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乐园

　　冯友兰晚年最后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只出版了前六卷，许多读者也许从未听说过《新编》一书还有第七卷。有的读者在《冯友兰选集》中见到过《新编》第七卷的"全书总结"，却无从知晓第七卷中还讲了些什么别的。实际上，《新编》第七卷成书之后，有关方面大约是认为出版不妥，所以第七卷直至1992年才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并更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因为是港版书，印量又不太大，内地难见是很正常的。即使是冯友兰任教多年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中也未入藏此书。

　　冯友兰写完《新编》第七卷时已是1990年6月，而到了10月他就去世了。写第七卷时作者双目已不能视，全凭口述，他人记录。一切考据、文献、辩析全靠作者的记忆，而全书展开条理谨然，文辞优美，实在是让人惊叹。冯友兰弟子涂又光在编《冯友兰选集》时曾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言也真，其言也美"，此评中矣。

　　有人说，冯友兰的哲学著作一直含有"应帝王"的成分，随时代政治风气变化而相应改变。这一特点在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以及文革结束前不得不说的极左言论中都有反映。即使在《新编》第一卷开头，也还有诸如哲学与建设四化关系之类的言语，或许会让不少人颇不舒服。但写到第七卷时，这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尽。经历了多年的反复与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说自感自己接近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状态。他说："在写第八十一章（按：即本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

　　大陆多年未出《新编》第七卷最大的原因，想来来自于书中第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冯友兰在这一章里用的仍然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原理仍是那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反思解放后党的政策、毛泽东的指导。有些站在认识论角度上的批判或许在某些人眼里太尖锐了，不予出版倒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回顾本世纪初以来对传统的反思，在信古、疑古、释古这简单划分的三大类中，冯友兰可以被贴上"释古"的标签。传统之所以活着，更多的原因是潜移默化的继承以及环境导致的自发接受。对传统的解释和继承--释古，并不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汉语文献特点之一就是文字暗示性强，外延广。在这种情况之下，释古而言，中庸当是基本常识。全盘接受与否定的偏激和失误我们犯不着多说，反倒是中庸之路怎么走值得考虑。往往在"存象忘意"与"得鱼忘筌"之间的辩斗（--怎样才是合格的中庸路）会引发文字暗示性矛盾的导火索。中庸不是简单重复，而是解释融合中有飞跃、有创新，挖掘人类共性的弱点与真实。所谓在释古中把握"历史本质"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责任二者联合在一起，更大的特点是它朝着"贯通"和"统一"的发展。说到底，这就是冯友兰在《新编》第七卷末一章中解说的"仇必和而解"这个论断。（从狭义角度讲，我们当然也可以认为"仇必和而解"是冯友兰对毛泽东"阶级斗争必须进行到底"一类言论的哲学反思。）

　　文化另一个极重大影响因素是时代政治。在一定政治条件下的释古，必须面对学术基准与经国济世的关系问题。冯友兰九十五岁留下的最后作品，正是他一生的学术总结，他一生所经历的政治经济风云的总结。他相信中国哲学必将走过转型期的混乱状态，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这是《新编》第七卷的写作目的，也是《新编》全七卷的写作目的。

　　冯友兰早年的哲学作品常常会犯一些功底不足的毛病，对形而上学与抽象概念的理解往往出偏差，哲学范畴分类上也常有不足。但到了《新编》第七卷，这些不足都已不成问题，全书总结中讲形而上学一段更是让人拍案叫绝。书中涉及的金岳霖、熊十力、梁漱溟诸老著作也颇见功力。金岳霖本体论大作《论道》对初读者来说往往如对天书。冯友兰却可以清清楚楚地说什么是金岳霖的"道"，什么是"式-能"，与他自己的《贞元六书》中的"理"、"气"有什么关系等等。如此这般的精彩段落，书中随处可见。作者曾说，写哲学史《新编》，前六卷其实都只是在为第七卷，为这百年风云变换的现代哲学史写序言，作铺垫。然而这最为重要的第七卷却拖了将近十年，才呈现在广大读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