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名称： 追忆康有为
出版社：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出版日期： 1996-10
国标编号： 7-5043-2915-0/K.48
主编： 沈楚瑾
页数： 513

学者追忆丛书总序 陈平原

　　“追忆逝水年华”，此乃人之常情。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古往今来，多少骚人墨客，为此临风洒泪。其实，不必借山川草木起兴，单是往事如烟，就足以让千古文人感慨叹息。“感慨”不足以尽兴，于是又有了许多落在纸上的“追忆”。

　　对往日风流的追忆，与其说是为了记住历史，不如说是为了展望未来。人们只能记住那些应该记住、或者说希望记住的——包括人和事。作为学者而被追忆，不只是一种历史定位，更意味着进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因为，人们总是以当下的生存处境及需求为支点，借助于与历史对话来获得思想资源与工作方向。

　　选择对话者，其实已经内在地规定了对话的内容、倾向以及情调。选择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作为追忆的对象，或者说邀请其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建设，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基于这些学者自身所独具的魅力；这种魅力，既源于其学术成就，更来自其精神境界——这是较好地体现了古与今、中与西、学术与思想、求是与致用相结合的一代。具体分疏起来，几乎每个人都不可重复：学术思路有异，安身立命之处也不同。只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学术转型中，这些人都曾饱领风骚、独开风气，因而成为时人及后人追忆的对象。并非此前没有同样兼具学者与思想家风范的“大师”，之所以选择康、蔡、章、梁、王等作为追忆的对象，一是因其开创的学术思路及研究范式，对今日中国仍有影响；一是已经有大量追怀文章可供选择，而且其中颇多佳作。两汉隋唐或者宋元明清的大学者，去世后也有绝妙的传记、墓志或祭文出现；但限于体例，此类文章不易体现“真实的人生”。对于被追忆者，不苛求完美无缺，而希望真实可信，这基本上是现代人的思路。这种对“人”、对“文”的新的理解，使得“追忆”不再拘于一格，或庄重，或琐碎；或洒脱，或俏皮；或长篇大论，或三言两语。读单篇文章，感觉或许有点欠缺，因作者并不希望“盖棺论定”，而只是提供一个特定角度的观察。合起来可就大不一样了：正是这些亲切而零碎的描述，得以显示被追忆者生命历程及精神境界的不同侧面。

　　观察的角度不同，再加上立场有异，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与评价，可能天差地别。不作考证与整合，也不追求“方向感”或“一锤定音”，这种众声喧哗的状态，也许正是“追忆”的魅力所在。有心人不难读出不同追忆间的“缝隙”——可能理解歧异，可能回忆失真，但也不排除存心造伪。对于聪明的读者来说，这些文本间的“缝隙”，无疑是意味无穷的。当然也有“众口一辞”的时候，但距离的远近、角度的俯仰、趣味的高低，仍使得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异彩纷呈。不讲“是非”，不断“真伪”，这种编辑思路，似乎过高估计了读者的接受能力；其实不然。为治思想史、学术史的专家提供背景材料，并非这套丛书的主要目的；更希望普通读者能一编在手，悠然会心，领略前辈丰采，往日风流。倘若有由此而对学术研究及文化建设产生兴趣、甚至愿意投身其间的，则编者大喜过望。因此，选文时剔除了许多过分专业化的、需要特别知识准备才能阅读的“准论文”。有专业而不囿于专业，能文章而不只是文章，这便是本丛书选文的基本要求。

　　至于说史实的“是非”与“真伪”，落实到具体文本，并非总是黑白分明。俗话说，水太清则无鱼。一点破绽也没有、经得起专家考证的“追忆”，不能说没有，但因其处处设防，反而阻碍文气的流动。“准确”者未必“生动”，“生动”的又可能不“准确”。兼有史学价值与文学韵味的“追忆”，其实不太好找。只要不过分离奇荒诞，略带一点想象与夸张，想来读者也是宽宏大量的。为了不至于“离题万里”，这里只选录师友、弟子及亲属的文章。关系的亲近，并不能保证其证词句句属实。只是不同于道听途说的“流言”，关系亲近的人之制造“神话”，本身便是一种值得关注的“事件”。其文，因而也就必选，也可读。

1995年6月16日于京西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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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先生以十九岁丧大父。年十八，始游朱九江先生之门，受学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粤中大儒也。其学根柢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最有心得，著书甚富。晚年以为此等著述，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箦之际，悉焚其稿，学者惜焉。先生从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

　　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其间尽读中国之书，而其发明最多者为史学。究心历代掌故，一一考其变迁之迹，得失之林；　下及考据、词章之学，当时风靡一世者，虽不屑屑，然以余事及之，亦往往为时流所莫能及。又九江之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先生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进者，皆以此为鹄焉。既又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以为性理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必探本于灵魂界。遂乃冥心孤往，探求事事物物之本原，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打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相，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其结果也，大有得于佛为一大事出世之旨。以为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所取无所著，而犹现身于世界者，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普度，无有已时。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浩然出出世而入人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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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序
南海康先生传
第一章 时势与人物
第二章 家世及幼年时代
第三章 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第四章 委身国事时代
第五章 教育家之康南海
第六章 宗教家之康南海
第七章 康南海之哲学
第八章 康南海之中国政策
第九章 人物及其价值南海先生传（上编）
第一章 绪言
第二章 家世及幼学时代
第三章 修学时代
第四章 居游著述时代
第五章 上书讲学时代
第六章 维新变法时代
第七章 政变蒙难时代
第八章 遍游各国立党开会时代
第九章 康南海为政治家
第十章 康南海为教育家
第十一章 康南海为宗教家
第十二章 康南海为哲学家
第十三章 结论
跋
南海康先生传
（附）读（南海康先生传》
公祭康南海先生文
公祭康南海先生文
南海康君墓表
康南海先生墓碑文
康有为传
回忆康南海史实
康南海先生轶事
凌霄一士随笔（选录）
康有为先生事迹鳞爪（节录）
康圣人的故事
康南海轶事
南海先生七十寿言
万木草堂忆旧（选录）
康简知名
初游康门
草堂徒侣
草堂学风
轮值书藏
公祭陈曹
辅仁精庐
庆吊定例
讨张弘范
著书被议
妇孺韵语
满城风雨
“万木草堂”回忆
戊戌政变前后之万木草堂（节录）
康有为桂林讲学记
康有为第一次来桂讲学概况（节录）
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节录）
康有为来桂讲学的动因
南海先生四上书杂记
公车上书记序
蜷庐随笔·康有为
康有为向用始末（节录）
康有为构乱始末
中国的维新运动（节录）
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
记南海先生出险事
兴中会革命史要（选录）
三在日本之活动
五保皇党之占领横滨学校
八革命党与保皇党交涉之经过
十 再与康梁等之交涉
革命逸史（选录）
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
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康南海先生的报恩思想（节录）
《康南海先生诗集》跋
戊戌变法侧记（选录）
一三劫后重逢抱头痛哭
二一康有为西湖听昆曲
记康南海
忆康有为先生
近代书家亲炙记·康长素氏（节录）
康南海先生书学异闻记
近代书家述评·康长素
柏岩感旧诗话（选录）
康有为卜居丁家山
康有为在西安
“盗经”风波
康有为在金州
记康有为先生
康有为重来北京的一段轶闻
追忆天游学院
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
我印象中之康有为
康有为的家世和晚年生活
后记

----------------------------------------------------------后记：

后 记

　　康有为大约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最大且最有争议的人物了。第一个为其作传的弟子梁启超恭维他：“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南海康先生传》第一章）而康氏未去世前，却已有“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联语盛传一时，既嵌入“有为”之名，又运用歇后语的方式，取《礼记·中庸》及《论语·宪问》中句，而分别隐去“妖孽”与“贼”，毒骂康有为是“国家将亡必有”的不祥之物，是“老而不死”的害人精。此种截然相反、各趋极端的评价集中于康氏一身，无疑与其性格及经历的传奇色彩大有干系。

　　平心而论，康有为一生应是功大于过，故“妖孽”之说不免意气用事。而生当内忧外患夹击、王朝摇摇欲坠的清末，国家将亡的时势倒确能酿造出震动一世的奇人。其号“长素”，虽自解为“思人无方，行必素位，生平最受用素位之义，故以长素自号”（陆乃翔等《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三章），但世人偏偏只信“长于素王”的谣传，谓其有以“素王”孔子自居之意。而康氏的言行，确也有利于助成此说。因少年时代即“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二章），这一出自弟子之笔的郑重记述，已显示康有为志向远大，所期许之事业亦不在孔子下。康氏自撰年谱，于十九岁之年亦明道：“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因此，“康圣人”的绰号轰传人口，其中虽不无取笑的意味，在康氏本人，则未尝不私心窃喜。

　　“圣人”之行事自然非同寻常。康有为在求学时期的狂傲不逊，尚可以才高识精的常人之情推理之；而其寻找安身立命之所的悟道方法，便显得怪异而不可理喻，难怪“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似乎已离疯人不远。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同有“疯子”之称的章太炎，不被理解几乎是所有“造时势之英雄”的“先时人物”（梁启超语）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正是在这种几近疯狂的玄想方式中，康氏才发见了成为其日后终身信奉不变的思想体系。这些精神的漫游，又都与“圣人”的思绪相沟通。在礼山草堂的初次“绝学捐书”、“静坐养心”，令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次年人西樵山，居白云洞，“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经过此番涤心荡腑，再加以西学的接引，自觉尽采中外之精华的康有为，于是豁然贯通，“自生物之源，人群之合，诸天之界，众星之世，生生色色之故，大小长短之度，有定无定之理，形魂现示之变，安身立命，六通四辟，浩然有得”，因而了悟大同世界终必可至，现下则时时刻刻以救世为己任（见《康南海自编年谱》）。

　　若论救世，康有为可谓躬逢其时。胡思敬称康获闻德占胶州湾后，“拊掌喜曰：‘外祸亟，吾策行矣。’”（《戊戌履霜录·康有为构乱始末》）对国难幸灾乐祸，固然是政敌一方的拟揣、诬指之辞，不足信。而康之出名，确以外患日深为契机，倒也不必讳言。但康氏又并非只是风云际会、趁时而起，作为“先时人物”，他还有见微知著、首开风气的胆识。其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廷，虽貌袭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以关外祖陵崩塌为由，吁请光绪皇帝下诏及时变法，而其实不过是数年来潜心研习所得，一旦而发之。以一名未曾中举的诸生而欲直接奏陈皇帝，又为朝野厌恶的西学鼓吹、张目，其不得达本在意料中，但康氏之为大勇者的品格亦得以显露。“冒死上书”并不是康有为事后的过分渲染，即使是庸人、守旧者口中的“危言耸听”，也还需要胆力方可说出。所谓“甲午款夷后，朝政多苟且。上下皆知其弊，以本朝文禁严，屡兴大狱，无敢轻掉笔墨讥时政者”（同上）——出自胡思敬笔端的记述已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幸好光绪不是昏君，嗣后见康有为第五书中“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也”诸语，心中明白，故不加罪，反大感动，许以“非忠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向用始末》）。于是，康氏施展其平生所学的政治机遇终竟来临。

　　“百日维新”实乃康有为一生最风光的时期。拟奏折，上条陈，备顾问，康有为忙得不亦乐乎；黜旧党，用新人，颁政令，光绪皇帝的砝码也明显移向康氏一边。此时，光绪的命运已与新政融为一体。到头来，为报答“英主”的知遇之恩，也为挽救即将被扼杀的变法事业，康有为又谋划借袁世凯的新军“兵谏逼宫”，迫慈禧完全放弃控制朝政的权力。这虽是一着险棋，却不失为绝处求生的唯一方策。既是宫中密谋，知情者自是越少越好。事后，由于各种因素的牵扰，或夸大其辞，或有意隐瞒，来自政变一方的可能是诬陷，出于流亡一方的可能有别情，使得这一流产的“前政变”成为聚讼纷纭的公案。书中所收张伯桢的《南海康先生传》，以及梁启超的《康有为向用始末》、胡思敬的《康有为构乱始末》、王照的《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基于各人立场之不同——张、梁为康氏弟子，梁、胡二文则从题目上即构成对立，王氏属于维新派中的与康不合者——诸文不仅自多种角度记录了“戊戌新政”的全过程，而且对密诏及兵谏作了不尽一致的陈述。揣摩其间的缝隙，探究历史是如何被叙述的，也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既然有“素王”之称的孔圣人曾以大司寇行摄相事，康有为之企望作王者师、登宰相位，也应该算是亦步亦趋、心迹相同。只是，孔子尽管可封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等诸多头衔，而历代皇帝所承认的“大成至圣先师”名号，毕竟最为人知晓。无独有偶，康有为虽然因倡导变法、力行维新的政治施为而名垂青史，其弟子们却异口同声地礼赞其为大教育家。自梁启超首发“先生能为大政治家与否，吾不敢知；虽然，其为大教育家，则昭昭明甚也”（《南海康先生传》第五章）之论，继而“通力合作”撰写《南海先生传》上编的康门众弟子也沿袭此说，而谓之“先生之为何人物不可定，若其教育之成效已昭昭矣”（第十章）。万木草堂当然不是中国最早一所新式学堂，也比不上宋明讲学家的门人成百上千，然而，其间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过早去世的陈千秋、曹泰不必说，长期追随康有为的门生中，梁启超可算是最知名者，余外如徐勤、麦孟华、欧榘甲、韩文举、罗普、潘博、陈焕章等，也均为近代社会的活跃人物。虽不能完全排除因缘时会的成分，“名师高徒”总有其久经验证的道理。

　　康有为自行创立的草堂学风，诚属新旧杂糅。论授课内容，则“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三章）。最受欢迎且康氏本人最感兴趣的是讲“学术源流”，至今流传下来的几种讲义记录，均出自此课。论说中国古代学术演变时，即援引西方事例，而突出公羊学说，变法思想自然贯穿其中。设置“乐舞”一课，亦合古代礼乐与西方体操为一体，虽取自新式学堂，却又有传统根据。立“学长”，有学生自治之意；建“书藏”，为公共图书馆之雏形；备札记簿，师生间可自由讨论。凡此，均有益于培植学生的才干，开阔治学的思路。“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同上第五章），故而向后虽流离海外，弟子们均患难与共，从之益坚。康氏的讲学风格也令人着迷，从学者于此多有回忆：

　　康师每次讲授，必先标讲题于堂上。届时击鼓三通（编者按：因经书有“入学鼓箧”等说法，故以击鼓集众为行古之道。），学生齐集，分东西鹄立成行。康师至，左右点首，乃升座。学生依次分坐，中为师席，两旁设长桌东西向。……康师讲学不设书本，讲席上惟茶壶茶杯，余无别物。但讲至及半，馆僮必进小食，点心、粉面不等。盖康师娓娓不倦，辄历二三小时，耗气不少，故须食料以补充之。……上堂讲授，历时甚久，而八字着脚，到底仍不懈也。

　　（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草堂学风》）先生每日辄谈一学，高坐堂上，不设书本，而援古证今，诵引传说，原始要终，会通中外，比例而折衷之。讲或半日，滔滔数万言，强记雄辩，如狮子吼，如黄河流，如大禹之导水。闻者挢舌，见者折心，受者即以耳学，已推倒今古矣。

　　（《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章）

　　而善用重锤之法，“大棒大喝”，“或不能受，一见便引退；其能受者，则终身奉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第五章），也是康氏多得杰出弟子的原因。

　　此等风采，直至康有为晚年亦不稍改。逝世前一年，康氏又在上海办天游学院，全始全终地印证了弟子们许以“大教育家”的预言。讲学仍是“始则训勉，继则泛谭，由甲起乙，由乙起丙，以至国际形势，国内变化，几至无所不言。康氏时年六十有九，气壮如少年；每发一问，则滔滔不休”。甚至“志大言大，好高骛远”也一成不变，“晚年讲学，常有盛气”，“处处欲为第一人，若谓其学某似某，则非其所喜”。其著作之整理、出版，万木草堂弟子张伯桢固然出力甚多；而身后遗稿汇刊、年谱续写，则天游学院门人蒋贵麟、任启圣实在功不可没。假如考虑到康有为晚年已为落伍人物，弟子之忠心却数十年不变，其人非有强大的人格魅力，恐不易办到。早期弟子已以“从古教主”之气象比拟之，故康氏门徒有取号超回、轶赐即胜过孔门诸贤的传说；晚年的康有为更是“从心所欲”，直接道破其教主心思，天游学院虽只二十余学生，在康氏口中则好有一比：“耶苏有门徒十二人，尚有一匪徒在内。今其教遍于天下，岂在多乎。”（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而东圣西圣又是此心同、此理同，康氏所追步者其实还是已被尊为孔教教主的孔子。

　　好为人师的康有为，并不满足于万木与天游的坐帐收徒，而更喜欢随处发现人才，充当保护者。由于康氏具有艺术家气质，善书法，喜收藏，对其时崭露头角的年轻画家刘海粟、徐悲鸿，便能慧眼识拔，主动收纳为弟子。与刘海粟的遇合最见康氏性格：在“天马会”的联合画展上，康有为因特别欣赏刘作，即“于人丛中遍讯海粟。会海粟至，便呼海翁，极口称其画之雄桀，引为忘年交，握手纵谈若不足”。不仅邀至家中，出其古今中外绘画藏品使刘氏尽情观赏，并且当面提出“非收你做学生不可”的要求。当刘氏问起“我跟您学什么呢”的时候，康有为也毫不谦让，表示要讲书法，而且果真尽心传授，“教同子弟”。迨模特事件引起军阀孙传芳干涉，康氏担心刘海粟的安全，竟不顾年迈，一日三次赶去美专，劝刘离开（刘庸熙《志存天阁》及刘海粟《忆康有为先生》）。如此输心相待，自能博得弟子辈的终身敬仰。即使政见不同，既有私谊，康氏也便全心爱护。刘海粟的直言敬佩康之政敌孙中山，李可良的坦承其为国民党青岛党部的执行委员（李可良《我印象中之康有为》），虽令康氏失望，政治保护的责任却仍一力担当。与晚年短暂的重温讲学旧梦而得善果相比，1917年的重作冯妇、参与张勋复辟，却在康有为最后的政治生涯中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康氏并非老悖，作错了事的原因多半还在性情。当年与之分道扬镳、加入讨逆军且对其师颇加斥责的梁启超，毕竟最了解康有为，祭文中回首往事，才说得出如下体贴亲切之词：

　　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托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公祭康南海先生文》）

　　端赖梁氏一枝生花妙笔，康有为的“附逆”才不只是其情可恕，更显示出人格的伟岸。谓之“顽固不化”也好，谓之“独立不迁”也好，其定力确令人佩服。治学则标榜“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从政则为始终如一的君主立宪派，无论形势如何变化，康氏总是以不变应万变。比起唯利是图、毫无操守的政客，康有为的不变自有其可爱处，难怪政敌一方对此也不乏美言。后人虽称道孔子是“圣之时者”，而孔丘本人心心念念却只在“吾从周”。“从周”可以复古为变革，也可因好古而守旧，因此，康氏的举止仍可谓圣人作派。

　　而即使只与康有为略有接触的人，对其“好游”之性也必印象深刻。孔、孟的周游列国，“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行踪尚限于九州之内。百日维新失败，被迫流亡海外，倒使得康氏的游历远广于其一心取法的先圣先贤。晚年常用的一方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一作“六”）十万里。”文字中便充盈着自豪之情。即便留居国内，康氏也不喜株守一地。早年的讲学桂林，一半是为广泛传播思想、培植维新人才，一半是爱此地“山水极佳”（《康南海自编年谱》）。归国后，虽仍有强烈的导师意识，可惜当年的如痴如醉、从者如云已是盛况不再，传道成分尽管大为减少，康氏的游兴却一如既往。人集的《康有为在西安）、《康有为在金州》，以及未人集的《康有为在桂林》、《康有为在偃师》，标题已明白展现康氏的足迹所历，南北东西遍布四方。只因乐于走动，故而“狡兔三窟”。除安家上海，有愚园路住宅一所外，康有为又在杭州筑“一天园”、青岛筑“天游园”两座别墅。其中“一天园”选址于西湖边，风景绝佳；青岛则为避暑胜地，崂山风光亦值得留连。康氏最后之逝世青岛，而非寿终正寝于上海家中，也多少有点象征意味。何况，择墓青岛象耳山，本为事先的安排，康氏的青岛之死，竟是有意为其漫游生涯画上完满的句号。

　　“好游”的性格根据是“好奇”。以康有为之不甘平凡，说话总要语惊四座，做事力求惊人之举，其出游沿路自然少不了轶闻故事。早年在桂林，于雷电交加之际游兴大发，登望江亭，“观赏雨景，即指示声浪、光浪、电浪之原理”，又率弟子游山，“沿途各摘花在手”（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正是作意好奇的佳话。而晚年哄传一时的“圣人盗经”，便既有新旧文化斗争的背景，也不能排除个性之累的因素。康氏之初心应该还是出于艺术鉴赏家保护文物的念头，而其刚愎、夸张的做法引起陕西人的反感，则酿成一场不小的风波。如今查考当年这场公案，即使对康有为全无好感的知情人，如本集中收入的马凌甫、刘安国诸文，均证明南宋刊刻的《大藏经》其实并未带走，康氏“盗经”之说乃是经过夸大的误传。而其后人回忆康有为尝有开博物院的设想，大约占有的欲望之中，也还存着一些可嘉许的动机。

　　最后，关于康有为的去世，也颇得孔子“知天命”的精义。身边弟子述其七十寿诞后，即“亲自检理其平生最爱之书籍，及自著稿件等，彻三昼夜不稍息。又周览庭园，于一草一木，皆加意抚摩，有依依之意。语家人曰：‘吾其与上海永别矣，’”至青岛，“越数日草赐寿谢恩折，写未数行，辄痛哭，写竟告家人曰：‘吾事毕矣！吾事毕矣！汝等可珍重此稿。’并印二千份分送同人及故旧。”（麦仲华函）不数日，即去世，而上距其祝寿之日不足一月。能够预知大限，使得康有为之死非同寻常，而充满了神圣意味。

　　如何评价康有为，康氏生前既未有了断，死后至今仍是众说纷纭。其他不论，只此争说功罪，已足够确立其历史显要地位。而评说的困难，也未尝不与康氏本身的诸多矛盾相关联。最称知己的弟子们已有如下经典性的叙述：

　　先生日美戒杀，而日食肉；亦称一夫一妻之公，而以无子立妾；日言男女平等，而家人未行独立；日言人类平等，而好役婢仆；极好西学西器，而礼俗、器物、语言、仪文，皆坚守中国；极美民主政体，而专行君主；注意世界大同，而专事中国：凡此皆若甚相反者。（《南海先生传》上编第十三章）

　　其矛盾性又因身处“过渡时代”及康氏本人的强毅性格而格外突显。评论者站在不同的立场，自然会产生相异的理解，本不足为奇。

　　回忆方面的情况同样如此，主观的好恶使得同一事件的追述可以畸轻畸重，出现多种变形。出于保存史料的目的，本书对与康有为关系亲近或疏远、交好或敌对者的文章，均酌加收录，以利比较、研究，而基本以有过接触为选文的原则。即使只有一面之缘，印象或更纯粹；又因其特殊的角度，如周君适为陈曾寿之婿，阿苏为一十一岁的小孩，观感、文字也自可取。而集合各种人物眼中的康有为影像，当更能接近真人。其外孙女婿李云光，再传弟子李满康虽未尝亲接康氏本人，但所述事实均出自与康关系密切者之口，颇为难得。个别得之传闻的轶事集锦，如吴康、谢兴尧、曾克耑文，因文笔有趣，作者亦与康氏间接有关，为乡里后进或其熟人相识，也便一并录入。

　　所选之文分为五辑：第一辑乃由康有为诸弟子撰写的三篇长传组成。梁启超之作1901年完成，年代最早，且影响最大，故列为首篇。万木草堂众弟子两年后合著的传记，明白说明系对梁作有所不满，“颇以为简略，于是各尊所闻，各述所知”（《跋》），以补前篇之不足。张伯桢所写传最晚出，已在康去世五年后，而因有取材《康南海自编年谱》（截止于1898年）之便，于戊戌变法以前事叙述特详。第二辑编人传记、墓碑文、祭文、回忆、笔记等综述性文字；第三辑专收有关康氏早年讲学活动的记述；第四辑之文以戊戌变法为主体，兼及其前后的政治活动；第五辑则为对康有为晚年讲学、出游与日常生活的忆述。囿于所见不广，大陆以外资料搜集困难，珍贵文献容有漏收，遗憾之处，只得留待日后弥补。若干长文（如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胡思敬《康有为构乱始末》等）原一气排下，故代为分段，所有文章均一律采用新式标点，又以〈〉表示拟改之字，（）表示拟增之字，〔〕表示原文衍字。

　　需要说明的是，因所录文章的作者散处四方，编者闻见有限，未能一一访求，谨请个别遗漏之著作权享有者或版权继承人，通过责编与编者联系，以便奉寄样书及稿酬。

夏晓虹
1995年11月16日于京西蔚秀园

来源：国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