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琦

　　一九九五年春天，旧金山机场最惊心动魄的离别场面大概就是我与陈贻欣老师、陈师母的离别了。那天在海关入口陈老师的双手紧抓着我的双手，我在泪眼模糊中看见他泪如雨下，师母也悄然拭泪。我既希望半年多的相聚在最后时刻还能延长下去，又希望这伤感而难为情的离别场面赶快结束，─在这充满离情别意的海关出口，泪眼汪汪似乎显得不够克制，且有勾起他人伤感的嫌疑。就在这时，陈先生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放声大哭起来，震动了整个海关出口，旁边的离人黯然神伤，看惯了离别场面的海关小姐也湿了眼睛。师母急忙搀扶着他走进海关，他走几步一回头，在拐弯的地方消失了片刻之后又折回来了，远远的我还看得见他张开的大嘴，听得见他的哭声。

　　陈老师的嚎啕大哭让我倍加伤感，也让我心里掠过几丝不安。他看起来已经失控了，莫非也是衰老的迹象？但我随即就觉得自己过于多虑了。陈老师是性情中人，这几年我出国回国再出国，他每次都是洒泪送别。他甚至许多次为古人落泪，写《杜甫评传》的时候与杜甫一起哭哭笑笑。那是一百多万字的巨著，陈老师完全走进杜甫的生活，杜甫骑马骑驴，陈先生跟着他走着写着，写得右眼失明，左眼模糊。陈师母白天在北大医院拿手术刀，夜里帮他抄写，常开玩笑说“杜甫怎么还不死呀”。终于等到写完的那天，陈老师大哭一场，哽咽着说“杜甫死了”。

　　陈老师是一个奇人。他的学问不必说，我说的是他的人品。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写过一篇有关他的文章，后来文章在台湾得头奖，与其是我的文章写得感人，不如说是陈老师的人和事本来就很生动。两千多美金的奖金让我维持了在美国最初也是最艰难的生活，而且因为这篇文章，我认识了被陈老师故事感动的黄韩玲女士，她听说我想买车，就把一辆价值一千多美金的旧车送给了我。

　　一九九四年秋，陈老师来史丹福大学讲学，师母偕同前来，我就开这辆车到旧金山机场迎接他们。那时我在海湾东边的柏克莱大学任教，距海湾南边的史丹福不到一个小时车程，几乎每个周末都去看他们。我孤身一人，陈老师和师母也很寂寞，异国他乡使我们原来就很深的师生之情变得更加醇厚了。周末我驱车带他们出游，红木公园里坐在数千年古松下话说千古，太浩湖上看游船从蓝天一样的水面划出银线白浪，十七英里黄金海岸与海鸥和松鼠相戏。陈老师喜好自然，看山看水的时候兴致颇高，有时手舞足蹈，嘻嘻而笑，快乐得象个孩子。但对于繁华闹市他兴味索然，而那陌生的街道和人流总是勾起他浓得无法化开的乡愁，我几次听到他悠长的叹息。某日黄昏我们登上旧金山市区南侧的双峰山，准备欣赏旧金山的夜景。渐渐的夜暮四合，星星点点的灯火亮起来，很快就是灯火满城遍地绚烂连夜空都被照亮的时候。陈老师的神情却随着灯火的逐渐亮丽而暗淡下来，最后长叹一声，要下山回去。我纳闷不解，听师母说“你老师准是又想家了”，才恍然大悟。原来旧金山的灯火让他倍感此处并非吾土，所以他急着要逃下山去。

　　冬天的时候，我向他赞美加州的冬天阳光灿烂，山青水碧，气候温和。他却喃喃地说：“听说纽约的天气像北京，住在纽约也许更好些。”史丹福大学的校园是出名的漂亮，但他说更喜欢柏克莱校园，因为柏克莱校园有些象北大。我在柏克莱的寓所是个很简单的公寓，他喜欢坐在我的公寓里和我品茶聊天，那神情象是回到了自己的家里。或许因为我客厅的陈设带着北京的味道，或许就因为我是他的学生，而这里是他学生的小窝。但我当时并没有体会这些，只想带他多玩几个地方。后来，每当我独坐客厅想起他坐在沙发上怡然自得的样子，就很后悔为什么那时没给他和师母包饺子吃，为什么没把他们留下来过夜。

　　大约就从冬天开始，陈老师的情绪越来越低落了，我和师母都觉得这是乡愁所致，有时发现他特别健忘，也只是以为他是因思念故土而失魂落魄。他的身体看起来还可以，所以当他在海关分手之际嚎啕大哭的时候，我也没有太大的不安。他和师母回国以后，我每隔一段时间与他们通一次电话，其间相隔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明显发现陈老师的记忆力每况愈下，心有疑虑而没敢多想。朋友自北京来，说他在北大未名湖边碰见陈老师。陈老师邀请他来家里共进晚餐，他晚上欣然前去，陈老师却显然忘记了这件事，正准备与一位韩国的汉学家到餐馆吃晚饭。我听到这里，心头一震，当即给师母打电话，追问陈老师身体状况，才知道他的病情比我所料想的还要严重。师母说他们一回国就去体检，结果查出陈老师脑部有一鸡蛋大的脑瘤压迫着脑神经。不做手术，病情会恶化下去；如做手术，生命的希望只有百分之一，即使手术成功也会变成植物人。

　　隔着万里大洋，我和师母嘶哑着嗓音在电话两端暗自饮泣。伤心无奈之际，我只能宽慰师母。她出身于书香世家，也是爱诗读诗，也是细腻柔情，数十载和陈老师朝夕相处，相知相亲，传为美谈，此时我知道她心里的痛楚远过于我。我诅咒命运的无情。都说宁静淡泊的人可以长寿，都说大学问大修养大境界可得延年，都说书法家可达高龄，陈老师兼而有之，为什么七十出头就得此绝症？

　　一九九七年岁末我和妻子回国探亲，到了北京就直奔陈老师家中。陈老师在门口握着我的手喜泪滂沱，久久无语，这双手还是那样大而有力，柔而温暖。我暗自欣慰，但在客厅落座之后才发现他神情有些痴呆，说话更是艰难。他问我刚出版的书为什么叫《东张西望》，问得很认真，但对我的回答已听不懂了。然后问我你什么时候返回美国，我说过几天就走，他立刻就抓住我的手，面带忧伤。最后问我什么时候再回来，我哄他明年夏天就回来，他顿时转忧为喜。每隔四五分钟，他就把这三句问话重复一次，表情也大致一样。临走时我再次看他，在北京的师兄师弟也赶来相聚，大家全将忧虑深藏起来，举杯畅谈，笑语喧哗，似乎已回到当年欢乐的气氛中。陈老师面露喜悦，谈吐却很困难，还像几天前一样反反复复问我那三句话，饭粒掉在衣上浑然不觉。餐后品茶聊天，陈老师表情痴呆，长时间无语，大家强作欢颜，硬讲笑话，笑声干涩。忽然看到陈老师起身走到书架前，从上边拿下来一个蓝衣黄帽花脸红鼻的小丑玩具，在屁股后边的衣襟下拧了拧，那小丑就在音乐声中摇头扭臀，跳起舞来。陈老师笑眼看着我们，孩子般的欢愉。大家先是一楞，继而大笑，我觉得这玩具似曾相识，却好象隔着百年云烟。陈老师开口了，对我说：

　　“这是你毕业的时候送我的，我常常玩。”

　　我想起来了，再也抑制不住泪水。

　　返美以后，每逢佳节之日，每有欢喜之事，每当不详之感袭来之时，我就在当天傍晚六点多给陈老师家打个电话。这时间是北京早晨九点多，师母用手推车推着陈老师刚刚从未明湖边散步回来。陈老师忽而清醒忽而糊涂，遇到他清醒的时候还能说几句话，但这几句其实都一样：你什么时候回来？句与句间隔时间很长，甚至让我以为电话中断了。遇到他完全糊涂的时候，我就只能与师母交谈。有时候我和师兄钱志熙通电话，志熙毕业后留在北大，常去陈老师家谈诗说赋，陈老师病重之后去得更多了。从前他们写诗唱酬，近两年陈老师渐渐的连古人的名篇佳句也记不起来了。志熙说陈老师真是大境界，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但他一任天然，率性自适，照吃照睡，照旧每天要到未名湖边转转，照旧是六朝风度，不颓废，不哀叹。只有一次，当志熙与他一人一句吟诵王维诗句的时候，陈老师伤心自责地说“我怎么连这么好的诗都忘记了？”

　　去年春节，师母在电话中说陈老师几天前大概是梦到我了，他从卧室跑出来，跌跌撞撞跑到家门口。师母慌忙拦住他，他说“朱琦回来了，他在哪儿？”师母哄他说我明天就会来，搀着他回床睡觉。暑假的时候我终于回到北京，但陈老师已经认不出人了，包括他最熟悉的人。他躺在床上，整个人都瘦弱缩小了，我不敢相信看上去空荡荡的被窝里躺的是那个从前高大魁梧的身躯。我双手握着他干枯的右手跟他说话，想唤醒他的记忆，师母还把那个红鼻子小丑拿到他面前，拧开音乐让他听，但他只是茫然地看着我，片刻功夫就连辨认我的气力都没有了，慢慢地合上了眼睛。我掩面大哭，忘记了难为情，忘记了克制，也忘记了比我更哀伤的师母。看到她满眼泪水，我似乎才清醒过来，止得住哭声却止不住眼泪。离开北京那天，我一大早来到陈老师家，坐在他的床头。我不敢去想这可能是最后一面，我对他说两个月后就会回来。他仍然认不出我，看我一会忽忽睡去，再看我一会又忽忽睡去。他在用所有的体力和智力来辩认我，喉结艰难地蠕动着，眼睛艰难地睁着。他的右眼十年前就已献给了杜甫，左眼也早已视力模糊，我此时宁愿相信他双目失明，也不愿相信他的老年痴呆症严重到这种程度。我不忍让他再辨认下去，我也必须赶往机场了。我站起身来，一双手却放不下他的右手。这时，陈老师睁开了眼睛。我俯下身去说：“陈老师，见到你我真高兴。”

　　陈老师茫然的眼睛蓦然间发出亮光，干枯的右手也突然来了力气，我清清楚楚感觉到他紧握了我一下。“我也很高兴，”他说，声音象从前一样。我在悲哀之中顿感狂喜，正想跟他多说几句，却发现他已经为那一握手和一句话费尽了所有的智力和体力，眼睛又茫茫然合上了。

　　这是我和陈老师的最后一面，陈老师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也很高兴。”

　　旧金山时间十一月十九日傍晚，志熙从国内打来电话，告知我陈老师于北京时间十九日凌晨一点十分溘然辞世。我们彼此的哀痛不用多说，志熙特别说陈老师最后跟他说的话是“最近写诗了没有”，又特别告诉我陈老师辞世的时候今年第一场大雪降临北京，天地皓素，燕园一片洁白。我说，天若有情，也会给我们老师送行的。放下电话，哀思之情无法排解，我含泪打开陈老师的《梅棣庵诗词集》。集子里有几首咏雪的诗，而第一首诗也是今存最早的一首诗就是写雪的。那是一九四一年一月，陈老师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想想陈老师倘若精神健朗，在燕圆银装素裹的早晨一定会踏雪漫步，诗兴大发的，然而他竟这么快就溘然离去。但他的学问没有死，珍藏在几本厚厚的著作里；他的情感没有死，荡漾在数百首诗词里；他的灵魂没有死，在白雪飘飘的夜晚乘风归去了。

　　我走到阳台上，阳台下就是大海。涨潮了，在这没有月光的夜晚，海潮溅起数十米宽的白浪。我默然伫立，西望神州，让如雷的涛声驱遣我的悲伤，让如雪的海浪寄托我的哀思。往事历历，有件小事此时来得格外分明。有年春天，陈老师让我在他家赏花。他喜欢种花，房里房外有几十盆。他问我“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花？”我说是兰花。他笑逐颜开，又指着阳台上十几盆兰花问我“你知道是哪盆兰花？”我指着一盆叶儿最细、花儿最小、香味最幽淡的兰花说：“就是这盆。”陈老师抚掌大笑，乐不可言，说我是他的知音。其实，陈老师这两个小提问都很容易猜。他这一生，遭遇太多人杀人的战争、人斗人的革命和人整人的运动，而他生性善良，对人至情至性，于是就只能远远地躲开乱世浊世，宁愿做遗世独立的空谷幽兰。他并非不了解社会，正因为他是一个宁静淡泊的智者，所以他看社会反而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所以能在世人尽皆疯狂的文革时代不说半句胡言，所以他研究古人也总能结合当时的社会而知人论世。

　　陈老师天性是一个诗人，一个一生都在读诗写诗研究诗更以生命散发诗情诗意的诗人。尽管他知道这个世界有的是龌龊和肮脏，但他还是喜欢皑皑白雪，喜欢那哪怕是很短暂的冰清玉洁。他无力改变世界，但他在未名湖边与家人与师友与弟子营造了一个既纯洁又温情的世界。诗与情的人生境界是许多人向往和追求的，但大凡是人都在俗世里出没，更何况近百年的中国乱世居多，诗与情只能视为一种人生理想。陈老师却是真的达到了，他的生命是诗与情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