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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奇文:辜鸿铭化外文录

沟通中西文化的杰出代表--辜鸿铭

辜鸿铭(1)
辜鸿铭(2)
晚清第一名士辜鸿铭和他的日本恋人
 
 

 

 

 


□苏明明
  
辜鸿铭手书

  据说孔子当年修订《春秋》一书,竭力维护周代礼制,字里行间
褒善贬恶,拨乱反正,体现出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鲜明的政治色彩,这
就是后儒所称道的“微言大义”,或曰“春秋大义”。《孟子》有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两千五百年后,20世纪初叶的中国和世界,也正是“世衰道微,邪说
暴行有作”的年代。有一位谙熟欧洲文明而服膺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
人,再次举起“春秋大义”的旗帜,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的英文著述,
极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鼓吹儒家文明的普世价值,在东、西
方文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人就是辜鸿铭。

  辜鸿铭(1857-1928)出身于华侨世家,十三岁即赴欧洲求学,
十余年中游学于英法德意诸国,归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
曾官至清廷外务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
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
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书,汉语
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
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

  《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
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
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
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
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
“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
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
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
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
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辜鸿铭从这一独
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
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
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
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
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
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
“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
“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
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
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
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
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
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
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
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
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
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与“成年人的智
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
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
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
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祥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
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
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
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其它国
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马利
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
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
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
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
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
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
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
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
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
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
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
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
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
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
‘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
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
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
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
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
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
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
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
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
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
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
望的使者”。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
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
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
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
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
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
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
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英文版,外研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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