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先生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学家，并是《历史教学》杂志的早期编委。在纪念《历史教学》创刊50周年的时刻，回顾雷海宗在《历史教学》发表的文章，以缅怀他对《历史教学》杂志和历史教学事业的重视和支持，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1952年10月，雷海宗根据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安排，从清华大学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此后不久，就兼任《历史教学》编委。《历史教学》是新中国诞生后，全国创办的第一个专业性史学刊物，雷海宗对之高度重视，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已在《历史教学》发表文章，担任编委后，更积极为刊物撰稿。从1951年8月至1957年7月，他先后在《历史教学》共15期上发表了13篇作品，平均每年占两期以上，数量可谓不少。按发表时间顺序，它们是：《今日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简介》（1951年8月），《近代史上的罗马教》（1951年9月），《有关马克思的两篇文件》（1953年5月），《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一）、（二）、（三）（1953年10、11、12月），《答“容克”两字的含义》（1954年4月），《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1954年5月），《欧洲人的“教名”及一般取名的问题》（1954年9月），《关于公元纪年各种西文名词的意义及中文译名问题》（1956年6月），《关于公元纪年问题的补充说明》（1956年7月），《读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1956年7月），《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1956年8月），《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1957年1月），《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1957年7月）。以下，我们按内容、性质、形式和意义，对这些文章分类做简略的评述和分析。
　　 第一，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和翻译两篇国内尚未刊载过的有关马克思的文件：《达尔文致马克思书》（1873年10月1日）和《恩格斯致索盖书》（1883年3月15日）。
　　 马克思和达尔文是同时代的两位伟人。1849年后，马克思长期在伦敦居住，与达尔文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在基本相同的时间内，各自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马克思显然读过达尔文的作品，达尔文也不可能不知道马克思的名字。然而，两人是否相识?曾否有过往来?这是人们颇感兴趣、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雷海宗在《有关马克思的两篇文件》一文中指出：“自1859年达尔文的第一本经典一出，立刻在英国以及全欧洲，甚至包括美洲，引起翻天覆地的论辩。马克思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论战，他对于论战的发展必定密切注意，所以达尔文在他的心中必定印象很深，然而他们两人似乎向未见过一面。他们只有过一次人与人间的接触。当1873年《人类原始》出版后的两年，《资本论》第二版印出时，马克思曾赠予达尔文一本。达尔文收到赠书后立即写信致谢，这封信是我们今天所仅有的两人之间直接交往的一篇历史文件。” 该信并不长，至今未被选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附录的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雷海宗的译文如下：

　　　　 1873年10月1日
　　　　 阁下：
　　　　 承你惠赠你的大著《资本论》，谢谢！我衷心希望我能更多地了解
　　 政治经济学这一深奥重要的科目，使我更有资格接受你的赠书。虽然我
　　 们所研究的是如此地不同，我相信我们两人都热烈地希望知识领域的扩
　　 展；长久看来，这是一定会增进人类的幸福的。
　　　　　　　　　　　　　　 查理·达尔文

　　 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和达尔文不仅有过交往，而且达尔文认为他和马克思都热烈地希望扩展知识的领域，并确信他们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增进人类的幸福。历史证实了达尔文的这一信念。
至于恩格斯致索盖书，现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索盖（Ｓｏｒｇｅ）之名译为左尔格。该信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第二天写给左尔格的，比较长和重要。雷海宗指出：“马克思逝世后的次日，恩格斯就给索盖去了一封长信，把马克思最后一次生病的前后经过与逝世的情况，详细报告一番，在信中并对马克思在当时工人运动中的枢纽地位，予以透彻的说明，同时在信的末尾对于马克思死后工人运动可能发生的错误路线，他也有一针见血的预见。”此信已全文收入马恩全集（译文与雷译略有不同），不赘述。
　　 以上情况表明，雷海宗主动收集和译出有关马克思的文件，加以较为详细的说明，他是尊敬马克思，重视马克思主义的。
　　 第二，针对美帝国主义和梵蒂冈教廷的反共反华活动，写出系列文章，对罗马教廷和耶稣会的反动面目进行揭露和批判。
　　 从1951年7月到12月，雷海宗在《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的总标题下，连续发表《今日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简介》、《近代史上的罗马教》、《中国近代史上的天主教与梵蒂冈》和《二十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四篇文章。前两篇刊登于《历史教学》第2卷第2、3期；后两篇刊载于1951年11月10、16日和12月14、21日《进步日报》的《史学周刊》第44、45、49、50期上。雷海宗首先对当前的梵蒂冈国、世界罗马教信徒的数量状况和罗马教的传教机构做出总的概述。随后，对近代以来罗马教与耶稣会组织的反动作风、封建剥削方式、与殖民主义侵略相配合的传教活动，以及其反科学的愚民教义的宣传发扬展开论证和批判。接着，再专门对自明清到20世纪40年代，天主教会和梵蒂冈教廷在中国活动中的恶劣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剖析。最后，集中论述了20世纪期间罗马教廷与法西斯的结盟，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靠与勾结，以及最新的反动措施，如1949年公布开除一切共产党员教籍的命令，宣布1950年为“圣年”和规定圣母不只灵魂升天而且肉体升天的信条，等等。
　　 此外，雷海宗还在1951年8月17、24日《大公报》的《史学周刊》第32、33期，发表《耶稣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和《耶稣会的别动队活动》两篇文章，特别对耶稣会的产生经过、根本性质和实际作用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雷海宗的这六篇文章互相配合，浑然一体，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罗马教是人类历史上政治性最浓厚的宗教，今日世界上反共反华反进步的最大的有织组的势力，除美帝国主义外，就是梵蒂冈教廷，而耶稣会由成立到如今都是教廷最顽固的别动队。
　　 第三，关心中学历史教学事业，接连撰文对世界史领域的名词和问题做出简释与解答，对中学世界史教科书发表看法。
　　 直到1952年，雷海宗写过数以百计的文章，但多为学术论文和时论性杂文，自担任《历史教学》编委后，才专门为中学历史教学写出供教学参考的文章与资料。1953年，雷海宗发表《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长文，分三次在《历史教学》当年第10～12期连载。该文分埃及、两河流域、两河流域以外的亚洲西部国家、印度、希腊和罗马六个地区，包括84个名词和问题，涉及世界上古史上这些地区的地理、种族、国家、人物、制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大部分名词解释比较简短，但都概念明确，一语中的，清晰易懂，便于掌握，解决问题，颇为实用。有的问题则做较详细的解说，联系古今中外，既说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又帮助纠正误解和偏见，显示出大学者的真知灼见。
　　 例如，关于“木乃伊”，雷海宗指出，一般人以为“木乃伊”是古代埃及人使用的名词。其实，古代埃及人既无“木乃伊”一词，也无与它意义（指“薰香保存长久的枯尸”）相同的名词。中古时代，阿拉伯人相信由古埃及薰尸中能熬炼出一种蜡质或胶质作为药材使用，遂借用原意“蜡质”的波斯字mumiya（中文音译“木蜜亚”）一词来称这种蜡质和药材，后为欧洲人所援用。后来，“木密亚”这个药名又引申为此药来源的薰尸的名称，最后无人再相信此种江湖药材，“木密亚”始成为埃及薰尸乃至枯尸的专名至今。元代末，中国已知西方这一医药现象，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第3卷中有“木乃伊”一条，系根据半正确半错误的传闻附会写出，但抓住以尸体为药材的环节。“木乃伊”之译音大概是在横亘亚欧两洲多民族多语言的大元帝国中，经过多次转译而发生的对“木蜜亚”的音讹的结果。
　　 又如，在“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条目中，雷海宗提出在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古代文化中心，先后有两个图书馆，并分别说明其被焚毁破坏之经过。特别指出，直到晚近各种欧洲文字的史书都说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是在公元7世纪中期为阿拉伯人征服埃及时所故意焚毁，这是基督教会对伊斯兰教所造的谎言，毫无事实根据。
　　 1954年，雷海宗还对《历史教学》的读者和中学教师提出的关于容克地主和欧洲人取名等问题，在《历史教学》该年第4期和第9期做系统说明和专文解答。前者具有理论和政治意义，后者甚有实用价值。
雷海宗又重视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在《历史教学》1956年第7期刊载《读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一文，认为编写课本，尤其编中学课本，在很多方面比编写专门著作更困难，因为它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三方面都同样有高度的要求。他表扬李纯武主编的《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的显著优点在于思想性强，而在发挥思想性中又能经常注意到科学的严正要求，这表现在通过对于重要历史事实的正确叙述和解释分析，使学生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获得明确的认识。而在艺术性方面，该课本文字描述繁简适中、活现生动，还能适当引用文学材料，加上丰富插图，加强教材的感染力，给予学生形象化的教育。
　　 第四，在掌握渊博学识和贯通古今中外的基础上，对历史教学中常碰到的一些不正确的论断和比较复杂的问题，写出深入浅出的带普及性质的文章，既通俗易懂，又有重要学术价值。
　　 继《简释》之后，雷海宗进一步在《历史教学》1954年4月号专文就世界史领域内流行传抄的四个混乱失真的论断和概念提出商榷。
　　 首先，关于蚕桑业由中国传入欧洲的问题。西方相传，据拜占廷资料中国不准养蚕法外传，波斯的两个基督教传教士受拜占廷皇帝委托，从中国将蚕卵藏于竹筒中偷运出境传入拜占廷。雷海宗指出，中国对养蚕法从不保密，日本及所有远东国家的养蚕业都传自中国。拜占廷如何由中国学得此术，当时中国并未注意及此，中国任何方面不反对外人学习养蚕法，也无人主动向外传播养蚕法。此事在拜占廷恐怕也只有少数人知其内幕，他们编造这个故事，目的在于故作神秘，以抬高蚕桑的地位，并且贼喊捉贼，是“他们学得饲蚕术后，立即定为国家的秘密，禁止外传，以便拜占廷政府可以垄断”。雷海宗的这一看法，受到季羡林的注意，齐思和亦持此说 。
　　 其次，所谓土耳其人阻塞西欧人东方贸易的商路问题。一般西方史书都说，西欧人急于寻求由海洋直通远东的航路，是由于土耳其人征服近中东后，故意阻塞了原有的东方贸易商路。雷海宗按时间先后摆出具体史实，说明实际真相是西欧人开辟新航路后有计划地堵塞阿拉伯人的旧商路，而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一切重开旧路的努力都因西欧人的阻挠而未能成功。他特别指出，西欧各国曾不止一次地歪曲历史，诬蔑伊斯兰国家，商路问题不过是其中流传特广蒙蔽世人特久的一个歪曲例证，我们今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应揭露谬论，予以肃清。
　　 再次，关于“地理大发现”一词。雷海宗认为，“地理发现”一词出自纯欧洲的立场，且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欧洲以外的地方看为发现、开发、剥削的对象。他建议今后在世界史中只用“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一类词句，不能将“地理发现”一词作为世界史中一章一节的题词。
　　 最后，关于“法兰克”、“法兰西”、“佛朗”和“佛朗机人”各词的历史概念。雷海宗对这些名词的拉丁文名、法文名、德文名的含意与演变，阿拉伯人对“法兰克”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以及中国元代、明代与今日对这些词的翻译和用法做出了条分缕析的说明，消除了误会和混淆。
　　 历史离不开年代，而历史上各国纪年就有多种制度、方法和名词。现通用公元纪年，但其中某些名词和计算方法仍存在问题。例如，公元21世纪究竟始于何时?是2000年还是2001年?迄今人们尚有疑问。更麻烦的是“十年”这一单位的名称与计算问题。一般用“几十年代”这一说法。然而，2000—2009年或2001—2010年，2010—2019年或2011—2020年这些“十年”应如何称呼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雷海宗在《历史教学》1956年6月、7月号接连就公元纪年及中文译名撰文说明自己的见解。他以20世纪为例，指出20世纪第一年为1901年，末年为2000年，写20世纪的起迄年代当为1901—2000年；但一般作品为整齐简单都写为1900—2000年，若咬文嚼字，这当然是错误的，可是这已成公认的习惯写法，不必从严改正。至于十年单位问题，雷海宗将英、俄文的有关名词与包括的年数以及中文译名列表排出，加以说明，建议将意为“十年”的英文decade和俄文десятилетие一词译为“旬纪”，与百年单位“世纪”和千年单位“仟纪”取齐，用第一旬纪、第二旬纪等来称每个世纪中1—10年的单位。其他的看法和意见，这里从略。
　　 历史上中外各国使用的历法和基督教的发展及其各支宗派等问题，是历史教学中时常遇到、比较复杂而人们颇感兴趣的问题。1956年8月和1957年1月，雷海宗在《历史教学》发表文章对这些问题做了全面系统而简单明了的阐述和说明。限于篇幅，不赘述。
　　 第五，总结教学和研究心得，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世界史分期问题发表专门的学术论文，提出自己的看法。
　　 雷海宗来南开大学后，主要讲授世界上古史，并编写出《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1957年6月2日，雷海宗根据五年来的讲课心得，按照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结合具体的事实与历史发展，在天津各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讲座会上做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学术报告，并在《历史教学》该年7月号刊登。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迄今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作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是普遍于世界的一个大时代，并非亚洲所特有，可考虑使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
　　 这是雷海宗在《历史教学》刊载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他一生中面向全国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学术论文。
　　 综上所述，雷海宗在解放后主要写关于世界史方面的文章，其中大多数都在《历史教学》发表。通过《历史教学》，雷海宗介绍了当时中国国内尚未公布的关于马克思的文件；揭发批判了梵蒂冈教廷和耶稣会的反动本质；为历史教学，特别是中学历史教学提供教学参考资料，解答疑难问题，纠正混乱不清的概念与论断；并将自己的教学心得和研究成果公之于世，求教于学术界。雷海宗在指导笔者学习写作时，曾说：写文章包括研究内容和表达形式两个方面。最好是深入浅出，即文章内容应有研究深度，而文字表达与文章结构宜简洁清晰，明确易懂，一目了然。若内容复杂，不易一下子说清，则只能深入深出以求其次。若无深刻内容，浅入浅出尚可。最要不得的是浅入深出，内容贫乏，却咬文嚼字，故弄玄虚，借以吓人。雷海宗在《历史教学》发表的文章，是深入浅出的典范。
　　 1957年8月，雷海宗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健康迅速恶化，停止了讲课和在《历史教学》的兼职工作。但他一直关心着《历史教学》的发展，仔细阅读《历史教学》刊登的文章。1962年12月初，雷海宗最后一次去医院看病时，仍对陪伴在旁的笔者说，《历史教学》（该年11月号）最近发表的徐中舒关于《左传》作者与成书年代的文章写得不错。几天后，雷海宗即病重住院，约三星期后逝世。
　　时光流转，万象更新。人类已进入了21世纪。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空前繁荣昌盛。《历史教学》杂志已度过了五十个春秋，为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雷海宗泉下有知，当感到无比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