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是著名的思想史学者，他主编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总结几千年思想遗产的巨著”。但是，当有人提及侯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时，他却诚恳地说：从《资本论》吸取的营养，一生受用不尽。有人说我以翻译《资本论》起家，其实是《资本论》永远引导着我前进。
　　侯外庐翻译《资本论》，还与革命先驱李大钊有些关系。上世纪20年代初，侯外庐在北京同时读两个大学：北京法政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法政大学攻读的是法律，师范大学修研历史，在这里，他认识了李大钊。认识李大钊是由侯外庐的朋友高君宇介绍的。后来侯外庐记述了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他（李大钊）对我们几个年轻人很热情，既谈思想，又谈学术。我向他讨教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和对各种理论的见解，他都一一作答。与大钊同志的接触，使我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开始以更高的自觉性和更大的热情参加学生运动。从他那里感染到对理论的浓郁兴趣，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力。”
　　认识李大钊之后，侯外庐就常向李大钊借一些外界不大能见到的书籍。此时的侯外庐，阅读广泛，对各派学说都努力涉猎，希图从中寻出济世救国的思想、理论。但是，当时马克思主义原著及译本极难见到，就连李大钊当时借给侯外庐的，也只是布哈林所著《唯物史观》的英译本，以及罗莎·卢森堡等人的著作，这在当时也属不可多得。
　　1926年，为呼应南方革命形势，侯外庐与几位朋友想独立办一个刊物。但等付印时，却凑不齐印刷费。侯外庐去向李大钊求援，李大钊当时也不宽裕，他转向邻近的李石曾借了一笔钱交给侯外庐。这笔钱援助了这几位热血青年，使他们编辑的秘密刊物《下层》终得以问世。
　　由于《下层》显而易见的色彩和立场，当时的军阀政府立即下令取缔。这年冬天，侯外庐为还借款，在北京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与李大钊见面。侯外庐向李大钊介绍了《下层》发行后的反映和被查禁的情况。李大钊说，刊物即使被查禁，也是一场胜利。李大钊还鼓励侯外庐参加国民党组织，希望为它做一些实际工作。侯外庐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李大钊谈到自己对理论很有兴趣，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他表达出自己的一个心愿：想翻译一点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这样一则可使自己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二则可以为国内广大探求真理的读者提供营养。这个想法得到李大钊的赞同。
　　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很难实现。因为侯外庐在北京几年也未找到一本马克思的原著，更遑论翻译了。接下来，时局骤变，张作霖对进步人士大肆搜捕。侯外庐因为接触过李大钊，主编过《下层》刊物，也被列入黑名单中。面临逮捕危险的朋友各奔前程，侯外庐也决定取道苏联，赴法国勤工俭学。
　　为进入苏联，侯外庐在哈尔滨等候签证达半年之久。在这里，他出乎意料地在街头书摊发现了英文版和日文版的《资本论》，如获至宝，立即买了下来。回到旅馆，他天天使劲钻研，由此，他甚至为自己规定了赴法的使命———学习德文，从原著直接翻译《资本论》。
　　 也就在这段时间，传来了李大钊同志被北洋军阀政府杀害的噩耗，悲愤之余，侯外庐更坚定信心，发誓要译出《资本论》，以此祭李大钊同志英灵，“以酬他对我的蒙师之教”。
　　到了法国之后，侯外庐一面在巴黎大学听布克莱教授讲“唯物史观”，一面从字母开始学习德文。其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自修钻研《资本论》。
　　但是，侯外庐几乎没有经济来源，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此久留。为了珍惜这里的“自由空气”，他充分地利用着每一天时间。据侯外庐后来回忆：“那时候，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几乎足不出户。”巴黎是世界文化荟萃之都，可侯外庐在此三年，竟然一次也没去参观过卢浮宫、凡尔赛等名胜，连埃菲尔铁塔也只是远望，无暇登临。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资本论》工作之中。
　　到法国一年之后，经过充分研读准备的侯外庐，开始试译这部伟大的社会科学著作。当时侯外庐所依的蓝本，是《资本论》德文第四版。为了译得确当，他还参照英、法、日文几个译本。据侯外庐自己讲：在语言方面，我几门外文的水平都不高，仅英文较有基础。在理论方面，自认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还须从头学起。而《资本论》，是马克思以四十年心血所系的巨著，它不仅是人类宝贵的精神成果，而且仅就其中的内容，也是一座包含了丰富人类知识的宝库。侯外庐遇到的翻译难度，大到难以想象。
　　世上的事，常常是由那些敢挑重担，肯下苦功夫，甘付笨气力的人干成的。这一点，在侯外庐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在试译《资本论》的过程中，虽经长时间准备，可仍常常存在障碍。怎么办？停笔补课。补一段时间，再往前译。而补的这一部分，也都是自学。补习的内容，除去最基本的德文、法文的语言、语法，还必须深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常常涉及的西方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之外，还有西方文学，如马克思喜爱，并在文中引用到的莎士比亚戏剧，歌德的诗歌等；甚至还得旁涉数学、机械学等等。侯外庐最下大功夫的是补读了马克思哲学及经济思想来源一脉的黑格尔哲学，亚当·斯密经济学的几部大块头著作。这些补读，收益甚大，以至侯外庐后来说：回想起来，多亏了十年翻译《资本论》期间受到知识贫乏的压力，若不是那十年为摆脱知识贫乏的压力所做的努力，以后未必会有机会那样广泛地阅读和学习。
　　在法国三年，侯外庐付出了几乎全数的时间和精力，得来的成果，是译完了《资本论》第一卷二十章。带着这些成果，侯外庐于1930年回国。回国之后，他依然沉浸于这项艰巨的工作之中。但是，他感觉自己所译的文字方面应当有所改进，便与曾在英法留学的经济学家王思华合作，又重新开始移译；并与书店签订了出版合同。
　　1932年，侯外庐与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至七章）由生活书店出版；1936年第一卷合订本出版（这个译本出版后，侯外庐曾托请红军驻太原的代表周小舟转呈一部给毛泽东。解放后一次到中南海开会，毛泽东还对侯外庐提到自己在延安见到过他所译的《资本论》）。再后来，侯外庐仍独自以全力进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关于地租部分的翻译。这期间他时时受到坐牢的威胁，并且就在监狱里，仍以“匹夫不可夺志也”为誓言，努力深造德文，为出狱后继续翻译做准备。
　　就在侯外庐翻译《资本论》的同时，中国也有人正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1930年时，由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启修先生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一、二、三章，由昆仑书店出版；1928年，王亚南与郭大力两个不足30岁的青年也开始合作翻译《资本论》。抗战开始后，生活颠沛流离的侯外庐才被迫中断《资本论》的翻译。后来王亚南、郭大力的译本出版，侯外庐才与生活书店解除了翻译出版合同。此时，距他开始与《资本论》结缘，已经整整十年。
　　侯外庐在《资本论》的译稿首页写过这样一句话：“外庐有志为他人无志所为。”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他与《资本论》相携度过了生活上贫困，而精神上富足的漫漫十年。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