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25日，中国社科院为“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110周年诞辰举行纪念大会。这位百年中国文化史之第二代中坚者，以毫无杂质的赤子之心，孤往的精神和杰出成就，给予我们诸多回忆——晚年“变身”之谜，以及穿越时空的“传奇、迷雾”般的往事。

　　据新京报报道 25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内，举行哲学大师金岳霖教授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其侄孙来京，将首次澄清其祖籍地为浙江诸暨，而非湖南长沙。

　　金岳霖是我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第一批院士。百年中国文化史分为五代，胡适、金岳霖、冯友兰、陈寅恪等为第二代之中坚，钱钟书、费孝通等为第三代之重镇。（毛学文）

　　金岳霖（1895—1984），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浙江诸暨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4年考取官费留学生。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1年到英国学习。1925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只凭三本著作，林岳霖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其中《知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金岳霖

　　一代大师毫无杂质的赤子之心

　　中国哲学和逻辑学界有金岳霖这位当代的大智者，实在是一大幸事。金岳霖的一生，是复杂的也是单纯的，是传奇的也是寂寞的。今年是金老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我们是怀着景仰的心情作这篇文章的，不敢辜负“大师”这个字眼，希望能够籍此表达对金岳霖先生的怀念与纪念。

　　●孤往精神和杰出成就

　　金岳霖早年是学商业和政治学的，可能这些学问对他的智力不构成任何挑战，所以他对这些“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几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跟进去和他们争论。从此，金岳霖开始对逻辑产生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T.H.格林著作时，他说他才头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之后他对哲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张申府这番话严格地说来也是并不虚妄的。大概可以说，20年代金先生归国后，哲学界人物中像金先生那样对西方哲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并能作出世界水平的研究成绩，是前所未有的。

　　华东师大哲学系杨国荣教授是系统研究金岳霖哲学体系的专家，他将金岳霖放到整个中国近代“新实在论”的发展史中来考察，他指出：“中国近代新实在论的另一重镇是金岳霖。但与冯友兰以人生哲学为目标构建新理学不同，金岳霖的注重点更多地指向认识论与方法论，其理论与新实在论有亲近的一面，也有与之相出入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金岳霖的理论建树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逻辑终结。”

　　金岳霖最终还是没法摆脱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只能作为他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而中国的那些近乎不可言说的形而上学则总是让他不能忘怀，他野心勃勃地要进入“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上去”，要学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对道家哲学的新开拓方面，还没有一个近现代思想家比他走得更远。

　　●老顽童的赤子之心

　　青年批评家王晓渔眼中的金岳霖是个孩子气很重的人，他说：“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

　　金岳霖生前经常做一些有趣的事，他有时居然会把自己的名字忘记。有一回他给陶孟和打电话，陶家的佣人问：“您哪位？”他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又不好意思说忘记了，只好说：“你不要管，请陶先生接电话就行了。”但那个佣人说不行，他便又请求了两三次，还是不行。于是他跑去问给他拉洋车的王喜，谁想王喜也说不知道。他急了，问：“你有没有听别人说过？”王喜这才想起：“我听见人家都叫金博士。”阿弥陀佛，原来姓“金”！

　　金岳霖非常受学生欢迎，因为他最“好玩”。在西南联大，有一回学生请他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他就去讲，讲完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小说与哲学没有关系。

　　金岳霖的身上有一股赤子之心，如果没有对哲学和逻辑学心无旁骛的研究激情，他不可能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如此之深；要是没有对真理的认同感，对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他也不可能在解放后如此坚决地彻底批判自己的哲学体系，将自己三四十年代的思想信仰推翻重来。和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相比，金岳霖是最特殊的一个。他的哲学体系几乎不涉及历史和人，他总是热衷于哲学命题的逻辑分析，有时不免给人极其枯燥晦涩的印象。在这个他所构建起来的庞大哲学体系中，金岳霖广泛讨论了时空、因果等“天道”问题，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不得不提的林徽因

　　真正懂得爱情的是金先生，他对林徽因的痴恋才叫“三洲人士共惊闻”。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

　　汪曾祺在他《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讲道：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他终生未娶，爱了林徽因一生。

　　●一些片段的回忆

　　金岳霖学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他随便得很，教授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他有时候在讲坛上走来走去，这个不说了，有时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他还有个特点，他不写字，很少在黑板上写字，也带支粉笔，不过没什么用。”

　　书法家欧阳中石：“他是我崇拜的偶像。他语言很少，很木讷，但给人印像不见得不深刻。像给你介绍个人，‘他’，‘他’，好像是经过了一番思索，称他先生呢，还是称他同志呢，想了半天，‘先生吧’，这才说出来，可见他是经过了好几个思索才落定个先生上，其实这个没有动作，没有内容，可是就是他这么一迟钝，反而觉得大有文章。”

　　作家汪曾祺：“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人民网 王丹）

　　穿越时空的 有传奇还有迷雾

　　从1984年7月开始，90高龄的金岳霖身体状况已如风雨中飘摇的小舟，他开始腹泻、发烧、咳嗽，痰有时堵在喉咙里下不来，3个月后，他在自己的寓所里与世长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汝信先生在回忆自己去为金岳霖先生送行的那一幕时，仍然不能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我和哲学所其他同志一起帮着把他的遗体抬上担架，这才发现他离去时穿的竟是一套破旧的内衣，在悲痛中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这位老人一生既单纯又复杂，他早年在哲学上的孤往精神和杰出成就曾经让一代人为之景仰，但他晚年一百八十度的思想转变也颇为后来者所诟病。今年的7月14日是金岳霖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这里根据的是“民国”版《暨阳灵泉金氏宗谱》，与另一说8月26日略有不同），在此之际，回顾这位睿智老人不平凡的人生和思路历程，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仍有着不寻常的启发意义。

　　晚年金岳霖“变身”之谜

　　在金岳霖那里，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只是作为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才能让他感到“情感上的满足”。

　　晚年的金岳霖一度让许纪霖教授看不懂。一个书斋里满足于抽象概念的辨析和逻辑演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怎么忽然就变得这样激进？不仅在各种批判会上做“深刻”的自我批评，而且频繁出现在各种批判胡适、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会议上，乃至他终生崇敬的罗素，也要为某种政治需要，而和他划清界限。老母鸡变鸭，这和早年那个冷静地对他的弟子殷海光说出“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这番高论的金岳霖似乎完全不同了，这真是一个迷雾重重的疑团。

　　金岳霖是寂寞的。他自己的得意之作《论道》出版后虽然得了个中国学术著作二等奖，但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大的兴趣，这让他非常失望。在和弟子冯契的一次对话中，金岳霖显得牢骚满腹：“《论道》这本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反应也没有。没有评论，也没有人骂！”

　　虽然在湖南饭店里有谈不尽的话题，但他从来没有办法让他的朋友们懂得他的哲学。至于林徽因，她眼中的金岳霖恐怕更多的是那个在他们夫妇吵架时以冷静的逻辑分析来给他们劝架的老金，那个每天早上让厨师做好新鲜的面包然后给她送去的风度翩翩的绅士。

　　相对于这些生活中的朋友，金岳霖也许更需要的是哲学上的对话者和同好，这可以部分解释他为什么在解放后那么积极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罗岗对国内某些批判金岳霖晚年思想转变的学者提出了质疑。他认为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救亡图存的理念在，面对旧中国的民族危机，每一个热血青年都不能为之释怀，面对新中国的成立当然有种自豪感、认同感，甚至油然而生一种感激和为之报效之情，所以不能简单化地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这是个非常复杂的思想变化过程。早在他的弟子冯契秘密参加地下党的工作去前方抗日时，金岳霖就非常赞赏他的行动，连声说好。1939年，冯契回到昆明，金岳霖一见到他，就迫不急待地邀请他到自己的寓所去聊聊天。当冯契说起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如何勇敢，如何英勇杀敌时，金岳霖非常高兴，称赞八路军和游击队能征善战，对他们很有好感，并且说出了一句很能代表这一辈知识分子思想的话来：“我们这一代人，一直担心中国要被瓜分，要亡国；能把日本鬼子打败，中国就有希望了。”

　　从他的哲学体系来看，也很有些外道内儒的意思，总是希望能将自己的哲学经世济用。在《对于政治，我是一个“辩证的矛盾”》一文中，金岳霖自述自己一方面对政治毫无兴趣，另一方面则是他对政治的兴趣非常之大，这种矛盾其实一直贯穿于他的一生之中。

　　王晓渔的看法是希望不要将金岳霖的个案抽象地、脱离历史地看待，他说：“金岳霖的书生本色非常难得，但是在一个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的‘大时代’，书生意气又使他不免留下一些在后人看来有些‘幼稚’的行为和言论。今天，与其苛责哲学家的‘幼稚病’，不如反思那个‘顽童’也无法保持本真状态的时代。”金岳霖的思想变化有他自身的因素在，但也不能排除时代的烙印，这不仅是金岳霖先生一个人的悲剧，也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这位曾经被誉为“中国哲学界第一人”的一代哲学巨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作为一代宗师，他留下的不仅有三部极有分量的学术经典（《逻辑》、《论道》和《知识论》），而且培养了包括王浩、冯契、沈有鼎、殷海光在内的一大批大师级的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

　　8月25至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民盟中央等单位将在北京共同举办纪念金岳霖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缅怀和反思这位学术大师的学术生涯，这一定是重新理解金岳霖这个复杂人物的一个良好的契机。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金岳霖早年是学商业和政治学的，可能这些学问对他的智力不构成任何挑战，所以他对这些“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一次他和张奚若、秦丽莲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几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事吵了起来，这三个人居然也跟进去和他们争论。从此，金岳霖开始对逻辑产生兴趣。当阅读到新黑格尔主义的哲学家T.H.格林著作时，他说他才头一次感到情感上的欣赏和认同，从此之后他对哲学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但真正让金岳霖感到震撼的，还是休谟的经验主义哲学著作。1922年，金岳霖来到伦敦继续深造，在英国的那三个月，金岳霖将所有时间都集中在阅读休谟的著作上。

　　套用形式逻辑的术语，休谟的出现只是金岳霖改行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金岳霖成为后来的金岳霖，说起来还有一点偶然。金岳霖回国后在清华任教，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原来教逻辑，后来因事不教了，可能是对金岳霖的逻辑思辩能力有一种感性的信任，他推荐金岳霖来代替他的位置。这使从来没有系统学过和教过逻辑学的金岳霖只能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来做这桩苦差事。

　　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门学科。深入的研究使他对休谟的经验主义批判尤为切中肯綮。休谟认为归纳法在逻辑上无解，因为归纳的前提总是关于以往的事实，而结论则指向将来，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他对归纳法采取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在这方面，金岳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回答：无论将来如何，都不会推翻以往，因为特例一旦发生，它就不再是未来的事了。而这种特例推翻的，也只是归纳的具体结论，而非归纳的原则，他的这种论证方法，和逻辑实证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华东师大哲学系杨国荣教授是系统研究金岳霖哲学体系的专家，他将金岳霖放到整个中国近代“新实在论”的发展史中来考察，他指出：“中国近代新实在论的另一重镇是金岳霖。但与冯友兰以人生哲学为目标构建新理学不同，金岳霖的注重点更多地指向认识论与方法论，其理论与新实在论有亲近的一面，也有与之相出入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金岳霖的理论建树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逻辑终结。”

　　金岳霖最终还是没法摆脱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只能作为他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却无法成为他的哲学起点，让他感到“情感上的满足”。而中国的那些近乎不可言说的形而上学则总是让他不能忘怀，他野心勃勃地要进入“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上去”，要学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对道家哲学的新开拓方面，还没有一个近现代思想家比他走得更远。

　　华东师大中文系青年学者罗岗认为，当下的中国学者不是服膺于西学，就是以传统相标榜，已经很少有老一辈学者中那种中学西学兼容并蓄的学术态度和学术方法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纪念金岳霖先生，更应该深入学习金岳霖先生的这种治学之道。

　　附：金岳霖年表

　　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

　　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

　　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1年，到英国学习，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

　　19261929年，清华聘请金岳霖讲授逻辑学。秋，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36年，《逻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

　　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金岳霖任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

　　1940年，《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评选二等奖；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50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任系主任；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成立，金岳霖任学部委员。9月底，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

　　1965年，《罗素哲学批判》一书完稿；

　　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金岳霖同志从事哲学、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五十六周年庆祝会”；

　　1983年，《知识论》一书时隔40余年，终于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1984年，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岁。

　　金岳霖：老顽童和他的“湖南饭店”

　　青年批评家王晓渔眼中的金岳霖是个孩子气很重的人，他说：“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这种看法基本上代表了人们对金岳霖的印象。

　　金岳霖生前好友陈公惠记得金先生在国外的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天，金岳霖在返回宿舍的路上偶遇房东太太，心情可能并不是太好，房东太太是个细心人，她发现了他的脸色有些不愉快的意思，就问他：“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金岳霖就顺水推舟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一溜烟跑到湖边去，这可把房东太太给吓坏了，忙找人来劝他不要想不开，而金岳霖却乐得哈哈大笑。

　　金岳霖的身上有一股赤子之心，如果没有对哲学和逻辑学心无旁骛的研究激情，他不可能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如此之深；要是没有对真理的认同感，对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他也不可能在解放后如此坚决地彻底批判自己的哲学体系，将自己三四十年代的思想信仰推翻重来。和他同时代的哲学家相比，金岳霖是最特殊的一个。他的哲学体系几乎不涉及历史和人，他总是热衷于哲学命题的逻辑分析，有时不免给人极其枯燥晦涩的印象。在这个他所构建起来的庞大哲学体系中，金岳霖广泛讨论了时空、因果等“天道”问题，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上世纪30年代他在自己的寓所里，苦思冥想，在抽象的思想海洋中自得其乐，有时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在云南成立了西南联大，金岳霖也南迁昆明，当时他就住在昆华师范学校（原来学校里的师生都已经遣散下乡了）一幢学生宿舍楼里。金岳霖治学有个习惯，每周不去上课的三天时间，他都埋头于学问，概不见客，这一习惯雷打不动。

　　1938年9月28日，日本敌机空袭云南，空袭警报拉响后，只有金岳霖因为在书斋里苦读而没有理会，结果几枚炸弹就在金岳霖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也算是金先生命大，当他被炸弹惊醒，从楼里跑出来，前后两幢楼已经不复存在，地上一片狼藉，而他竟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看来金岳霖先生的住所还是个比较危险的地方，不过由于他的好客，他的天真烂漫，他的朋友在周末总喜欢到他家里来饮茶清谈，使这里成了一个很出名的知识分子沙龙———被熟人戏称为“湖南饭店”，大概是取湖南人的饭馆热火朝天的意思罢了。

　　每到星期六，他的住所里就热闹非凡，张奚若、陶孟和在这里讲政治，书画好手邓叔存会带上他的一两幅作品来与朋友们共享，金岳霖也比较识趣，不在这里讲他那些“倒朋友胃口”的道、式、能等抽象概念，而总是喜欢把话题引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喜欢的建筑或者文学、书画上来，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要“投其所好”而“出此下策”，还是他真的也对建筑很感兴趣，反正在他现存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是谈到建筑的。（东方早报 河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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