生反感而贬低鲁迅。

　　在说刘文典这件事之前，我想还是先看看刘文典先生是个什么性格的人，这也有助于解开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个所谓的“疑案”。从他请陈寅恪先生给他的名著《庄子补正》作序，可以知道他与陈寅恪先生很对脾气。这里不仅因为陈很佩服刘的学问，同样，刘对陈的学识也肯定是很赏识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刘知道陈也是个不喜欢对文章加标点的人。这一点胡适先生在他的日记中也告诉了我们。胡适先生在1937年1月17的日记中虽然认为陈寅恪和汤用彤是当时治史功夫最勤又最有成绩的，在当月22日的日记中又称陈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紧接着说：“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文集·7》第363页)另外，说刘文典正义感强，不屈从权势，这都是应有之意。但如若客观地说刘文典这个人，我觉得他还有点像辜鸿铭，就是喜欢“立异以为高”。不然，不能说仅是为了“二云”(云南大烟土、云南火腿)就不愿意离开云南。如此之人，对鲁迅无好感，甚至“轻视”鲁迅都是很正常的。而尽管我没在鲁迅的著作中看到他有如何看不起刘文典的文字，但想来鲁迅对刘文典也不会有什么好感，至多不过认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名教授而已——不会因为刘文典有过一次顶撞蒋介石的举动就改变了对此人的态度。

　　当然，我们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刘文典爱护学生的正义感有什么不好，但他确实有些“依仗”。依仗什么呢？他是名教授，曾“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曾参加过声讨袁世凯的运动，资格很了不得。刘文典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敢于顶撞“蒋委员长”，甚至要跟他“打架”，这在当年可是吃了豹子胆的人才敢为的事。当然如果说，只要一个人置生死于度外，我想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而当年的刘文典其实都不是。且不说有蔡元培等人求情营救，他知道“蒋委员长”不敢对他这位知名教授如何（虽说坐了几个月的牢，别人连一个指头也不敢动他，就是证明），因为蒋介石无论如何还是要做一做热爱民主热爱自由的样子。不然，别说一个刘文典，就是十个百个，他杀了又如何？“天大只由天”，这经典的“俗言”，我想刘文典不会不知道。他自己就说过：“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了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参见《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而况已经说了，他还有点辜鸿铭的味道，也就是喜欢在某些方面“立异”，即别人不敢做的，他刘文典敢做。再说，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人们的思想相对比较自由，而作为像刘文典这样一个人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呢？连当时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尚且不放在眼中，认为蒋不过“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同上)在某些方面对鲁迅“轻视”是太正常不过了。倘若他连鲁迅也不敢“轻视”，他还是刘文典吗？

　　现在来看看这个“疑案”。

　　刘文典对揭发者说的那几句话，粗看没有什么毛病，可说鲁迅“最年轻”显然是“狡辩”。更有意思的是明明刘文典比鲁迅小8岁（鲁迅生于1881年，而刘文典生于1889年。刘兆吉先生在文章开头也把刘文典先生的生卒年份已经注明），可刘兆吉先生却接着刘文典的话这样说道：“这位揭发者无词置辩。实际上刘文典比鲁迅还年轻两岁。”我不知是笔误，还是别的什么“误”。既然刘文典比鲁迅小8岁，就不应该“狡辩”说鲁迅“最年轻”。如果“狡辩”成立，也就是说当年在跟章太炎学《说文》时，鲁迅成绩也许确实不怎么好，至少不如刘文典，这都是有可能的。我好像鲁迅在《滕野先生》这篇散文中也只是说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功课是中等，并没说自己的功课是怎样优秀。也就是说即便刘文典就说鲁迅在学《说文》时没有他的成绩好，甚至是班上较差的，又如何呢？没有什么可值得避讳的。我想以鲁迅的人格也决不会避讳这事。再说，如果不是刘兆吉先生的一厢情愿，即想刘文典不会“轻视”鲁迅，如果刘文典先生伸出的那小拇指的确不是“轻视”鲁迅，那么，刘文典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那位揭发者解释的那几句话就讲不通，或说不过是个“搪塞”。对不仅不比自己年轻，反而还年长自己8岁的人怎么能信口开河说是“我们同窗中最年轻”呢？这至少让人感到是“油嘴滑舌”。手头没有资料，不知刘文典先生跟鲁迅一块儿听章太炎讲《说文》时，班里的大多数同学是否都比鲁迅年长。倘若大家都比鲁迅年长，而只刘文典一人比鲁迅年轻（哪怕是年轻8岁），也还“情有可原”，若不然，刘文典的“解释”就不仅更是说不通，甚至简直可说是“别有用心”，这只能坐实刘文典至少在当时说那话确实是“轻视”鲁迅的。当然，对鲁迅举起个小拇指，就说是反对鲁迅，确实不应该。而刘文典当时那样作比就是“轻视”鲁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说很正常。因此，单就这件事来说，刘文典对鲁迅到底是“尊重”还是“轻视”应该不难判断。我们今天何必还要不顾史实地非要替早已作古的人去“忌讳”呢？更何况，在今天，“轻视”鲁迅在一些人那里已经成了“时髦”了哩。

　　既然为刘文典的学生，也就是《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的作者刘兆吉先生在这同一篇文章中说：“我发现为名人、为长辈、老师写的传记或评传一类的文章，都是树碑立传体。只谈优点，加以颂扬，失掉了真实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白璧微瑕，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那么就说刘文典在当时的那种手势是对鲁迅的“轻视”，就说与刘文典在日本留学期间跟着章太炎学《说文》时鲁迅成绩不好，又如何呢？且不说刘文典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轻视”鲁迅也许是事实，而这对鲁迅又能有什么损害呢？当然，这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是不能说的，可在今天，在这件事上，我想没有必要还要去避讳了吧。

　　对历史人物对历史事件，我们多年来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不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添盐加醋不说，甚至有很多还是颠倒黑白。这还是对那些“次要”的方面，若是“主要”的，更是“后汉只能说前朝”，一句话一个字都不让你说，不，不让你出版。这样做的后果害莫大焉！害得至少为提倡白话做出巨大贡献的胡适在大陆几十年没有得到公正评价不说，不少人还把这罪过迁移至鲁迅头上。真是让人感到莫名的悲哀。

　　我同很多人一样，敬佩刘文典的学识和正义感。但我们一边不能因为他“轻视”鲁迅就说他如何不好，一边也不能因为他敢于顶撞“蒋委员长”就说他不会“轻视”鲁迅，就夸大他的“见识”。
　　　　　　　　　　　　　　　　　　　　　　　　　　　　　　　　　　　 20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