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０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１９３４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１９３５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１９４１年获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６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１９７８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１９９３年３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１９４１）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夫人：彭德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部优秀的传记，不仅要真实地历史地记叙传主丰富而翔实的生平经历，描绘出传主言谈举止的神采风貌；更重要的是要挖掘和展现传主在繁杂曲折的生活经历中所存在的一种精神，一种因传主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变动，由于个人秉赋、文化素质、学识修养、个性品格所形成的精神力量，一种能潜在地支配与制约其思想言动的生命力。《季羡林先生》（张光著作家出版社出版）所揭示的季老贯穿一生的、穿越历史风霜的精神，就是他那坚定不移的爱国精神，就是他那坚韧不拔的忘我的献身学术报效祖国的意志力。
季羡林是一个坚定的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祖国的壮丽山川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他说：“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求学清华时，他加入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政府抗日的请愿行列，还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爱国。赴德留学，“是为了爱国”。就在德国法西斯统治的黑暗岁月里，虽然忍饥挨饿，仍然发奋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吐火鲁文、巴利文，研读梵语佛教经典。当他的博士考试门门得优，毕业论文胜利通过时，他的感受是：“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
季羡林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后，就把爱国精神化成报效祖国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他不断地开创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忘我地献身学术研究以实践爱国报国的志愿。他为归国3年里写了40多篇文章，有13篇学术论文而自觉满意；他又为上世纪50年代前5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而自责，感到愧疚。正是基于学术报国的意志，他在“文革”后期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他每天提心吊胆地进行着：先把原诗译成白话散文，然后反复推敲修改成四行一韵的诗句，历经5个寒暑，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
穿越“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季老语）“文革”岁月，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季老心舒气爽，激情焕发，大展才华，辛勤著述，在学术上接连丰收，硕果累累，“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他的晚年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和层面上取得辉煌成就，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作者写道：“季羡林是一个执着的爱国者，他一生都盼望祖国繁荣富强。”
传记作者善于选择富有内涵和意义的细节或生活情景，加以精细描写，从而真切地展示了季老在亲情、友情、爱情等等多方面的心理活动和情感波澜。季老对母亲那魂牵梦绕、刻骨铭心的怀恋和忆念；他对叔叔婶娘和妻子儿女的浓烈深厚的亲情；他对恩师们：德国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陈寅恪、胡适、汤用彤等教授前辈的由衷钦敬和缅怀，永生不忘师长的教诲与知遇之恩的无限深情；都在作者的着意描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动人心弦。作者还以温情委婉的笔调，描述了季羡林留学德国时，同一位金发碧眼、姿容美丽的德国姑娘伊姆加德的深切恋情。他们并肩散步，笑语温馨。但是，季羡林想到远在祖国的妻子儿女，经过痛苦的内心冲突作出抉择：为着不伤害别人，只好克服自己，“让正在燃烧的爱情之火熄灭”。然而，直到耄耋之年，季老还在深深地追思忆念这位异国恋人。
季老在黑暗残酷、泯灭人性的“文革”时代的心路历程，由于作者真实确切的精细刻画而特别震撼人心。“文革”十年，他从拥护、迷惑到醒悟，从旁观逍遥到挨批斗，遭毒打，接受血的洗礼，内心充满复杂的矛盾与痛苦，最终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关进“牛棚”。他感到“被开除了‘人籍'”，“自我感觉是：非人非鬼，亦人亦鬼”。他不堪忍受那残暴的批斗与羞辱，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决意自杀。他反复思索种种自杀方式，最终选定吃安眠药死。正当他要实施自杀时，突然被揪去批斗，狠打暴踢，鲜血流淌，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不想自杀了”，“还是活下去吧”。他决意忍辱偷生，坚持自己的信念。于是，为着适应不断的批斗，他竟然想出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进行“批斗锻炼”：“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泪为止”。季老后来写道：“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然而，这种被逼无奈的痛苦锻炼，正显示了季老的坚韧不屈的意志和忍辱自强的精神。季老说：“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我的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的这面心镜，可以使人们认识社会，看清历史和人生。
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实作者所写的季老正是这样的品德崇高、个性坚毅的人。
季老是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但是绝没有半点架子和派头。他的性格平和、宽厚、朴实。作者写道：“季羡林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他衣着朴素，总是穿着一身洗旧了的卡其布中山装，以致来报到的新生误认他是老校工，让他代为照看行李。他安详恬静，从不疾言厉色，“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他总是以平和博爱的胸怀，真诚丰富的感情待人对物。他喜爱动物花草，甚至“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他宽容和谅解了“文革”中痛打和折磨过自己的人，不记仇，不报复，而且自我反思道：在当时那种气氛中，每个人都“异化”为“非人”，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还相信“文革”的正确性，“焉敢苛求于别人呢？”他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赢得了众人的钦敬。
季老一生的心思只在学问上，执着地追求学术创新。在学术园地里，他埋头苦干，辛勤耕耘，总是每天清早4点起床，伏案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上世纪90年代里，在3位亲人接连病逝，自己疾病缠身的夹击下，发愤著作，完成了《糖史》等3部开创性的文化巨著，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
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会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化在季老身上。所以，他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来源：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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