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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恩师陈贻焮先生 葛晓音
时光真是无情，转眼之间，陈贻焮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两个月了。他已经安息在金山的松柏之下。而我，却常常在恍惚之间觉得他还在镜春园和朗润园的书房里吟哦，在园子里的翠竹和芍药花丛间徘徊。总觉得他的人生之路应该很长很长，不会这样匆匆离去。尽管在他卧病的一年半里，我亲眼看着他的病体日渐衰弱，神志慢慢昏迷。在他去世之后，又亲手将他的骨灰放进墓园……但我仍然无法接受他已不在人世的事实。
两个月来，脑子昏昏沉沉，一直萦绕着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陈先生对于他的身后之事，没有留下一句遗言。难道他对生与死竟没有一点思考吗？去年初春，几位老师去看望他，临别时祝他健康长寿。先生当时清晰地回答："恐怕长寿不了了！"可见他对自己的预后是了解的。但他始终没有对他的亲属、对我们这些学生流露过一丝绝望的情绪。每次去问候他，他总是说："我很好！不难受！"难道素来敏感的先生真的因为病在脑子而不觉得一点痛苦吗？我反复思考，觉得这个问题或许只有他在病中百听不厌的一盘音乐磁带能够解答。这盘磁带的题目是《回归大自然》
乐曲欢快的旋律将人带进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那正是先生喜爱的诗人王维和孟浩然所描绘的山水田园的优美境界……"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莫非是真正的彻悟使先生将生命的终结看作是回归自然？也许还是先生的女儿最了解他的心思，要求遗体告别仪式上不放哀乐，而是重放了《回归大自然》的音乐。我在报道文章里写道："陈先生在花香鸟语和潺潺流水声中安然长眠，他将在大自然中获得永恒。"我确信中国山水文学的精髓已化为先生的灵魂，使他从病痛和死亡的预感中得以解脱。那么这就是先生留给我们的遗言了：生、得性情之真，死、归自然之道。或许冥冥之中真有什么感应，或许先生的性灵已通上苍，否则为什么久旱的北京城在先生去世的那一晚纷纷扬扬落下了一场大雪？先生以前在上课时，曾化了很多时间给我们讲解他所激赏的岑参的两句诗："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那时怎会想到先生最终也在大雪中走了！只是目尽青天，再也看不到一点行踪！
一、
其实何必苦苦寻索先生没有留下的遗言？在我从学的二十年里，先生留给我的遗产难道还不够丰富吗？作为先生的开山弟子，我从先生那里所沾溉的恩泽，可能在他的门生中是最多的。我所走过的学术之路，每一步都离不开先生的扶持。可以说，没有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记得1978年，我在边疆和农村耗费了十年大好时光之后，考回北大中文系回炉班。成绩虽是第一名，实际上学业已经荒废殆尽。当时既无大志亦无自信，只求学两年出来在北京城里谋个职业。但因这个班未得到教委正式批准，一年后同学们都准备考研究生。我也向陈先"温卷"。送给他的是我翻译的一个剧本和已出版的一幅国画。而在古典文学方面则一无所知。先生问我打算研究什么，我回答说想研究徐渭，因为他能诗能画又擅长戏剧。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但先生并未在意我的浅薄无知，反而热情鼓励我争取考第一。后来我果然以全系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陈先生的研究生。
跟陈先生念硕士研究生的三年，改变了我的一生。是先生培养了我的自信，使我确立了人生应有的志向，懂得了安身立命的根本。陈先生招来的第一届研究生是我和张明非这两个女弟子。而且都已三十多岁，起步既晚，基础又不好。先生为了长我们的志气，特地写了一首题为《答问学，示张明非、葛晓音二生》的长诗勉励我们："张，葛二生勤读书，问予治学当何如。闻言哑然久不答，学问于我亦空疏。深愧少壮不努力，厕身教席同滥竽。有如蹇驴但转磨，到老岂得识长途。昔时昌黎解进学，诸生犹哂非通儒。予何人也敢妄议，且避其精言其粗。四凶十载坏学风，指鹿为马信口呼。今日拨乱重反正，实践检验无禁区。然后读书破万卷，一旦水到便成渠。转益多师路数广，自限门户何乃愚！学贵有识贱苟同，侏儒观场随吹嘘。标新立异见胆略，探索哪可畏崎岖。攀登悬圃割美玉，潜浸深渊摘骊珠。学海无涯莫兴叹，铁网犹可罥珊瑚。身入宝山终有得，人皆有手我岂无？葛生妙手擅丹青，张君桃李多门徒。勿言蹉跎岁月久，休叹学殖渐荒芜。知识或亏见识长，失之东隅收桑榆。何况春秋正鼎盛，伫看鹏翼穷南图。君不见，安陵班姬称大家，诏续汉书东观趋。又不见，漱玉泉边女居士，清辞往往凌丈夫。世人岂可轻妇女，勉哉二子疾驰驱。"诗里的热情和豪气深深地打动了我们。这三年里，我们拼命学习，努力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先生对我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每两周就要交一次读书报告。他批改报告的方法是以鼓励为主。凡有新见，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他也在旁边打上勾。勾有单勾、双勾、和三个勾之分。旁批和文后的评语也写得非常详细。一般只有好评，极少批评。但我们自然能从他打勾和不打勾的地方看出他的褒贬之意。每次拿回读书报告。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自己得了多少勾？如果得的勾多，一周的心情都好。如果得的勾不多，那就不免天天苦思冥想，问题出在那里？那时我觉得自己学习的原动力几乎都是来自先生。有时心情沮丧，对自己失去信心，到先生那里谈谈，马上就能转阴为晴。这种习惯在我留校以后一直保持下来，"如坐春风"的典故，用来形容我十多年来听陈先生谈学问的感受，是最恰当不过的。
陈先生对学生是因人施教，分别指导。根据我们的长处和弱点，耐心地将他的治学方法和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讲评读书报告，虽是只对一个学生，他也要花费很多时间。他的谈话并不限于报告本身，而是往往就某个问题生发开去，给人许多启示。所以我每次都带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力争把先生的话一句不拉地记下来。三年里，厚一百页的笔记本记了两大本。这些报告和笔记成为我最重要的精神财富，直到现在，我仍然把它们放在书桌最常用的抽屉里，以便时常翻检。先生的指导具体细致，标点、格式、用词，都很讲究。错别字更是绝对不可有。记得以前写文章，常?但却"二字连用，这在时下的文章里已很常见。但先生多次纠正我，说老舍最反对这样用！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但却"。刚入学的时候，我对诗歌艺术的领悟较钝，先生便用让我自己选诗的办法来训练我。我在研究生一年级时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能够在文革后的第一期《文学遗产》复刊号上发表，全靠先生的指点和帮助。这篇文章原有读书报告的基础。但在改成论文的过程中，我才体会到从报告到论文，又是一次飞跃。其中第二部分讲解陶渊明的三首诗，绞尽脑汁，总算讲出一点特色。其实主要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模仿先生的办法写出来的。最后一遍经先生逐字逐句细心修改才得以定稿。在读研究生的三年里，我一共写成十篇论文。每完成一篇，都要把先生修改的第一篇论文稿拿出来作为样板，仔细揣摩。这篇布满先生铅笔字的修改稿在我书桌里保存了很久，后来在一次搬家中连同其它文稿一起遗失，至今叹为恨事。
留校任教以后，先生对我的支持和关怀是无微不至的。1983年，霍松林先生约请陈先生撰写《八代诗史》。先生力荐我这个刚毕业的后生，并且向霍先生保证由他把关。我把这本书当作博士论文来对待，写了三年。遇到困难，我总是到先生那里求助。如有新见，也赶快到先生那里请他鉴定。书里还吸收了一些先生的观点。如其中评论曹植《赠白马王彪》一节，就是根据先生的文学史讲稿发挥的。书成之后，先生仔细通读了全稿。为我写了一篇书评式的序。这部书的完成，使我在学术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先生常对我说�"我保你到评上教授，以后我就不管了。"事实上，到先生得病以前，他一直在关心我的学业。每有论著发表或者得奖，先生的喜悦甚至超过我本人。他到各地讲学，总是到处宣传我的成绩。如果说，八十年代我在同行中已经小有名气的话，一大半是被先?吹"出来的。先生的这种精神激励着我，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经常想，就是为了先生，我也得好好干，绝不能给先生丢脸。
尤其令我感激的是，先生还在生活上给了我许多实际的帮助。我因文革中的种种磨难，到39岁时才有了一个儿子。家里老人无法给我们帮忙。孩子出世时，我还住在集体宿舍，儿子的户口没处上，便上在先生家的户口本上。孩子几乎就是在先生家里长大的。那时先生住在镜春园82号，我住在全斋。离得很近。虽然生活条件不算好，但那真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有什么事分不开身，孩子就交给先生和师母。他们也特别疼我的儿子。每逢儿子生日，我还没想起来，他们的礼物就先到了。先生的礼物里常有他给梦鲤（我儿子的小名）的诗。有时因为过于烦劳先生和师母，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先生总是爽朗地笑着说?那有什么，梦鲤是我们家的孩子！"先生最喜欢带着梦鲤在房前的竹丛里玩，自号"竹林二贤"。在梦鲤的心目中，"师爷爷"和"师奶奶"比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还要亲近。凡是先生的熟识朋友，几乎没有不知道先生和梦鲤的忘年交的。后来孩子渐渐长大，我家也越搬越远。每次去看先生，他总是反复叮咛我带梦鲤去看他。直到先生临终前一个月，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依然是?带梦鲤来玩。"最近师母整理先生的遗物，在一本日记上，发现先生当年记录了梦鲤童年的许多趣事。其中有一条说，他买了一只小鸡等梦鲤来玩，但梦鲤没有去，他非常失望……。唉！我现在只恨孩子背上的书包太重，在先生得病的这些年里，没能经常去探望他的师爷爷，给先生以最后的安慰！
在中国的学术界，古往今来有多少贤师和名师的故事流传！但我以为，像陈先生这样始终如一地以满腔热忱对待弟子的学者，实在少见。先生去世之后，我才深深体会到，先生在我们身上，寄托了延续他的学术生命的厚望。而我们对先生的感激，也不是一般的语词可以形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此时，只有孟郊的这两句诗能够表达我无穷的哀思。
二、 陈先生不仅是我在学术上的引路人，而且在为人处世方面也为我们作出了表率。他对前辈师长的尊重和礼数的周到，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早年他做过林庚先生的助教，此后一直在林先生跟前执弟子之礼。每周必定要去拜望一次林先生，已形成多年不变的习惯，坚持了半个世纪之久。林先生的学术有独特的个性，在五六十年代多次遭受批判。学术界也有一些人不能理解他那种诗人式的表述方式。陈先生却能敏锐地看出林先生许多创见的重要价值，在指导我的学业时，常给我分析林先生的学术路数，要我学习林先生"读聪明书"。他对林先生在诗歌艺术鉴赏方面的极高感悟力，最为钦佩。不止一次地说："林先生所欣赏的作品，没有一首是不好的！"在历次政治风浪中，林先生总是成为挨批的靶子。但陈先生从来没有写过批评林先生的文章。有一次，我和陈先生在林先生家闲谈。说起读本科时，我因为经常在课余向林先生请教，文革中被同学贴大字报的事。林先生叹道："没想到连葛晓音也受了我的连累！一新，你从来没有批过我，倒没什么事?陈先生说："那是因为我特别小心。"确实，先生平时处事非常谨慎，这或许是他没有惹祸上身的原因。但他也从不做亏心之事，不肯说违心之话。所以他在良心上没有负担，能够终生坦然面对自己的老师。这在北大的环境里是颇为不易的。
林、陈二位先生的师徒之情，也令人十分感动。陈先生病后，林先生很担忧。说："以后过马路，得我扶着一新了！"后来，陈先生不能自己出门，林先生穿过整个北大校园走到陈先生家里探望。须知此时林先生自己已是九十岁的老人！陈先生去世后，我一直不敢告诉林先生，直到林先生焦急地问我："陈先生究竟怎么样了?才不得已说出实情。林先生听到噩耗，沉默半晌，才说："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只是太早了点！"陈先生安葬前一天，我们捧着骨灰到林先生家门口，让陈先生向林先生作最后的告别。然后默默地离开，没有打扰林先生。那天的风太大，天太冷。事后林先生责怪我："要是你们让我知道，说什么我也得出来迎接！"当他得知陈先生的墓离他与林师母（已于十年前去世）未来的合葬墓很近时，又转悲为喜。打电话安慰陈师母说："将来咱们还在一起！"与陈先生永远在一起的还有吴组缃先生。他的墓与林先生的墓是紧邻。而吴先生生前和陈先生同住镜春园82号，作了十多年的邻居。两家亲密无间。吴先生在文革后搬到朗润园以后，和陈先生家仍如亲戚一样来往。许多人熟知吴先生的大名，因为他是著名作家，冯玉祥的老师。但不一定知道吴先生为人的耿介和正直。更少有人知道吴先生的小儿子在唐山大地震时，为了抢救别人，而牺牲了自己的两个孩子。陈先生与这些品格高尚的先辈们生前意气相投，死后魂魄相聚。这种生死不渝的师友之情，为我们展现了人际关系中的崇高境界，令人肃然起敬，又令人无限歆羡！
与陈先生结下忘年交的前辈老先生还有很多。如夏承焘先生和无闻师母，八十年代前期住在北京时，与陈先生常有著作和书札往还。先生曾派我和明非到城里夏先生的住所去请安。我留校以后，也曾跟陈先生和师母骑自行车进颐和园，到藻鉴堂探望夏先生。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先生，也是陈先生最敬仰的老师。每次去南京，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拜望程先生，回来以后，便不厌其详地叙说他和程先生见面谈话的所有细节。正是因为听陈先生谈得太多，我在见到程先生之前，便对他有了一种亲近感。此外如缪钺先生与陈先生在四川一见如故；王瑶先生常请陈先生代写应酬的诗稿；季羡林先生更是常来常往的近邻……这些先生似乎都把陈先生看成同辈。其实陈先生比他们小一个辈分。我想其中的原因，固然与陈先生擅长旧体诗词、国学功底扎实有关，更重要的恐怕是他温厚谦恭而爽朗诙谐、热情有礼而不失分寸、洞悉世情而超然洒脱，有古人之风和童子之心，这种气质和修养使他与上一辈的先生们能够融洽无间。
陈先生对前辈尊礼有加，对后辈则爱护备至，奖掖不遗余力。我原来学过画。刚跟先生读研究生时，他的《唐诗论丛》准备出版。先生请我为他设计封面。我并无美术设计的经验，却不过先生的坚请，勉力而为。印出的效果令我很不满意。但先生夸赞不已，逢人便说。后来林先生出《问路集》，也请我设计封面。其实他们两位先生何愁找不到好的设计师？这样做，当然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师生情谊的纪念。从1980年起，陈先生就开始了《杜甫评传》的写作。那时他的左眼视力已很差，我几次看到他倒茶时打碎杯子，因为看不清桌子的边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边指导我们，一边写作。每天坚持工作到深夜两点。用五年的功夫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巨著。这是先生一生研究唐诗的结晶，也是本世纪杜甫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可是这样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他竟请我这个刚毕业的门生为他作跋。写跋文的那些天里，我每天在先生家看他的手稿，师母为我做可口的饭菜。真是神仙般的日子！通过这次写跋，我对先生的学术路数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担心的只是自己不能把先生大著的精微之处充分表达出来。《杜甫评传》出版以后，我看到书里赫然印着"葛跋"的字样，大吃一惊，极为不安，对先生说我怎能当得起这样的位置！后来先生接到程千帆先生、傅璇琮先生等前辈的来信，都称赞这篇跋文写得好。我才明白先生的苦心，是要把我早早地拔进学术界去。十二年以后，先生的《梅棣庵诗词集》出版，先生又让我升了一级，用文言为这本书作序，请他的博士生钱志熙写跋。我没有直接评论先生的创作艺术，而是把我所了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作为序文的重点。我认为自己是懂得先生心事的。当我把序文读给先生听时，他竟像孩子一样哭出声来。那时我又明白先生心里的积郁其实很深。这或许是他对学生的关爱和期望特别深切的原因吧！
在先生的学生中，我跟先生的时间最长，先生待我如自己的女儿。但先生并不偏心。无论是正式入先生之门的硕士、博士生，还是跟先生进修的国内外学者，先生都把他们当儿女看待。学生在先生家吃饭已是常事，师母也从来不嫌麻烦。学生进修结业或毕业远行，先生总是依依不舍，挥泪相送。外地大学请先生参加评议或主持答辩，他都是尽可能肯定别人的长处，同时又认真地给予指点。我近年来接触了一些中青年学者，见面时往往提及先生当年对他们的鼓励。先生去世之后，我们收到全国几百份唁电，其中有许多仍不忘先生的旧恩。
在做人的道德方面，先生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更是难以忘怀的。刚留校的第一学期，教研室分配我教宋元明清文学史。我觉得非常为难，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方向。先生鼓励我努力完成任务。他说对于领导分配的工作，他从来不说二话。文革中，他在江西鲤鱼洲当伙头军，腰痛病发作，他还是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坚持行军五十里。听了这话，我不但在留校的第一学期里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教案，而且在备课中发现了"太学体"的问题。此后我无论遇到多么难做的事，都能咬牙挺下来。
八十年代中，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日本学者说，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没有文化了，提出要派日本学者来帮助我们。这事使在场的中国学者特别是一些老先生大受刺激。陈先生屡次对我提及此事，谈到应当成为国际学者，学术上要敢于攻坚，要为国际同行所承认，要为我们民族争气。先生提出的远大目标，使我在学术的追求上有了一股定力。无论学术界刮什么风，我只认准自己认为有长远价值的课题去做，不求一时的热闹，不图一时的浮名。二十年来，我在学术上没有走弯路，也逐渐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认可，应当深深感谢陈先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我的独立精神。
先生对于在学术上占他人便宜的行为最为忌讳。常说成名之后，这类事往往难免，要特别警惕。以前教研室集体编写的事比较多。总有干多干少，不那么平衡。先生常常干得多，从没什么怨言，说宁可干得多，得的少；也不愿干得少，得的多。有一次，另一位老师带的一名研究生在李白研究方面有一点新见，向陈先生请教。陈先生很赞赏，让他写成文章，要帮他推荐给学术刊物。这位同学写了好多遍也没写成，泄气了。对先生说："我把这创见送给葛晓音，让她写吧！"先生不同意，但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说："他的创见我不能告诉你，那是他的。"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那究竟是什么创见。还有一次，我把当研究生时听陈先生谈治学的笔记整理了一部分，发表出来。这篇文章很受欢迎，被多次转载，每次转载都有稿费。我把稿费交给先生，他无论如何也不收。说："话虽是我说过的，但说过就完了。你记录整理了，是你的劳动，这钱我不能要�"先生的生活一直比较清苦。他曾告诉我，刚成家的时候，工资不够用，每个月都要向林庚先生借钱，还了又借，循环不已。八十年代稍有好转，但仍觉拮据。他待人又慷慨大度，特爱留人吃饭，当然更加紧张。可是在稿费的计算方面，他始终不肯多沾一分一厘在他看来是不属于自己的报酬。先生最后主编《全唐诗笺注》，是他最无奈的一件事。当初有人来劝陈先生出面任主编，我任副主编，我和先生都认为这是一件大而无当的工作，坚决不同意。岂料牵线人到南方游说，说是陈先生已经同意。南方的一些先生来信热情支持，硬把陈先生拉上了马。后来由彭庆生先生和陈铁民先生任副主编，实际工作都是这两位先生做的。先生为此非常不安，多次对我说："我上了贼船！"但我想倘若先生不病，他还是会勉强履行主编职责的。因为我深知先生不愿当挂名的主编，这不符合他一贯的处事原则。
先生平生最不喜争竞，常说："人生犹如战场，只有老人和孩子不必参与，所以我最喜欢老人和孩子。"他又不喜学术争论，认为争论容易使人偏激，把话说过头。对于不同意见，他一般不太在意。总是说："不要和人吵架！说你自己的就可以了。读者自会评判。"他当《文学遗产》编委时，编辑部曾寄来一篇与他持不同见解的稿子。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审稿权压制别人，而是签署了同意发表的意见。也没有再写和人争辩的文章。由于先生宽宏大量，我也曾大胆地向他表示过一些不同看法。正确的意见先生常常是笑而纳之。
先生很希望我学习旧体诗的写作。而且也确实化了一些时间教我具体的作法，认真地给我修改那些不像样的作品。可我写了几首就没有再坚持下去。一方面是觉得好诗让古人写尽，再也写不出什么新意来；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总在疲于奔命，对于生活没有陈先生这样高的兴致。其实先生饱经世变，对世事看得很透。但他随时都能从身边细事中发现诗意，他是那样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追随先生多年，我很惭愧自己一直缺乏先生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可是，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天竟不假以年，命运待先生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先生去矣！从此以后，那翠竹环抱的书房里再也没有他的身影。但他书房里的灯光在我心里永远不会熄灭。我相信，在金山的松风明月之下，北大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先辈们还会照常开他们的学术讨论会。他们朗朗的谈笑声将穿过悠远的时空，永远启迪着后人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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