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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这些名号的更改，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经学的变化过程。他一生研治经学，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贡献，并起到了一个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廖平出身于贫困之家，其父曾为地主放牧牛羊，佣工度日，后靠卖茶水为生。廖平自小就参加劳动。一次为茶客沏茶，水污客人衣服，受到呵责，遂感羞耻，颇思自立。他欲读书识字，但家中负担不起学费，于是从河沟捉鱼送给私塾先生为整，并告以自己的求学愿望。先生认为孺子可教，遂得以从师就读。廖平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昼夜勤苦攻，读，曾夜立于庙中神灯下读书。成年后，仍勤学不倦。经过潜心钻研，学业猛进，终于自立成才。

　　同治十M年（1873年）．张之洞简放四川学政。次年举行院试，张之洞对廖平很为赏识，录取为第一，补县学生（即秀才）。光绪二年（1876年），廖平再应科试，正场题“狂”宇，廖平以“用犬”之义解释《论语》“狂涓”之文，以优等食凛蜞，调成都尊经书院肄业深造。廖平早年在家乡接受的是来学那一套，受到张之洞奖掖尤其是进人尊经书院后，师人张之洞。张之洞治学宗文字训贴的乾嘉汉学，廖平受其影响，感到来学空泛无实，不如文字训沽之学，字字有意。于是从喜好宋学，转而博览考据。但是，廖平一生学术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沿着张之洞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张之洞离川后，治经讲个文经学的《公羊》学的王向运主讲尊经书院。松羊》学治经，不斤斤于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主张透过文字之表，去探求其中隐寓着的微言大义，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廖平经常向王运请业，渐受熏陶，又感到文字训沽只不过是经学的枝叶、糟粕，他又从博览考据转向专求大义。自此，廖平一生的学术就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了。光绪五年，廖平中乡试第24名举人。光绪七年，他始注《谷梁春秋》，次年成《谷梁集解纠谬》二卷和《公羊何氏解沽十论》。持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分别两家的异同。廖平认为，经今文学派，尊崇孔子，主《王制》；经古文学派，尊崇周公，主《周礼》，可“同治中国”。两家之分歧，在于礼制，于是著《今古学考》二卷，严于今古之分。其学多为前人未发之论，深造有得之言，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一变。

　　光绪十五年，廖平赴京应礼部春闱，会试成进士，朝考三等，钦点即用知县。他以高堂亲老，不欲远出省外为由，请改教职，部铨龙安府（今四川平武）教授，历署射洪训导，绥定府（今四川达县）教授，任中被劾免职。后继任尊经书院襄校，嘉定（今四川乐山）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等职。在这段时期，廖平在经学观点上，以为《周礼》出于王莽之时，有许多为刘歆迎合王莽之意而作。于是专主今学《王制》为孔子之学，古学《周礼》为刘歆乱之学．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二变。括张之相、梁启超、钱穆在内的知名学者，均认为尽管康有为之书与廖平之书有本质不同，但康有为之书是受廖平之书启发而成，当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张之洞甚至认为康有力为廖平的嫡传弟子，梁启超为再传弟子。

廖平经学第二变实已是以今文经学家的身份，来构建他的经学理论，而他的经学理论不是别的，乃是传统的尊孔尊经理论。但是，在近代社会要讲尊孔尊经，就得讲出一点新名堂。于是，在经学第二变后，廖平又提出大统小统的经学第三变，人学天学的经学第四变，天人大小的经学第五变，用五运六气解《诗》、《易》的经学第六变。所谓小统大统，是说孔子改制有两种，一是适用方三千里的小九州的中国万世法，以《春秋》为经，《王制》为传；一是适用方三万里的大九州的全球万世法，以《尚书为经》、《周礼》为传。所谓人学天学，是说孔子改制不惟有关于人的世界的法则，讲六合以内的人事，见《春秋》、《周礼》；又有讲六合以外天的世界的法则，见《诗》、赐》，《诗》讲神游，灵魂游于六合之外，《易》讲形游，形体游于六合之外。天人大小不过是对小统大统说与人学天学的糅合。所谓五运六气，本是《黄帝内经》中的理论，系医经，廖平以此为孔门《诗》、《易》师说。

　　廖平经学的后来几变，不过是将孔经与孔子从中国的神化推广到全球，再从全球推广到宇宙。究其精神实质而言，殊无可取。但是，廖平在构建其经学理论时，取材又不限于经学。他是用今文经学的方法来建构理论的，而建构中不仅突破了今文经学的界限，同时还突破了整个经学的界限。古今中外，经传诸子史册，诗赋纬道佛堪舆术数，西方地理学天文学宗教等学说，都是廖平用来建构其理论的素材。因此，从廖平经学理论的内容来看，又与传统经学有根本不同。为维护经学，反

　　廖平经学第二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一是尊今，即尊崇今文经学；一是抑古，即贬抑古文经学。尊今的代表作是《知圣篇》，认为松羊》学的素王改制说是经学的微言大义所在，但汉代公羊家只讲孔子为汉制，远未穷尽孔子改制的义蕴。他说孔子改制是垂万世之定制，为中国立万世法，只有这样来理解素王改制说，才算懂得了“知圣”。抑古的代表作是《辟刘篇》（后改名《古学改》），提出古文经学起源于刘歆作伪，西汉哀平之前并无古文今学之说，《史记》、《汉书》关于衷平之前古文经学的材料，都是刘歆及弟子添窜的。

　 廖平此说一反平分古今之论，有许多臆断之论，虽然在学术价值一t远不如平分今古之论。但这一变却通过康有为的影响而在社会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震动。因为廖平在光绪十五年的会试后，应张之洞之召，曾转赴广州。康有为、黄季度同访廖平于广雅书局，竟夕晤谈，廖平向其示以《知圣篇》和《辟刘篇》。之后廖平又访康有为于广州安徽会馆，再次谈论。康有为遂本廖平之论，据《知圣篇》著作了《孔子改制考》，据《辟刘篇》著作了《新学伪经考》。这两部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进行张目并提供了思想基础的书，影响极大，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极大恐慌。虽然康有为一再否认这两部书与廖平有关系，但包而建立了一个不同传统经学的所谓经学体系，这就从反面无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因此，廖平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有重大贡献，而且在整个近代思想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

　　廖平后来在1898年与宋育仁、杨道南、吴之英等人在成都创办《蜀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思想。1911年担任《铁路月刊》主笔，鼓吹“破约保路”。四川军政府成立，受聘任枢密院院长，后长四川国学院及任成都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授课之余仍以治经为终生事业。他一生坎坷，屡遭诬低、夹击，甚至革职查办，先后历经八次打击，但他总是以换而不舍的精神，潜心著述，从不停笔。他一生著述近一百四十部，除经学著作外，兼及医术、堪舆，撰有《四益馆经学丛书》，后又增益为《六译馆丛书》。1932年，为联系出版他的著作，拟亲赴成都，不料走到乐山，忽发大病，随行的儿子廖成励等，马上将他抬回井研，未及抵家，半途卒于河坎场，享年八十一岁。

　　大学者章太炎先生在为廖平所撰写的《清故龙安府教授廖君墓志铭》中云：“以君学不纯德，而行乎纯儒。”“斯心燔经，不可以罪孙卿；虑也劫后，不可以诬高密。廖君之言多扬诩，末流败俗君不与。”章太炎之言，恰如其分。廖平一生治经，脚踏实地，校勘、考据、辨讹是他的特长，而学术观点在晚年虽有不少离奇之处，但在清末民初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氛围中，既无百家争呜，也不能百花齐放，更何况经历的是八次重大打击，其中有的并非是学术问题，而是人际、政治、派别之争，正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 的注脚。文人之气，常常难以承受重压，支撑得过去，从逆境中奋起的人不是很多。而能排除世俗，潜心于学术，能防于扰、抗于扰，最后终成大业者更少。廖平虽一身坎坷，屡遭排低、夹击，而始终心坚骨硬，他应当是学人的良师，治学者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