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先生通过翻译《资本论》，形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历史研究，需要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形态。

　　外老经过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西方古代的希腊不同。在希腊是由家族而私有财产而国家，最后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中国古代则是由家族而国家，国家混合于家族。古希腊是冲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的革命路径，而中国古代则是旧的拖住新的，即保留氏族制度的维新路径。

　　外老把法典化当作判断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主要标准。他将封建社会的诞生定在战国至秦汉之际。关于法典化问题，我曾在《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做专文加以评论，这里从略。

　　外老认为从秦统一六国到晚清是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形成、发展与衰落时期。他通过土地与生产力结合的方式，提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的鲜明论点，具体地讲，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私有的法律观念的缺乏”。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实质是皇族所有。他认为明代嘉靖、万历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解体过程中，逐渐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外老作了其中有不同阶层的论断，而农民战争则贯串于封建社会的全过程，前期主要表现为争取人身权，而后期则表现为对于土地的要求。

　　笔者认为，外老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是创造性的，不是教条主义的。在社会史研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就对社会经济形态作了深入研究，各有特色。因此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这不是事实。而且，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史的核心，并不是其他，这个论断也值得肯定。

　　对于社会史的全面研究，除去其经济基础外，必须研究它的上层建筑，特别是社会思想史。为此，外庐先生等取得了很大成就。

　　外老认为，如果要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把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的具体背景中，将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否则，对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会流于表面化。

　　外老将从西周到春秋战国的思想史看作中国奴隶社会国民阶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认为它经历了由官府贵族之学到邹鲁缙绅之学、再到战国并鸣之学。关于中国封建社会思想的研究，外老认为是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并存。

　　外老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论，如果用一句话表述，就是：社会历史的演进与社会思潮的发展是一致的。他强调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从哪里开始。例如，西周的官学、春秋时代的缙绅之学、战国时代的诸子并鸣之学、西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以及近代的各种社会思潮，都和中国历史自身的演进相联系着。他说：“因此，我的具体方法是，在研究社会史的基础上，注重对社会思潮作比较全面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

　　学人们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最重要的创见，在这方面外老做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我们学习。

　　侯外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一生，充满艰难曲折。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艰苦奋斗，有热烈追求，也有不被理解、被误解乃至曲解的时候，但他始终坚持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今天，外老治社会史、思想史的理论和方法论遗产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其中的科学精神与独立见解，需要继承、发扬。因此，纪念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是人文学术界一件重要的事。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11月20日

来源：中国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