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大家纪念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百年诞辰。追思侯先生，最容易想到的，自然是他编著的巨作《中国思想通史》。这部书纵贯古今，规模宏远，对中国学术思想研究有重要贡献，是国内外学术界，包括不同意侯先生理论观点的人，都一致认可的。《中国思想通史》有若干核心篇章，突出体现了侯先生独特的识见和创新，关于明清之际的部分是其明显例证。

　　侯先生注意到明清间思想变迁的研究，其肇端甚早。他最初发表的思想史专著之一，就是论述王夫之的《船山学案》。可惜由于当时历史条件，这一著作流传未广。随后，他自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大家出发，写出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直讲到章太炎、王国维。后来他认为书内后半应分开另编，把明清间的前半抽出，充实修改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最后列作《中国思想通史》的第五卷。

　　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思想通史》中分出单独的一卷，实在是含有深意的。前些时候，我在西北大学“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到侯先生研究历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即要从思想史来研究社会史。对古代社会的考察，不能只从经济、政治等方面着手，还应从思想方面研究和切入，这个论点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的辩证关系。侯先生重视研究明清之际的思想史，正是要由此深入认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通过分析明清间他所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学说论作，来探讨中国传统社会怎样在走向衰亡中孕育了新的因素。

　　《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他这方面的早期代表作。到50年代末，他把主要精力用来主持编写《中国思想通史》唐宋元明部分，即第四卷，但对明清之际仍从未忘怀。第四卷下册的一大半，其实是这方面的扩大补充。

　　作为他晚年对这段历史研究的纲领的，是他那时应苏联《哲学问题》邀请写的论文《十六七世纪中国进步哲学思潮概述》。细读此文，不难看出他的研究比之早年提高了很大的一个阶段。

　　为了加强有关学术思想的研究，侯外庐先生曾指导我们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当时称“组”）做过许多准备工作，包括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比如将何心隐的孤本著作《爨桐集》标点出版为《何心隐集》，将陈乾初的抄本文集摘编为《陈确哲学选集》等等。还有些在计划中的，因情况变化而未能完成，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侯外庐先生首倡方以智的研究，影响至为深远，可是《方以智全集》的整理工作被“文革”打断，后来迭经起伏，迄今仍在进行中，只是我们原来参加工作的几位都不能亲手去做了。

　　在庐先生论述方以智以前，历史学界对方氏的研究极少，只有容肇祖先生在《岭南学报》上有篇文章。连方以智受清廷迫害致死一事，都几乎无人知道。经过侯先生对其生平思想的阐扬，方以智在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才为学者习知。现在各种著作谈到明清间思想家，常以方氏同顾、黄、王并举，由此可见侯先生的工作对明清之际学术研究起了怎样的推进作用。

　　在“文革”降临的前夕，侯先生对明清之际思想的深入研究正在继续之中。那几年，他重新讨论了李卓吾，扩而广之，及于《明儒学案》里《泰州学案》有关的种种人物。除上面提到过的何心隐外，他还要我寻读罗汝芳的著作，但觉得其进步思想殊不明显，没有给予多高的评价。最末，他关注到与泰州一派很有关系的汤显祖，撰写了一系列研究论文，汇为《论汤显祖剧作四种》出版，没想到成为他在“文革”中遭受批斗的一大罪状。

　　我们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的工作，经常听到侯先生讲说明清之际这一“天崩地解”的时代，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读了明代嘉（靖）隆（庆）以后丰富多彩的作品之后，感到这个历史时期有如未经探测的神秘海洋，不知有多少问题等待我们去决疑发复。前几年我在小文中回忆杨超先生，他也是对明清之际极有兴趣的，并且实地做了许多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传来一件出人意外的消息，从未有人知晓的泰州学派颜钧的著作《颜山农先生遗集》竟然完整存在。经黄宣民先生整理标点，于1996年以《颜钧集》为题印行。我为此书写序，特别纪念了侯先生和杨超先生。黄宣民先生对泰州学派做了不少研究，继承了侯先生的流风余韵，然而他也在不久前过世，使人思之黯然。

　　近来很多学者从事20世纪学术史的研究，希望能就侯外庐先生对明清之际思想史的探索详加研讨，一定会对今后的有关研究大有裨益。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