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先生之学凡数变。早岁从事举业。既问学南海，则治经史及宋、明儒之书，任公自谓生平于训诂、词章外知有学问自兹始，顾于“伪经”“改制”之说实非所甚喜，稍久辄弃去。北游京师，始广读译本地理、历史、政治诸书，交夏穗卿、谭复生、吴季清、铁樵父子，则一时喜谈龚、魏之学，亦涉猎佛教经论。值甲午战败，割台湾、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两，奇辱剧痛所激，乃蹶起为政治运动。戊戌政变，去死一间。既亡命外国，三年之间，奔走南洋、澳洲、夏威夷及港、沪诸地，为实行之革命家。迨由美返日本，思想乃一变。时汤明水好言理财，任公与明水同居须磨，过从最密，以故思想亦趋于同一之途径。归国以后，反帝制、讨复辟及主参加欧战，皆政绩之可纪者，而实于币制、财政致力特勤。欧战后游历各国，归乃一转而为讲学生活，遂以是终其身。
以论任公先生之时代，当同、光间，社会组织与百年以前无大异
，而学术界则为乾、嘉、道、咸以后最衰落之一期。考证之学已盛极
而微，举世所心营目追者惟帖括之业，四子书、五经、《通鉴》、《
文选》之类，熟读之，已足为通人。《目耕斋》三集八股文，由束发
就傅以至登巍科、掇高第，内入词林、外宰百里，皆以是为阶梯。盖
师以是教，弟子以是习，不知帖括以外尚有所谓“学”也。以言当时
之物质环境，则凡铁路、轮船、工厂之属，俱在草创，视诸今日且远
不逮。报纸仅有一外商经营之《申报》，所载如官场新闻、闱墨课艺
等，亦与今之所谓“报纸”异。读书燃油，灯光荧荧如豆，灯下作卷
摺楷字。日东出，月西落，昼夜四时之分，不能尽道其故。如是者为
当时之士大夫。
际此鄙僿怐陋举世昏睡之日，任公独奋然以力学经世为己任。其
涉览之广，衍于新故蜕变之交，殆欲吸收当时之新知识而集于一身，
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
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瞶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
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
量殆皆过之。而任公则自谓其在思想界破坏力不少，而建设则未闻。
凡自加评判之语，见于集中者，以吾所知，同侪及先辈自知之明、自
责之严，鲜有过之者。此则任公之至不可及者已。
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此
书未成，残稿尚在。）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
《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
性。其《历史研究法》则其治史之方法论，而《政治思想史》、《美
文及其历史》、《近三百年学术史》、《佛教史》诸篇，皆为《文化
史》之初稿，如戴东原之《原象》、《原善》、《学礼篇》、（《东
原文集》中《记冕服》、《记爵弁》等十三篇，即《学礼篇》未成之
稿。）《水地记》诸篇，皆《七经小记》之初稿也。戴氏之于《七经
小记》，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经也；任公先生之于《文化史》，
亦朝夕常言之，欲为此以治史。任公先生之于史，犹之秦味经之于《
礼》，旁综九流，无所不赅。惜乎时丁丧乱，而天又夺其寿，虽为文
数百万言，而蕴蓄未宣者当或倍之。迩者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方始，
任公不及参与讨论焉，即此已不可谓非学术界之一损失耳。
任公之为人，款挚而坦易，胸中豁然，无所盖覆。与人言，倾囷
竭廪，恳恳焉，惟虑其不尽。世每称其文字之闳豁通彻，感人特深，
实其性情使然也。其哀时忧国之念，则至老不稍衰。当民国四年，日
本提出廿一条要求；十四年，沪案交涉。诸役文电之留于今者，读之
尚凛凛然有生气。今者国难当前，其艰钜十百倍于曩日，而士气苶然
，即以文字论，亦无复义愤内发、勇迈直前之概。于以知任公之不可
及。斯人也，国之元气，实钟厥躬，今遂不可复见矣。任公既卒，知
友在北平者属余为编辑遗稿，并订定已印诸集。知弗堪任，而卒不克
辞，是殆后死之责矣。任公病中自谓：“吾年得至六十，当删定生平
所为文，使稍稍当意，即以自寿。”盖不知其遂不起也。今年任公而
在，盖六十岁，而乃使余诠次斯集，每欲有所商榷是正，独不能起任
公于九原而问之。乌乎！其可伤也已。
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后死友林志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