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从事编辑生涯后主编的第三种杂志，一出
版立刻风行海内外，常常再版和被翻印，一般销数均在一万份左右（
这在1902年是一个了不起的发行数），好评如潮。且看梁启超自己的
估价：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
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每一册出，内
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清代学
术概论》）这里，梁启超并没有自吹自夸，事情确实如此。
再看看各个时期的著名学者对《新民丛报》的评价。
梁启超的同时代人黄遵宪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
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
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
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
致饮冰主人书》）
二十年代，胡适说：“廿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
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
，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致高一涵
等四人关于《努力周刊》的停刊信，1923年10月9日）按：胡文此处所
指的《甲寅》，是指《甲寅》月刊， 并非是二十年代在北京出版的反
对白话文的《甲寅》周刊。
当代学者戴文葆说：“戊戌维新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广
泛阅读日文书刊报纸，接受福泽谕吉、加滕弘之等的影响，吸收明治
时期新文化，将当时在日本最流行的西方近代学术思潮，通过他主编
的《新民丛报》，热情奔放地转输到国内，对中国传统文化痛加批判
，形成对思想界的强大冲击，唤起许多知识青年‘作新民’的觉悟，
投身到时代的新潮中去。”（《寻觅与审视》，中国华侨出版公司版
第325页）这三位不同时代的学者都对《新民丛报》评价极高， 而黄
遵宪似乎更偏重于文字的魅力，胡适从总体上作出评估，戴文葆则正
确地具体指出了《新民丛报》风行一时的价值所在。
（二）
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逃亡到了日本，在旅日华侨的资助之下，
于1898 年12月23日创刊了旬刊《清议报》，到1901年12月因社址失
火而终刊，历时三年，恰好出满一百期。不久，梁启超于1902年2月8
日创刊了《新民丛报》，1907于年11月终刊，前后历时近六年。《新
民丛报》为半月刊（但一年多后常常脱期），开本等同于今天的三十
二开，每期近六万字，比《时务报》、《清议报》的字数都要多出一
倍。
《新民丛报》的宗旨有三条：1.“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
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
智慧不开，故本报专为此病而药治之”；2.“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
政论为附从”；3.“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益为目的”，
“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
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这三条宗旨，是梁启超到了日本
三年多的时间中，经历思想的裂变而作出的。
1898年12月，当梁启超创刊《清议报》的时候，距戊戌政变发生
不久。六君子死难，康有为和梁启超死里逃生，爱国的忧患意识和亲
友的鲜血，以及个人的遭遇，都促使他们要把政变的详情向天下公布
，并总结教训。因此，《清议报》创刊初期，梁启超在刊物上除了发
表六君子的传记和他们的诗文遗作之外，集中精力撰述了《戊戌政变
记》、《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
法》等文，在这些文章中对慈禧、荣禄等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大声
疾呼兴师勤王讨贼，拥护光绪复位。其后，起义勤王的自立军被张之
洞镇压，唐才常等人遭杀害，梁启超又对张之洞进行猛烈的抨击。到
了创办《新民丛报》的时候，梁启超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是“维新吾
民”，决定“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不再对慈禧等人抨击。可是，却
仍然坚持攻击革命派。
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以后，那时孙中山也在日本，曾派人
与康有为联系，商谈合作，进行革命。孙中山满腔热情，康有为却既
心存偏见，态度也极傲慢，断然拒绝。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在《清议
报》上常常敲打革命派，攻击革命派的激烈言行会导致中国大乱，促
使列强乘机瓜分中国。康梁的政治主张是：先强调“尊皇”，以后又
主张君主立宪。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一直敲打着革
命派，后者非常气愤，所以，当1905年11月革命派的《民报》创刊以
后，立即对康梁的立宪派进行还击，这就发生了我国近代期刊史上的
第一次大论战。这场论战的规模极为广泛，在日本，几乎所有的中国
留学生都卷了进去，阵线分明；在国内也有反映，革命派和立宪派的
期刊壁垒森严。 从1905 年年底到1907年年底，双方的论战持续了二
年。由于清政府并不打算真正实行“新政”，它宣布的“预备立宪”
只是一场骗局，它的虚伪性使原来拥护君主立宪的人都转而倾向革命
，梁启超愈来愈感到论战不利，形势不可逆转，就在1906年7 月的《
新民丛报》的第83期上发表《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向革命派求和
，这次却遭到革命派断然拒绝。由于革命学说已经深入人心，拥护立
宪派的人纷纷转向，《新民丛报》的发行数一落千丈，经济发生困难
。稿源也奇缺，《新民丛报》被认为是清政府的“御用新闻”，撰述
者转向别的杂志投稿。梁启超被视作清政府的“弄臣”，斥为“文妖
”。他灰心丧气，在1907年11月出版第96期以后（《新民丛报》在19
04年2月以后，经常延期出版，因而近六年中出版不到百期）， 就借
口《新民丛报》的上海分社失火而把这个刊物停刊了。
（三）
《新民丛报》后期虽然在与《民报》的论战中日薄西山，成为一
名苟延残喘的侏儒，但它的前期是一位虎虎有生气的巨人，把海内外
的广大知识青年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梁启超虽然在论战中失利，被斥
为“清政府的弄臣”、“文妖”，但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否定他
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巨大功绩。在《民报》出版以前，梁启超主编的三
份期刊《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都对中国的思想界
产生巨大冲击，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发生巨大影响，是
当时最为读者喜爱的期刊，没有别的刊物可以与之相比。在近代史上
，康梁等维新人士（后来是立宪派）在“开发民智”、宣传“西学”
方面的工作，远比革命派做得多。
从维新运动开始，康、梁等维新人士始终主张“去塞求通”、“
广开民智”、宣传“西学”作为富国强民之道。梁启超主编的从《时
务报》到《新民丛报》，也始终贯穿着这一条主线，而且随着梁启超
本人对“西学”修养的加深，在刊物上的宣传也更加深入与系统。戊
戌政变以后，梁启超到了日本，他通过学习日文，广泛涉猎了西方从
古代到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收获很大，思想境界登上一个新台
阶。他这样描述涉猎所得：“畴昔所未见之书，纷触于目；畴昔所未
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
。”（《论学日文之有益》）怎样不“自私”呢？他就在《清议报》
上传播：“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本
馆——按指《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
历》）在《清议报》失火停刊以后，梁启超于《新民丛报》上更加热
情、更加系统地传播西方的学术思想，所以黄遵宪说：“《清议报》
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而
梁启超回顾自己当年在《时务报》上所写的东西，觉得很不满意，十
分肤浅：“今日检阅其旧论，辄欲作呕；覆勘其体例，未尝不汗流浃
背也……。而举国士夫，乃啧啧然目之曰：此新说也，此名著也，呜
呼，伤哉！”（同上引《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
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上，梁启超开始发表他的论文《新民说
》，这是一篇脍炙人口，影响巨大的文字。全文十一万字，共二十节
，从1902年2 月份创刊号开始刊登，持续到1905年刊完。这二十节的
篇目如下：《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之
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
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
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
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
》、《论政治能力》、《论民气》。过去，维新人士鼓吹的“广开民
智”，这是一个显得笼统和一般化的目标；现在，梁启超号召作一名
“新民”，论述作一名“新民”而需要达到的方方面面，这就比较切
实和具体。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对西方的自由、自治、平等、权
利、义务、国家等的思想观念作了广泛的介绍，他号召青年知识分子
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批判封建主义的专制和奴性。不做封建社会的
“顺民”，要做具有近代思想的“新民”。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除连载他的《新民说》以外，还用大
量篇幅直接介绍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说，以及著名的
几百名历史人物。这一大批文章包括《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
、《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新派生物学家小史》、
《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意大
利建国三杰传》、《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政治学学理摭言》
、《格致学沿革考略》、《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等。
《新民丛报》对“西学”的大量热情输入，集中在1902年和1903
年之初。 1903年2月以后，梁启超去美洲游历，到11月才返回日本。
游历期间，梁启超无法兼顾编务，也无暇执笔著述，由蒋智由担任主
编。回来以后，《新民丛报》在宣传“西学”方面篇幅减少，甚至刊
物常常不能按期出版，常常以二期或三期的合刊方式出版，它已经失
去生气，走下坡路了。
除了宣传“西学”，输入西方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让新
鲜空气吹进长期封闭的封建帝国以外，对传统旧文化的批判，也是梁
启超编辑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的主导思想。如果说，在《时
务报》时代，梁启超的笔触主要针对科举制度和批判洋务派等具体问
题上，那么到了《新民丛报》时代，就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思想本质，
触及数千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孔学”了。
康有为与梁启超并称为康梁，但两人的思想在不少方面并不一致
，梁启超就一度主张革命，“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
”（《1912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对于儒家学说，他与康有为
的态度也大不相同，他不赞成康有为大力提倡“孔教”。他在1902年
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学
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于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
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思想不自
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梁启超又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中国学
界之光明，人物之伟大，莫盛于战国，盖思想自由之明效也。”（《
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他指出秦始皇焚百家之语，而思想窒息；汉
武帝独尊儒术，思想又遭窒息，自兹以来，已经二千多年了，他坚决
主张解放思想。梁启超对儒家学说的种种评估，成为十多年后五四时
代“打倒孔家店”的先导。
这样，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破旧立新”——破传统旧文化
，立西方新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一阵飓风，影响之大，他自己
也出乎意外。包括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其他著名人物在内
的一大批人都爱读《新民丛报》，例如，吴玉章在《回忆录》中说：
“1902年，我到威远继续求学。这时，《新民丛报》、《新小说》
都已出版，我非常爱读它们。”（第15页）又如，一位鲁迅研究专
家说“鲁迅的《斯巴达之魂》不仅立意受到梁启超的启发，文中的
一些佳句也与梁著《斯巴达小志》相类”；“鲁迅青年时期爱读
《新民丛报》，十分欣赏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陈漱
渝《〈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
梁启超是一位传媒的天才，他能充分发挥文字的力量来打动读者
。黄遵宪赞扬《新民丛报》文字的信，我们在本文开头已经读到。梁
启超自己也有一段评语：为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
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
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
力焉。”（《清代学术概论》）后人对他自己的估价一致肯定，并认
为他是我国报章文学（或新闻文学）的先驱者。
在刊物的编排上，梁启超也充分发挥他的创造性。他在《新民丛
报》创刊的第一年内先后开辟了二十四个栏目，如《论说》、《学说
》、《时局》、《史传》、《教育》、《学术》、《小说》、《名家
谈丛》、《国闻短评》、《海外汇报》、《海外奇谈》、《绍介名著
》、《新知识之杂货店》等，每期保持十至十五个栏目。文章长短搭
配，软性硬性兼有。所有栏目都为贯彻他的编辑思想——为输入“西
学”服务，比如他在《史传》栏内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
，而在《小说》栏内连载《十五小豪杰》、《新罗马传奇》等作品。
《新民丛报》这种栏目多样、内容包罗万象而又服务于主要编辑思想
的编排格局，从1903年起在日本逐渐形成留学生办刊热潮中出现的刊
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等，莫不受其影响。那时，留
日中国学生办的刊物，都开辟多种栏目，构成真正的、名副其实的“
杂志”，并且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时事政治类刊物的特色。再上溯到《
时务报》，它也是一本以时事政治为主，包括知识小品，人物传记、
文艺等内容的综合性刊物。梁启超说，《时务报》出版“尔后一年间
，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骤十余家，大率面目体裁，
悉仿《时务报》，若唯恐其不肖者然。”（同前引《清议报》第一百
册祝辞）。这就是说：这些后出的杂志，其栏目设置、开本、编排格
式全都极力模仿《时务报》，《时务报》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模式。时
至今日，时事政治刊物常常是综合性的，常常配有知识小品、文艺、
通讯等栏目，这样一种编排，其源盖出于《时务报》，这当然不是它
的复制，而是它的发展与完善。
倘亦与我有同感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