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钟锋

　　侯外庐先生(1903—1987年)是我国公认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历史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卓著成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而这一切又是与侯先生走过的学术道路分不开的。

　　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道路是拓荒者的学术道路，具有开拓性的鲜明特点，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理论胆识、历史睿智和自强不息、不畏艰辛的“韧”的战斗精神。侯先生的学术道路，以1927年赴法勤工俭学、翻译《资本论》为起点，至1987年逝世，前后长达六十年。这六十年，是侯先生不断追求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六十年，也是侯先生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的六十年。历史地考察侯先生六十年的学术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始终贯串着一条主线，即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指导，在历史研究领域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围绕这条主线，我们可以将侯先生六十年的学术道路划分为：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20—30年代，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具体途径、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体系的40—50年代，以及坚持真理、不断进取、回顾总结的70—80年代等三个时期。

　　在侯外庐先生百年诞辰之际，回顾他走过的学术道路，总结他在这方面的宝贵思想遗产，这对于21世纪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本文将根据上述三个时期对侯外庐先生走过的学术道路做一简要的回顾和总结。

　　一、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创建时期，也是侯外庐先生奠定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重要时期。为了说明侯先生这一时期的学术道路，必须从他是怎样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道路说起，因为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

　　侯外庐先生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我本不过平平一介书生，因为经历着伟大的时代，才确立自己终生不渝的理想和观点”，这就是“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理想”和马克思主义观点。唯其如此，他把“马克思达到的科学高峰”作为自己一生的“仰慕”和追求，把鲁迅“为民族前途，交织着忧愤和信念”而进行的“韧的战斗”作为自己一生的“具体实践”。(注：侯外庐：《韧的追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侯先生把自己的回忆录命名《韧的追求》就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这既表达了他对鲁迅“韧的战斗”精神的敬服，也表达了他为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而百折不挠地追求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在这里，侯先生明确告诉我们：是伟大的时代确立了他的革命理想，而革命理想又决定了他最终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应该说，这是完全符合侯先生本人的思想实际的。

　　侯外庐先生出生于20世纪初年，中学时代适逢“五四”运动，开始接受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新文化；大学时代，正值我们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年代。反帝反封建是时代的主题，救国救民是一切先进的中国人的共同信念。在革命思潮的感召下，早就具有爱国思想的侯外庐先生自然以“天下兴亡”为“匹夫”之“责”，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在这个伟大时代，他有幸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并在李大钊的教导和指引下，很快认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所以，他在回顾自己“大半生来”的坎坷历程时说：尽管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是多么不平坦，但是，始终激励他不断前进的“鞭策力是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理想”。即使在大革命失败，中国一片黑暗的时候，他也从未迷失过方向，动摇过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是毅然决然地“遵照大钊同志生前的嘱咐，勤工俭学，到法国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6页。)。

　　侯外庐先生到法国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从翻译马克思的原著《资本论》入手的。从1928—1938年，他用了十年时间完成《资本论》三卷本的翻译，从而成为我国最早的《资本论》全译本的译者之一。翻译和研究《资本论》对侯先生的一生及其学术道路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这段经历时说：“我以研究《资本论》为起点踏上征途，从而确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信念。 ”(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15页。)可见，翻译和研究《资本论》是侯先生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起点，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奠定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这方面，我特别要提到《资本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侯先生的学术道路所产生的深刻的思想影响。

　　如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23页。)的科学巨著。列宁说：由于《资本论》的问世，“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注：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卷，第122页。)。这是《资本论》对唯物史观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为《资本论》所“科学证明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理”，最根本的一点，是它提出生产方式的理论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它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制约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过程，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研究生产方式理论就成为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侯先生翻译和研究《资本论》的过程是他致力于研究生产方式理论的过程。1933年，他就根据自己研读《资本论》的体会写了《社会史论导言》一文，“力图从经济学和历史学统一应用的角度，讨论生产方式问题”(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6页。)。1939年，他又在原稿的基础上进行修订，改名《社会史导论》发表在《中苏文化》上。在该文中，侯先生把自己关于生产方式及其历史地位的看法归结如下：“(一)它是决定历史上特定社会形态的根本因素；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别，就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二)它必须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有统治的地位；(三)它的内容可表述为：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7页。)显然，侯先生对生产方式内容的表述与当时刚出版不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同一问题的表述是不同的。后者把生产方式界定为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在内及其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152页。)。因此，侯先生的上述表述，在当时或后来自然引起一些人的非难和指责。对此，侯先生并不介意，而是充满着对理论的自信，认为他对生产方式的理解符合《资本论》的原意。因为《资本论》就是把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作为出发点，然后又以两者是如何在资本家手中实行结合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并把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作为划分社会形态各个不同经济时期的根据(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页。)。在我看来，侯先生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关于生产方式概念的不同表述并没有原则的分歧。所不同者，侯先生侧重于从概念的内涵来定义生产方式，而《教程》则侧重于从概念的外延来定义生产方式。因此，生产方式的完整概念应该是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作综合的理解，即：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的方式决定着生产方式的性质。侯先生正是根据自己对《资本论》关于生产方式理论的理解开始他的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的。《资本论》对侯外庐先生的学术道路产生深刻的思想影响不仅表现在历史观方面，还表现在方法论上。对此，他是这样说的：“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91页。)

　　侯外庐先生所说的《资本论》“所体现的方法论”，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做的高度概括”，认为这“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可以看成研究前资本主义各社会形态的指针”。(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8页。)这种“高度概括”，主要表现在：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性质归结为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又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归结为由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相分离到在资本家手中实行两者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科学的抽象力就无法对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做出如此高度的理论概括。侯先生说：要理解马克思所做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就“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十年译读《资本论》，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是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的。在历史研究中，侯先生“之所以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对他的“熏陶”(注：侯外庐：《韧的追求》，第91页。)。

　　从以上的简介和分析中，我们了解到：侯外庐先生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高潮时期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而在革命低潮时期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征途。他以翻译和研究《资本论》为起点，十年如一日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终生不渝的事业。期间，他受到《资本论》在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熏陶，从而为其日后从事历史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几十年来，他在历史科学研究所取得的卓著成就是与其在30年代理论上的“十年积聚”分不开的。

　　二、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体系时期

　　侯外庐先生从事历史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他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其中有《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章，1934年曾作为单行本出版。这可以看作是侯先生涉足中国古代史的开始。因当时尚有翻译《资本论》的繁重任务和教学任务，故未能将这项工作继续下去。1938年，在完成了《资本论》的翻译任务并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之后，侯先生才有可能真正开始研究中国历史问题。1939年发表的《社会史导论》是他真正转向历史研究的标志性开端。从此，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具体途径的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体系的时期。这一时期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经50年代，至60年代初。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非自侯外庐先生始。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就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他堪称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驱者。然而，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总体性的研究，形成总体性的认识，严格地说，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而以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问世为其标志，从而开始了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的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创建时期。经过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得到了发展，队伍开始壮大。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开始占领史学阵地。侯外庐先生真正转向历史研究较之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虽为时稍晚，但他亲身经历了整个30年代，关注当时历史学界所进行的思想理论斗争，对当时论战中的主要关键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思考和充分的理论准备，对当时论战中存在的各种理论倾向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因而他就有可能在更高的起点来研究和回答论战中争议性最大的焦点和难点。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问题；三是何谓“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断限和特征问题；四是何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中国是否有过这种社会；最后又从历史回到现实，即近代中国社会是否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这场论战的实质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马克思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否适用于中国历史实际。当时，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国情特殊论”和“中国历史特殊论”。鼓吹这种论调的矛头所指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了回击论敌的挑战，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把回击的重点放在“中国国情特殊……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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