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南洋的辜鸿铭，在新加坡碰到了另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语言学家马健忠。马健忠建议他认真研究千年流传的中国文明，并劝道：“似你这等深通西洋学术文物、典章制度的人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怎好居此不中不洋之地，久困于庸庸凡夫之中呢？”这次会面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很快地捧起线装书开始研读。说服母亲后，他回到祖辈世居的中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并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还自号“汉滨读易者”。 　　 很快，他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同时作为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儿《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英文版名为《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拖长辫子的北大教授 　　 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诗。在讲台上他说：“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和大雅。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风、威尔士网等七国风。”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著名我士慕名拜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登门。他毫不客气地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令各位大家钦佩不已。与此同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也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 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结束了他奇异的一生。 　　 他死后，围绕着他的炫丽的光环与“落伍、倒退”的声名几乎同时消逝了，近年来，辜鸿铭的著作被重新发现，人们将负载着中国精神的洋文重又译回中文。热闹的同时，又似乎过分执著于他留辫子、穿长袍的古怪形象和对小脚、蓄妾的赞美，而忽视了他的精神。另一位作洋文很有名的中国作家林语堂曾评价他说： “辜作洋文、讲儒道，耸动一时，辜亦一怪杰矣。 其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而一位外国作家也曾说过：“辜鸿铭死后，能作中国诗的外国人还没有出现。”看来西方人也是当他为同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