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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的精神
冯友兰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在中国,哲学与知识分子人人有关。在旧时,一个人只要受教育,就是用哲学发蒙。儿童入学,首先教他们读“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是新儒家哲学最重要的课本。有时候,儿童刚刚开始识字,就读一种课本,名叫《三宇经》,每句三个宇,偶句押韵,朗诵起来便于记忆。这本书实际上是个识字课本,就是它,开头两句也是“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哲学的基本观念之一。

  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西方人看到儒家思想渗透中国人的生活,就觉得儒家是宗教。可是实事求是地说,儒家并不比柏拉图或亚力士多德的学说更像宗教。“四书”诚然曾经是中国人的“圣经”,但是“四书”里没有创世纪,也没有讲天堂、地狱。当然,哲学、宗教都是多义的名词。对于不同的人,哲学、宗教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人们谈到哲学或宗教时,心中所想的与之相关的观念,可能大不相同。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哲学家必须进行哲学化;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于人生反思地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他的思想。这种思想,所以谓之反思的,因为它以人生为对象。人生论,宇宙论,知识论都是?从这个类型的思想产生的。宇宙论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照西方某些哲学家所说,为了思想,?我们必须首先明了我们能够思想什么;这就是说,在我们对人生开始思想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思想我们的思想”。?凡此种种“论”,都是反思的思想的产物。就连人生的概念本身、宇宙的概念本身,?知识的概念本身,也都是反思的思想的产物。无论我们是否思人生,是否谈人生,我们?都是在人生之中。也无论我们是否思宇宙,是否谈宇宙,我们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不过?哲学家说宇宙,物理学家也说宇宙,他们心中所指的并不相同。哲学家所说的宇宙是一?切存在之全,相当于古代中国哲学家惠施所说的“大一”,其定义是“至大无外”。所?以每个人、每个事物都应当看作宇宙的部分。当一个人思想宇宙的时候,他是在反思地?思想。?当我们思知识或谈知识的时候,这个思、谈的本身就是知识。用亚力士多德的话说,?它是“思想思想”;思想思想的思想是反思的思想。哲学家若要坚持在我们思想之前必?须首先思想我们的思想,他就在这里陷入邪恶的循环;就好像我们竟有另一种能力可以?用它来思想我们的思想!实际上、我们用来思想思想的能力,也就是我们用来思想的能?力,都是同一种能力。如果我们怀疑我们思想人生、宇宙的能力、我们也有同样的理由?怀疑我们思想思想的能力。?宗教也和人生有关系。每种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种哲学。事实上,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这就是我所说的宗教。?这样来规定宗教一词的含义,实际上与普通的用法并无不同,若照这种含义来理解,?就可以看出,不能认为儒家是宗教。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我?们已经看出,儒家不是宗教。至于道家,它是一个哲学的学派;而道教才是宗教,二者?有其区别。道家与道教的教义不仅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顺乎自然,而道教教人反?乎自然。举例来说,照老子、庄子讲,生而有死是自然过程,人应当平静地顺着这个自?然过程。但是道教的主要教义则是如何避免死亡的原理和方术,显然是反乎自然而行的。?道教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作为哲学的佛学与作为宗教的佛教,也有区别。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佛学比对佛?教感兴趣得多。中国的丧祭,和尚和道士一齐参加,这是很常见的。中国人即使信奉宗?教,也是有哲学意味的。?现在许多西方人都知道,与别国人相比,中国人一向是最不关心宗教的。例如,德?克·布德教授(DerkBodde)有篇文章,《中国文化形成中的主导观念》①,其中说:“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规的、有组织的那一类宗教)。……这?一切自然标志出中国文化与其他主要文化的大多数,有根本的重要的不同,后者是寺院、?僧侣起主导作用的。” ? ①Dominant ideas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62卷4号,293—294页。收入H.F.MacNair编《中国》,18—28页,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

?  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说法完全正确。但是有人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超乎现世?的追求,如果不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为什么事实上大多数民族以宗教的观念和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这种追求如果是人类基本欲望之一,为什么中国人竟?是一个例外?若说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不是宗教,这是否意昧着中国人对于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毫无觉解??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可以叫做“超道德的”价值。爱人,是道德价值;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有人会倾向于把超道德价值叫做宗教价值。但是依我看来,这种价值并?不限于宗教,除非此处宗教的含义与前面所说的不同。例如,爱上帝,在基督教里是宗?教价值,但是在斯宾诺莎哲学里就不是宗教价值,因为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实际上是宇?宙。严格地讲,基督教的爱上帝,实际上不是超道德的。这是因为,基督教的上帝有人?格,从而人爱上帝可以与子爱父相比,后者是道德价值。所以,说基督教的爱上帝是超?道德价值,是很成问题的。它是准超道德价值。而斯宾诺莎哲学里的爱上帝才是真超道?德价值。?对以上的问题,我要回答说,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他们也在哲学里表?达了、欣赏了超道德价值,而按照哲学去生活,也就体验了这些超道德价值。?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第四十八章)这种损益的不同暂且不论,《老?子》这个说法我也不完全同意。现在引用它,只是要表明,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哲学的功用,尤其是形上学的功用,不是增加积极的知识,这个看法,当代西方哲?学的维也纳学派也作了发挥,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了不同的目的。我不同意这个学?派所说的:哲学的功用只是弄清观念;形上学的性质只是概念的诗。不仅如此,从他们?的辩论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尤其是形上学,若是试图给予实际的信息,就会变?成废话。?宗教倒是给予实际的信息。不过宗教给予的信息,与科学给予的信息,不相调和。?所以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向来有冲突。科学前进一步,宗教就后退一步;在科学进展的?面前,宗教的权威降低了。维护传统的人们为此事悲伤,为变得不信宗教的人们惋惜,?认为他们已经堕落。如果除了宗教,别无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的确应当惋惜他们。放?弃了宗教的人,若没有代替宗教的东西,也就丧失了更高的价值。他们只好把自己限于?尘世事务,而与精神事务绝缘。不过幸好除了宗教还有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因为在哲学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需采取祈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教的洪福。

  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以上是对哲学的性质和功用的一般性讨论。以下就专讲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历史?中有个主流,可以叫做中国哲学的精神。为了了解这个精神,必须首先弄清楚绝大多数?中国哲学家试图解决的问题。?有各种的人。对于每一种人,都有那一种人所可能有的最高的成就。例如从事于实?际政治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政治家。从事于艺术的人,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大艺术家。人员有各种,但各种的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说,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为什么呢?照中国哲学家们说,那就是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是?个人与宇宙的同一。问题就在于,人如欲得到这个同一,是不是必须离开社会,或甚至?必须否定“生”??照某些哲学家说,这是必须的。佛家就说,生就是人生的苦痛的根源。柏拉图也说,?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有些道家的人“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疴溃痈。”这都是以为,?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罗世网,必须脱离社会,甚至脱离“生”。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解脱。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出世的哲学”。?另有一种哲学,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这种哲学只讲道德价值,不会讲或不愿?讲超道德价值。这种哲学,即普通所谓“入世的哲学”。从入世的哲学的观点看,出世?的哲学是太理想主义的,无实用的,消极的。从出世的哲学的观点看,入世的哲学太现?实主义了,太肤浅了。它也许是积极的,但是就像走错了路的人的快跑:越跑得快,越?错得很。?有许多人说,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哲学。很难说这些人说的完全对了,或完全错了。?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不能说这些人说错了,因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无论哪一家思?想,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在表面上,中国哲学所注重的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今生,不是人的来世。孔子有个学生问死的?意义,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孟子说:“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照字面讲这句话是说,圣人是社会中的道德完全的人。从表?面上看,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也是入世的。中国哲学中所谓圣人,与佛教中所谓佛,?以及耶教中所谓圣者,是不在一个范畴中的。从表面上看,儒家所谓圣人似乎尤其是如?此。在古代,孔子以及儒家的人,被道家的人大加嘲笑,原因就在此。?不过这只是从表面上看而已,中国哲学不是可以如此简单地了解的。专就中国哲学?中主要传统说,我们若了解它,我们不能说它是入世的,固然也不能说它是出世的。它?既入世而又出世。有位哲学家讲到宋代的新儒家,这样地描写他;“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正是小国哲学要努力做到的。有了这种精神,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入世与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也是对立的。中国哲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命题统一成一个合命题。这并不是说,这些反命题都被取消了。它们还在那?里,但是已经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合命题的整体。如何统一起来?这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求解决这个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中国哲学以为,一个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完成这个统一,就是圣人。他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国圣人的精神成就,相当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圣人不一定有机会成为实际政?治的领袖。就实际的政治说,他大概一定是没有机会的。所谓“内圣外王”,只是说,?有最高的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说可以为王,而且最宜于为王。至于实际上他有机会为?王与否,那是另外一回事,亦是无关宏旨的。?照中国的传统,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那么哲学的任务,就是使人有这?种人格。所以哲学所讲的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这个说法很像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王”。照相拉图所说,在理想国中,哲学?家应当为王,或者王应当是哲学家;一个人为了成为哲学家,必须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的心灵能够由变化的事物世界“转”入永恒的理世界。柏拉图说的,和中国哲学家?说的,都是认为哲学的任务是使人有内圣外王的人格。但是照柏拉图所说,哲学家一旦?为王,这是违反他的意志的,换言之,这是被迫的,他为此作出了重大栖牲。古代道家?的人也是这样说的。据说有个圣人,被某国人请求为王,他逃到一个山洞里躲起来。某?国人找到这个洞、用烟把他薰出来,强迫他担任这个苦差事(见《吕氏春秋·贵生》)。?这是柏拉图和古代道家的人相似的一点,也显示出道家哲学的出世品格。到了公元三世?纪,新道家郭象,遵循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修正了这一点。?儒家认为,处理日常的人伦世务,不是圣人分外的事。处理世务。正是他的人格完?全发展的实质所在。他不仅作为社会的公民,而且作为“宇宙的公民”,即孟子所说的?“天民”,来执行这个任务。他一定要自觉他是宇宙的公民,否则他的行为就不会有超?道德的价值。他若当真有机会为王。他也会乐于为人民服务,既作为社会的公民,又作?为宇宙的公民,履行职责。?由于哲学讲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必定与政治思想不能分开。尽管中国哲学?各家不同,各家哲学无不同时提出了它的政治思想。这不是说,各家哲学中没有形上学,?没有伦理学,没有逻辑学。这只是说,所有这些哲学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政治思想联?系着,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既代表他的整个哲学,同时又是他的政治思想。?举例来说,名家以沉溺于“白马非马”之辩而闻名,似乎与政治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名家领袖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公孙龙子·迹府》)。我们常常?看到,今天世界上每个政治家都说他的国家如何希望和平,但是实际上,他讲和平的时?候往往就在准备战争。在这里,也就存在着名实关系不正的问题。公孙龙以为,这种不?正关系必须纠正。这确实是“化天下”的第一步。?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它不单是一种智力游戏,而是比?这严肃得多的东西。正如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在一篇未刊的手稿中指出的:“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他的哲学需要他生活于其中;?他自己以身载道。遵守他的哲学信念而生活,这是他的哲学组成部分。他要做的事就是?修养自己,连续地、一贯地保持无私无我的纯粹经验,使他能够与宇宙合一。显然这个?修养过程不能中断,因为一中断就意味着自我复萌,丧失他的宇宙。因此在认识上他永?远摸索着,在实践上他永远行动着,或尝试着行动。这些都不能分开,所以在他身上存?在着哲学家的合命题,这正是合命题一词的本义。他像苏格拉底,他的哲学不是用于打?官腔的。他更不是尘封的陈腐的哲学家,关在书房里,坐在靠椅中,处于人生之外。对?于他,哲学从来就不只是为人类认识摆设的观念模式,而是内在于他的行动的箴言体系;?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的哲学简直可以说是他的传记。”

  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初学中国哲学的西方学生经常遇到两个困难。一个当然是语言障碍;另一个是中国?哲学家表达他们的思想的特殊方式。我先讲后一个困难。?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廖廖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宇,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这?是很明显的。但是,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的《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与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田子方》)。照道家说,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公元三、四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新道家”,史称玄学。那时候有部书名?叫《世说新语》,记载汉晋以来名士们的佳话和韵事。说的话大都很简短,有的只有几?个字。这部书《文学》篇说,有位大官向一个哲学家(这位大官本人也是哲学家)问老、?庄与孔子的异同。哲学家回答说:“将无同?”意思是:莫不是同吗?大官非常喜欢这?个回答,马上任命这个哲学家为他的秘书,当时称为“掾”,由于这个回答只有三个字,?世称“三语掾”。他不能说老、庄与孔子毫不相同,也不能说他们一切相同。所以他以?问为答,的确是很妙的回答。《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五万字甚至五十万宇的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我已经提到过郭象,他是《庄子》的大注释家之一。他的注,本身就是道家文献的?经典。他把《庄子》的比喻、隐喻变成推理和论证,把《庄子》诗的语言翻成他自己的?散文语言。他的文章比庄子的文章明晰多了。但是,庄子原文的暗示,郭象注的明晰,?二者之中,哪个好些?人们仍然会这样问。后来有一位禅宗和尚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

  语言障碍?一个人若不能读哲学著作原文,要想对它们完全理解、充分欣赏.是很困难的,对?于一切哲学著作来说都是如此。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加以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点,使语言障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译的。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它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比方说,有人翻译一句《老子》,他就是对此句?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解释。但是这句译文只能传达一个意思,而在实际上,除了译者传达?的这个意思,原文还可能含有许多别的意思。原文是富于暗示的,而译文则不是,也不?可能是。所以译文把原文固有的丰富内容丢掉了许多。《老子》、《论语》现在已经有?多种译本。每个译者都觉得别人的翻译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无论译得多好,译本也一定?比原本贫乏。需要把一切译本,包括已经译出的和其他尚未译出的,都结合起来,才能?把《老子》、《论语》原本的丰富内容显示出来。?公元五世纪的鸠摩罗什,是把佛经译为汉文的最大翻译家之一,他说,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一个人若不能自己嚼饭,就只好吃别人嚼过的饭。不过经过这么一嚼,饭?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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