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理论典籍上，批评色彩最明显但火气也最大的当数项穆与康有为。项穆站在明人立场上对苏东坡、米元章的指摘，激烈得出人意外；而康有为以晚清书法巨子的身分，对帖学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他的尚碑意识，虽说也造就了一代书风，要之终觉得大过偏激。理论的能力应该是尽量公正地评判历史功过，因此需要周密的理性思考，只图一时痛快，将异己者一概骂倒，这是不能令人心悦诚服的。特别是此公提出“卑唐”，将有唐数百年名家如云的书法功绩一笔抹杀，以理论家衡之未免有点滑稽。大凡一个有成就的理论家大概也很难成为创作大家。理论需要冷静的逻辑分析，创作需要火．热的激情，理论强调公正而创作必须“偏激”。在古来，象孙过庭、苏东坡这样的双栖人物极为少见。康有为的理论震聋发聩但不是理论应有的姿态，我颇疑心他并无意于做真正的理论家，而是以此为创作服务：代创作立言。因为对北碑一面倒的偏爱正是康有为书风的一大特征——当然他不取方笔杀伐之态，而是在遒劲舒展、外松内紧的摩崖书风方面浸淫良深。以如此的特殊立场视唐碑，在审美趣味上的格格不入是理所当然的。雄强的趣尚和锐意变革书风的决心，使我们想起了此公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戊戌变法”的最初目的，也是希望中国从积弱中走向雄强，当然，作这样的比附也许稍嫌牵强。但以他在政坛的一度叱咤风云而卒遭惨败的情况看，则胸中郁勃不平之气发为书法，该不会去倾心于容貌姣好的赵董一流，怕也是预料之中的。康有为醉心于《石门铭》，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则方圆兼备，软笔羊毫那种特有的粗茁、浑重、厚实效果在他的线条中有很好的体现，迥然有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又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少见枯笔，这是他的别开生面处。至于线条控制带出结构的动荡，非四平八稳者比，亦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之表现。但粗笔时见松散虚空，不够凝敛紧迫，要亦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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