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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师生缘--纪念给我学问和快乐的一新师 （杜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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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来，我总是习惯于认为先生还健在，还在北京等着我呢。直到前几天晓音师电话中说，学界对一新师的追思纪念会都已在三月份开过了，师兄弟们也在4月中去为先生扫过墓了，我才猛然警醒：不能再自欺欺人，不承认先生已归道山的事实了。于是，对先生的感念在心头不断萦绕着、渐渐郁积着，将我拉回那清晰得仿佛如昨的十年前……
（一）
十年前，我还在西安跟随霍松林先生和杨恩成先生读硕士研究生。由于我当时对杜甫情有独钟，不仅接连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杜甫诗歌接受问题和文化心态的小文章，而且学位论文也拟以杜甫为主攻方向的，所以平时除了研读杜诗之外，看得最多、也最喜欢的杜学著作就是当时刚刚出齐的陈贻焮先生的煌煌巨著《杜甫评传》。恩成师见我对陈先生及其学问十分敬仰，就对我说："陈先生不仅学术造诣有口皆碑，而且是当今学界公认的宽厚、热情、乐于奖掖后进的好老师，你就报考陈先生的博士生吧！"恩成师的这一番话，一下子激发起了我心中积存已久的对陈先生、对北京大学的向往之情。当天晚上，我就斗胆提笔、恭恭敬敬地给远在京城的先生写信，表露我对先生的敬仰之情和想报考先生博士生的热切愿望。没想到就在我寄出此信一周后，先生就给我回信了："你想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十分欢迎。我每隔三年招一次研究生，已经有两年没有招学生了，你明年来考正好。你既然想考我的研究生，从现在开始，你就得认真研读魏晋到唐五代代表作家的集子，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这一部分也要通读。你好好准备吧！"我没想到，先生第一次给我这远隔千里、从未谋面的年轻学子回信就如此的坦率，这坦率中蕴含着热诚和严格，让我深受感动、满怀希望，又倍感惭愧、不敢懈怠。是为我亲得先生教诲之始，时在1991年初春。
接下来的一年，我全力以赴投入到毕业论文的撰写和报考博士生的紧张准备之中，和先生很少通信。
1992年3月底，在北大博士生考试前十天，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到京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就急不可待地来朗润园拜见先生。在我诚惶诚恐地敲过门之后，出来开门的师母笑着问："你就是西安来的杜晓勤吧？"随即转身对在里屋工作的先生说："晓勤来了！"先生边朗声应道："晓勤来了，欢迎欢迎"，边大步走了出来。听到师母和先生直接呼我的名字，一股暖流顿时涌遍我全身：先生和师母的蔼然热情真是名不虚传啊！我如果能考到先生门下学习，该是多么的幸福啊！在我坐下之后，师母马上给我端来一杯香茶，让我品尝茶点。先生则询问我到北大后的食宿情况，让我注意增加营养，他笑着说："我们北大的学生食堂伙食还是不错的吧，你多吃点小炒，考博士就要吃小炒，不要怕花钱。"我听后不由得也笑了起来，原先的拘束到此时已荡然无存。先生又说："这几天你也不要太用功了，要适当注意休息，我主要是考你们几年来的专业积累，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就能行的。考前你就不要再来了，回去认真准备吧。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和师母说，不要客气。"因为复习太累和心理紧张的缘故，我在来京之前就因眼压过高，双眼出现了虹视现象。正是先生和师母这样的平易近人、和蔼热情，才使我原本绷得太紧的脑筋松驰下来，终于在十天之后能以较好的心理状态考完试。
笔试全部结束后的那天傍晚，我又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先生家，因为我对自己这几天的考试并不十分满意。先生则说："笔试已经结束了，就不要去想它了，你现在可以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考北京大学，要考我的博士生？"接下来先生问的就全是专业问题了，我不由得又阵阵紧张，心里直敲小鼓："不是已经考完了吗，先生问的问题怎么比试卷还要深还要广呢？"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一些作家的集子我还没来得及看呢，好多文学史问题我还没有考虑过呢，我硬着头皮尽量回答，不懂的只好照实说不懂。在熬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我发现天色已晚，打算告辞了，就顺便问了一下先生："明天的面试，先生参加吗？"先生回答道："我当然参加了，不过，你就不要来了。"我听到这里，心中猛然一惊："啊，完了，一定是先生觉得我素质太差了，连面试都不让我参加了。"没想到先生接着又说："我刚才已经给你面试过了，而且我们面试了将近一个小时呢，明天那么多考生面试，统共只有两三个小时，你还去干吗？这几天你一直复习考试，北京城里一定还没去过吧，明天你进城去好好玩玩吧！"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到师母今天一端上茶就悄然退出房间了，先生也是一改我上次来时的随和，一直满脸严肃地不停地问我各种各样的专业问题，原来先生在对我进行面试呐！
在考完试回到西安的一个月后，我就得到消息，已被先生初步录取。欣喜之中，我就给先生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先生在电话里首先对我表示祝贺，接着就提醒我："不要急于想来北京学习的事，你现在最紧要的是要安心在霍先生和杨先生的指导下，做好你的硕士学位论文，争取以优秀的成绩通过论文答辩。"是年六月中，先生应霍师松林先生之邀，来到陕西师范大学，为我的两个师兄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会，使我在正式入陈门之前，已经先饱览了先生恢宏自如的学术气度和风采。接下来两天中，我又得以陪先生和师母游览秦始皇兵马俑、华清池和骊山等名胜，就是在这次游览途中，先生给我讲了要打通文史，将文学研究和文物考古、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二）
1992年9月，我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燕园，来到了先生身边学习。9月10日是教师节，那天下午我和同年吴相洲兄捧着鲜花，拎着各自从家乡带来的酒，正式到先生府上拜师。我们进门后，欲向先生行跪拜之礼，先生摆了摆手："跪拜就不用了吧。"我们就先后向先生深深地鞠了几个躬，作了几个揖，表明跟随先生苦学的心愿。先生笑着说："你们如此尊师重道，我很高兴，这也说明你们是真有决心要跟着我苦读三年，这太好了。" 先生随后对我们宣布了"门规"："我知道你们都发表过文章，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两年之内不许写文章，更不许向外投稿！你们要好好地坐下来读原著，从曹操读到李后主。"先生要求我们每个月交一次读书报告，长短不限，不过一定要是自己读书过程中的心得。先生还告诉我们，当年他带葛晓音老师、张明非老师时就是这样的。葛老师、张老师三年之内每人都写出了上百万字的读书报告，她们后来发表的文章大都是从读书报告中提炼、伸发开来的。先生的这一介绍，无疑是为我们打足了气、鼓足了劲。过了一会，先生又说："今天你们的几个师兄等会儿也要来，你们就在我这儿吃晚饭吧，师兄弟们也可以认识认识，聊聊天嘛。"不多会儿，钱志熙师兄、马纯师兄、吴光兴师兄、刘宁师妹陆续带着鲜花或贺卡到了，向先生表示节日的祝贺和感谢。大家看到先生和师母特别亲热，尤其是马纯师兄一进门就拥抱着先生，亲了亲脸，就好像在外的孩子回家看到父母一样，无拘无束。那天，我是第一次体会到世界上还有这样融洽、自然的师生之情，我能成为其中一员真是太幸福了。
大概是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先生自己就不大写大块的文章了。先生认为，作为学术竞技场上的一名老运动员，应该急流勇退，退下来当一名好教练，一心一意培养新手。先生喜欢说自己是教练兼啦啦队员，他要让我们接受严格而系统的学术训练，要把我们扶上马，再送一程，还要为我们呐喊助威。先生指导学生是相当认真的，他自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隔三年才招一届研究生，而且一届不超过两人，目的就是在这三年之内可以集中精力培养这一至两名学生，直到把他们送出门，才招下一届。这在当时各高校的古典文学硕、博士导师中是不多见的。
在我们入学之初，先生就说，这三年中他自己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指导我们读书、做论文。先生那时除了每周给系里的研究生上两节"杜甫研究"选修课，偶尔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指导我们读书、为我们批阅读书笔记上。先生常常自我解嘲，他是个"傻"老师，只会用"笨"办法（即先让学生"精读原典"写读书报告，然后再从读书报告中提炼观点、深入开掘，写专题论文，最后在一系列专题论文的基础上，撰写博士论文），教"傻学生"。先生曾自豪地说："我带出的学生虽不至个个都是极优秀的，但不可能出废品、次品。因为我用这'笨'办法，舍得花'死'功夫，而且每道工序都是严格把关的。'水到渠成'，绝不会发生三年级了学生还无题目可写，快毕业了论文被枪毙的事。"但是，这样一来，先生要多付出多少心血呀！
第一年，我们除了上外语课，其他的时间几乎也都是埋在宿舍里读书写笔记。我从《诗经》《楚辞》开始，系统阅读中国古代诗歌作品，一路理下来，直到唐末五代。大概是从十月初开始，我每隔一个月就给先生交一次读书札记。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札记"啊!短的一条只有十几个字，长的则达数千言，而且，我读书时还经常把一些自认为可能有用，但又无一丝己见的原始材料归类排比在笔记本上。然而，年已古稀、且左目因写《杜甫评传》早已失明的先生，每次都将我这些密密麻麻、泥沙俱下的文字逐字逐句地批阅一遍，甚至连一个用错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先生每次都力图从我那些芜杂繁乱的文字中找寻出哪怕有一丁点学术价值的东西来。先生通常是在他认为"尚可"的字句下面，用红圆珠笔"点"过去；在"较好"的条目旁边，打上一个 "勾"；在"很好"的条目旁边，打上两个 "勾"；在"大佳"的条目旁边，打上三个 "勾"。在每份读书笔记的后面先生都写着"总评"。先生在收到我们交来的读书笔记后，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看完了。然后先生就给我们宿舍打电话，让我和相洲错开时间，分别来先生家面谈。先生这样做的目的也是在于每次可以把问题谈得集中一些，时间谈得多一些。
我和相洲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到先生家来"谈"、"取"读书笔记的日子。每到这一天上午（几乎都是上午九点钟左右），我就既高兴又紧张。我们当时住在紧靠学校南门里边的二十五楼，先生住在燕园东北角的朗润园，每次来先生家都要路过高大、挺拔的博雅塔，途经风景优美、波光粼粼的未名湖，穿过幽静、深曲的后湖。一路上看着燕园里这如画的景色，我心里自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悦。但是每当快到先生家时，心里就难免犯嘀咕：不知先生对我这次 "报告" 的评价如何？我那个所谓的"新见"，不知道先生 "首肯"不？等到一进先生的家门，这种紧张的心情马上又被先生那慈祥的目光和师母热情的话语融化得无影无踪。每次落座后，师母总是先端上一杯热热的、香香的茶水，然后让我和先生一边吃着各种各样好吃的糕点和糖果，一边悠闲地谈着学问。（这真是难得的一种享受！）先生从来都是鼓励我，总是说："你读得很细，很认真，大小创获不少，积攒起来，将来大有用处。"（1992年12月5日语）"有不少自己的看法，这很好，读书当如此，始有长足进步。"（1992年12月22日语）"这许多心得，可帮助加深印象，将来进一步研究亦有参考价值。"（1993年5月27日语）至于我"笔记"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先生大多让我拿回宿舍后自己看（因为先生已经在批语和总评中写得很详细了）。
先生特别喜欢给我们讲故事，他不但讲他当年上大学时的趣事，讲林庚先生是如何指导他研究古典文学的，讲他如何带葛晓音老师、张明非老师和钱志熙师兄、朱琦师兄的，还讲学界其他先生的学问和为人，我们从先生所讲的这些故事和趣闻中学到了很多治学和做人的道理。先生告诉我们，做学问既要有远大志向，又要有实际事功；既要有自己的见解，又要辩证宽容。先生最反对动不动就和别人商榷，动不动就写文章批评别人的人。先生经常告诫我们："我们这一门不喜欢和别人'打仗'。关键在于你要能'立'，而不是"破"；要有自己的系统研究成果，不要靠自己一丁点的不同于别人的理解，就去和学界前辈或者名人商榷以哗众取宠。要充分尊重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要认真学习其他研究者的优点，有容乃大。"
天气较好的时候，我们大概只在房子里聊半个多小时就出来，到先生家门口的后湖边，坐在椅子上、柳树下，看着满湖的涟漪、烂漫的二月兰（先生认为，二月兰可算是北大的校花，春天里北大偌大的校园中，山上、路旁、屋下、湖畔到处是这种繁星一般小小的紫色的花朵），继续谈着各种各样的话题。
那时候，北大校园里还没有在各种文物、景点旁树立文字介绍牌，而我又是从外校进来的，对燕园里的掌故可说是一无所知。先生总是兴致勃勃地领着我，沿着幽曲的湖边小径，拨开茂密的丛林，探幽访古。先生曾站在碧波荡漾的后湖边，指着北招西边开得甚旺的荷花告诉我，这可是季羡林先生出访印度时，千里迢迢带回的天竺良种。先生曾带我来到僻静少人的后湖西北角，指着长在小路拐弯处、湖边小石桥头的一棵歪脖子老树说，这个地方晚上骑车经过时要特别小心，曾经有一位先生在这个地方撞上过此树、掉到水里去了，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要求过把这棵树砍掉，只是让学校拓宽了一点道路，所以我们现在仍可以看到这个趣景、奇景。我们也曾跨过后湖西边的石桥，进到颇具乡村景色的湖心居民区，先生指着西南角石桥边一个貌不惊人的太湖石说，她可有来历，而且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青莲朵" ，随着季节的变化，她的颜色也会不同，还是全国三大名石之一呢。现在想来，和先生一起在校园里散步、聊天的那些日子，真是一生也忘怀不了的美好记忆。
到1994年春天，我和相洲都已经读到中晚唐了。先生有一天把我们叫去，让我们开始考虑写专题论文的事。先生告诉我们，北大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在评价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乃至评职称时，不是看重他写了多少书，他写了什么书，而是看重他的专题论文。先生说，有人凭一篇论文就当了教授，某些人虽然写了几十万字的巨著，却连续几年申请副高都没能通过。问题就在于，所谓的"专著"中有太多的水分。而专题论文则能见其功夫，含混不得，马虎不得。先生还说，所谓的"编著"最为害人，尤其是有些导师喜欢带学生编什么文学史或者概论、通论性质的书，简直是在毁学生的学术前程，因为这样做，只是在培养学生综合别人成果的能力，且形成思维定势后，学生写文章时也会分不清哪是自己的观点，哪是别人的成果，甚至径直化取他人成果为己见。
在对已有的厚厚的七大本、多达三四十万字的读书笔记的重新翻检后，加上先生的指点和引导，我在1994年的春夏之交，决定以"南北朝后期到初盛唐间诗歌艺术转型与社会文化转型之关系"作为我博士论文的主攻方向。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就陆续写出了《论龙朔初载的文场变体》、《陈子昂的家学渊源与其人格精神、文学创作之关系》、《初唐四杰和儒道思想》等三篇文章，为撰写学位论文作了必要的准备。
1994年9月，先生受邀，将携师母远渡重洋，赴美到斯坦福大学讲学，所以先生就请葛晓音老师继续指导我和相洲。先生临行前一天，我们所有在京的师兄弟都齐聚先生家为先生和师母饯行，席间大家既为先生出国讲学高兴又为将来的半年多的离别而伤感。第二天，我们到国际机场送先生和师母。在入口处，我们和先生、师母恋恋不舍，但都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生怕先生和师母太伤感，但是，先生的眼中一直滚动着泪花。等到和我们握手再见时，先生竟一下子放声哭起来了，泪如泉涌。先生的哭声是那样的大，像孩子一般，毫不顾忌旁边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一直憋着的眼泪也都禁不住夺眶而出，旁边的旅客、送客也都被感染得潸然泪下。
1995年4月，先生和师母从美国回来了，这时我和相洲也已在晓音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初稿。先生看完我们的论文初稿后，自然是十分高兴。但是，我们都明显感到先生的精力大不如出国以前，先生跟我们谈话时间一长就感到累，就想睡觉，不过谈话时思维能力未见衰退。六月中旬，我和相洲要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了，先生也和葛老师一起，不顾北京炎热的天气，为我们的答辩会做准备。答辩会那天，先生早早地就来到了系上，告诉我们答辩时不要紧张，只要从容、老实、谦虚地回答各位专家的提问就可以了。因为论文已经写出来了，而且写得还不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有先生的这些话，我们那几天一直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有点底了。在上午相洲的答辩会上，先生除了在开始的时候，对各位专家不惮酷暑审阅我们的论文，又不辞辛劳拨冗参加我们的答辩会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静静地听着各位专家的提问和相洲的答辩，很少发言。但是，当一位专家对相洲论文中有一处和先生《杜甫评传》观点相左表示异议时，先生马上接过话题说："学生和老师的观点不一样，很正常，只要他言之有理，有何不可呢！相洲提出这个观点，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个人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先生这番直率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那天，先生和各位专家一起在答辩会场坐了整整一个上午，竟然没有打过一次瞌睡。要知道，先生那段日子和别人谈话通常只能谈到一两个小时。可以想象，先生那天上午是多么的累呀，但是先生硬是坚持参加完了上午的答辩会。我们大家对先生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七月初，我们终于取得了博士学位，要毕业了。我和相洲穿着博士服、戴着博士帽来到先生家谢师，先生拉着我们的手，一个劲地说："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三年了，你们苦读了三年，终于熬出来了，不容易啊！"说着说着，先生的声音就变了，泪水从先生的眼眶慢慢地流出来，先生又一次哭了。其实，这三年中，先生比我们更加不容易啊。刚开始先生要把我们从野路子上拉回来，就已经煞费苦心了，后来又一个字一个字地为我们批阅读书笔记，想方设法启发我们发现问题，悉心指导我们深入研究，而这一切都是先生在已经年逾古稀、左目失明的情况下进行的，先生在我们身上花费的心血比我们自己的努力要多得多啊！先生的培育之恩，是我们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也是我们一辈子报答不尽的。
（三）
1995年夏天，先生的病确诊了，原来是先生的脑内长了一颗肿瘤，发现时这颗肿瘤已经在先生的脑内长到两厘米大了，正是这颗肿瘤压迫了先生的一部分神经，使得先生的精力受到影响。但是，考虑到这是一颗良性肿瘤，而且先生年龄已大，不适宜做手术，医生就建议主要用药物来缓解病情。
是年秋天，我留校任教了，可以经常来先生家向先生请益。先生虽然不再能和我深入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了，但是仍然很健谈，很开朗。先生经常要求我安心工作，继续研究。对于我从事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先生也是十分支持和鼓励的，先生不止一次地说，他就带了不少的外国留学生，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本身就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通过教学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的社会文化，了解国外学术界的情况。所以先生经常用流利的英语问我问题，而我总是回答不了几句，就改用中文了。先生于是就叮嘱我要努力学好英语，争取早日出国交流。
在我刚留校的一两年内先生的病情发展得较慢，所以每当我来先生家聊天时，先生总是兴味盎然。有一次，我刚刚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给先生送来了。哪知刚进门，先生就高兴地对我说："你刚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已经看过了，写得不错，不过不要骄傲。"接着他又从案头取出当年的几期《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杂志一一翻给我看，喜形于色地说："晓勤，你看今年我们陈门大丰收了，葛老师、志熙、相洲和刘宁今年也都发了文章，而且是一个接一个，真不赖！"先生笑得是那样的开心！原来我们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能让先生如此高兴啊！我不由得暗下决心，要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来！
除了工作和专业，先生对我的生活和家人也十分关心。在我留校后第一次分到宿舍时，先生就说要来看看。那天上午，先生和师母从校园东北角的家一直走到学校南门内我住的26楼。先生和师母进门后，看到我那10平方米的房间里，有床，有写字台，有书橱，还有一个旧的黑白电视，不停地夸道："不错，不错，室雅何许大，你这儿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那天中午，我和妻子陈瑜给先生和师母做了一些家常菜，先生和师母更是赞不绝口："味道不错，味道不错，你们还真有两下子。" 我知道，即使我们做的菜不好，先生和师母也会很高兴的，也会吃得很香的。
先生和师母另一次到我家来，是在1997年春天我孩子文郁出生以后。那时先生的病情已经发展了，主要症状就是特别容易累，想睡觉。文郁出生的时候，先生和师母正在南京旅行。当二老在电话里听说孩子已经顺利分娩时，那高兴劲就甭提了，先生和师母在电话里说："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生了一头'小牛'（因1997年的生肖是丑牛）。"不几天，先生和师母从南京回来了，说想来看看陈瑜和孩子。我们觉得先生和师母应该多休息几天，再来也无妨。但是先生却坚持这几天就要来，我说先生和师母要来的话最好让蓟庄大哥或者友庄大姐用车送过来，因为当时我已经搬到校外，住在中科院25楼了，那个地方离先生家又更远了，足足有四、五华里，而且要穿过一条交通十分繁忙的白颐路。
在先生打过电话不几天的一个上午，我刚从学校上完一、二两节课回到家（大概10点多钟），陈瑜就告诉我："先生和师母马上就要来家看文郁了。"我说："太好了，但先生和师母怎么来的呢？"陈瑜说："师母说今天天气很好，先生兴致很高，可以一路散步过来，师母说也好让先生锻炼锻炼，省得老不活动。"我一听，着急了："这怎么行呢？这一段路不但很长，而且相当危险。"我马上就给先生家打电话，可是已经没有人接了，先生和师母已经出发了。于是我就马上骑车，沿着先生和师母可能走的路线去接他们。可是我一路上找过去，却怎么也不见先生和师母的身影。这可怎么办呢？我焦急地在门口的路边等呀等，一直等了将近40分钟，才看见师母和先生从东边慢慢地走过来了。我马上跑上前去，一边搀扶着先生，一边忙问师母怎么从东边过来了。师母说，因为大哥和大姐今早都出去了，她和先生上午在家没有什么事，反正要出来散步，所以9点半就从家里出发了，但是过了马路后没有沿着路往南走（这是条捷径），而是进了中关园。因为中关园里要比马路上安静得多，而且先生和师母好长时间没有来过北大中关园宿舍区了。他们在中关园里边走边停边看，还在路边的椅子上休息了几次。我再看看先生，先生显然已经相当疲惫了，高大的身躯挪动得很慢。
进门后，我马上安排先生和师母先在沙发上坐着歇一会儿，但是先生却坚持要先看小文郁。先生和师母看着文郁红扑扑的小脸蛋，高兴得合不拢嘴，直说："小家伙长得不错，以后一定是个聪明蛋。"师母从包里拿出几套小衣服和一个小纸盒子来，师母指着那只小盒子说："这是个小牛，是我和你老师在南京夫子庙给文郁买的，因为他也是头小牛嘛！"我接过来打开一看，真是一件十分可爱的小工艺品，陶土烧制的小牛，涂着褚红的漆，形态顽皮可爱。我马上把它就放到书架上了，对睁着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的小文郁说："小家伙，你知道吗？这可是师爷爷和师奶奶从南京给你带回来的呀！"（后来文郁懂事了，也特别喜欢那头小牛，经常自豪地说："这是师爷爷和师奶奶送给我的"。）看完文郁后，我就马上让先生和师母在沙发上休息，可是先生刚坐了几分钟，就累得开始打瞌睡了。于是我马上和师母商量，赶快吃午饭，好吃完饭立即让先生回家休息。那天，我们是在中科院25楼院子里的"天外天"吃的饭，饭菜都很对先生和师母的口味。先生一开始也和师母一道直夸"好吃，好吃"，但没吃多一会儿，先生就又困得不动筷子了。于是，我草草地结了帐，就出去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先生和师母送回去了。我直到现在还后悔，那天我怎么没有想到先生和师母会从中关园里来的呢，要是我多动一点脑筋，到中关园里去找，先生和师母也不至于那么累呀！
后来，师母告诉我，那是先生的最后一次远足，以后先生再也没有散过那么远的步。但师母又说："你老师那天是一直坚持着要走到你们那儿看文郁的，他就是这么倔强的一个人！"
大约从1998年初开始，先生的病情又有所发展，这时候先生脑部的肿瘤开始压迫运动神经，先生左腿的迈步已经受到影响，先生不得不开始用拐杖走路了。每当我看到先生魁伟、挺拔的身躯，因为架拐而一晃一晃的时候，心里就难受得想哭。但是先生自己的情绪却似乎没有受到影响，依然是那样的乐观、爽朗。这时我到先生家来，大多是坐在先生旁边，跟着先生学吟诗，吟的内容主要是先生自己的《梅棣盦诗词集》中的作品，或者唐宋名篇。那时先生的记忆力虽然衰退得不少，然而这些作品还是记忆犹新的。往往是先生先吟一遍，然后我一句一句地跟着学。先生是用湖南话吟的，声音洪亮，抑扬顿挫。我呢，刚开始还想学着先生也用湖南话吟，但是先生没有吟过的作品，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发音了。后来，我和先生商量，我能不能改用自己的家乡话如皋话吟（因为如皋话也是有入声的），先生想了想说，你试试看吧！我试着吟了一首杜牧的《山行》，先生说："凑合着也行吧！"于是，我们师徒俩，就一个人用湖南话，一个人用如皋话，一前一后直着嗓子，大声地吟唱着同一首作品。害得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师母忍不住跑过来说："我怎么听怎么都觉得你们师徒俩这么个吟法怪怪的。"我和先生都笑了，先生还说："怪就怪吧，反正我们是'自长吟"，自娱自乐嘛，又不是登台表演，吟给别人听的！"所以，那时几乎每隔一两周，我都要来和先生进行这让别人听起来"怪马古冬"的"二重吟唱"，但是，先生和我都快活得不得了。哎，可惜的是，当时我总想等到我吟得稍微上点路子了，再把我们师徒俩的"吟诗"录下音来，谁曾料想先生竟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这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在以后一段时间，先生连房间门都走不出去了，我就坐在先生的床头，陪着先生说话，偶尔也还吟吟诗。但先生有一段时间，对音乐特别的感兴趣。听师母说，先生有时一个人躺着的时候也唱歌、大声地哼哼，而且总喜欢哼唱年轻时学过的英语歌。有几次我来看先生，先生让我也唱英语歌给他听，可是惭愧得很，我虽然学了十几年英语，但除了初中一年级刚开始学英语时学过《A、B、C》和《Happy New year》等入门歌外，后来那么多英语老师竟然都没有教我们唱过什么英语歌（可见我们在80年代所受的英语教育比起解放前来都不如）。先生见我唱不了，就给我唱，他唱的是美国黑人老歌，虽然只唱了五六句，但声情并茂，发音浑厚而标准，旋律缓慢而深情。我不由得暗暗佩服先生对这些音乐深切的理解。还有一次，先生让我给他从墙上取下箫，他说要吹箫。我一听，就特别高兴。因为以前，只有我们每次师生大聚会的时候，先生才会为大家表演吹箫，那是我们学生最喜欢的一个节目。然而，由于疾病的原因，先生的底气显然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足了。我听着先生吹出的断断续续的悠长的箫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但先生吹得是那样的认真，那样的专注，那样的怡然自得。
总之，自从先生得了这病以后，对自己的病情似乎毫不介意，先生从来没有痛苦、犯愁过，依然是那样的自然、任真，依然是那样的快乐、爽朗，这也是我们每次去看先生时，依然能够和先生一起快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1999年11月16日下午，我接到了要到日本工作两年的任务，那天恰好是先生75岁的生日。我一拿到意向书就直奔先生家，先生知道后，高兴极了："这下你可以出去看看了，太好了！"先生还告诉我，他在日本有许多好朋友，如松浦友久、入谷仙介等，有空了应该去拜访他们。我正式来日本的时间是2000年3月底，出发前一天，我到先生家向先生和师母辞行，先生还不忘让我充分利用在日本的机会学好日语，借鉴日本学者的治学经验。临分手时，先生突然又问我："晓勤，你这次去是几年？"我回答说："两年。"先生好像有点伤感，喃喃地说："要两年啊。"我连忙安慰道："先生，没关系的，日本很近，我每个假期都可以回来看您的。"因为我想，虽然先生的病情一直在发展，但是发展得并不是很快，不是都已经过来了五六年嘛。在我临走的时候，先生拉着我的手，泪水夺眶而出，我则强忍着泪水离开了先生家。
来日本以后，我是每隔一两个星期就给师母打电话，问先生的近况，刚开始师母总是回答和我走之前差不多，没什么大问题，不用担心。但是到去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我给师母打电话，像往常一样询问先生近来身体怎么样时，师母在电话的那头停了一下，缓缓地说："不太好。"我一听，心里猛然一紧，连忙问："师母，先生到底怎么了？"师母哽咽着说："你老师前几天突然发了一次烧，现在已经有好几天一句话也不说了。"我想，我才离开先生几个月，先生的病情怎么会发展得这么快的呢？我又马上给相洲打电话，相洲和翠萍也都说，先生现在连他们也不认识了，更是连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马上向学校请求，能不能在我一给学生考完试就准许我回国。学校还是非常通情达理的，准许了我的请求。就这样，我在7月28日晚上就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了先生家，只见先生还躺在那张单人床上，但是原本高大、魁梧的身躯明显瘦弱、缩小了许多。先生闭着双眼，静静地躺着，师母在先生的耳边轻轻喊着先生的名字，不停地说："贻焮，贻焮，晓勤回来看你来了。"先生好久才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下，马上又闭上了，先生可能已经不认识我了，或者是实在没有一点力气睁眼看我了。我坐在先生床前，握着先生阔大、温暖但已经绵软、无力的手，看着先生疲惫不堪的样子，泪水禁不住地望外流淌着。先生啊先生，你实在太累了，你好好休息吧！
暑假里，我还是每隔一周就来看看先生，先生还是和以前一样，一句话都不说，但睁开眼的时间多一点了。师母告诉我，有几次竟然还认出葛老师和志熙来了。后来，我和先生说话，先生虽然不回答，但是还是有了一些反应。葛老师每次来喂先生吃饭，先生也是挺高兴的。
到9月底我假期结束快回日本的时候，先生的病情虽然没有太大的好转，但是也没有再发展。我于是就在极度不安中，无奈地回到了日本。
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我还是经常给师母打电话问先生有无好转，师母总是说先生病情还比较稳定，再没有发烧过。11月中旬，我想起先生的生日又要到了，但是我今年是不能给先生过了。于是我就和师母商量，让志熙师兄和相洲把在北京的师兄弟们都找来，在先生家聚一下，给先生过过生日。11月16日是先生的生日，那天傍晚，我给师母打电话问大家来没来，师母说大家快来了，而且先生今天的精神特别好，白天还说了好几句话。我听后，自然很高兴。
可是，就在先生过完生日后的第三天，11月19日晚，当我例行打开电子邮箱时，发现尹小林兄来了一封奇怪的信，没有正文，"主题"栏里写道："请速到国学网站主页上去，有要事。"因为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在帮助小林兄规划国学网，我以为又是他在让我给刚更新的网页挑错、提意见呢。于是我就转到国学网站，等到主页刚刚打开，我就看见网页上方不停地滚动着一行字："沉痛悼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史家陈贻焮先生！"我的头"轰"的一下，我想小林不会是搞错了吧。我们先生前两天还好好的，刚刚过完生日，怎么可能呢！我又连忙喊陈瑜来看，陈瑜也不相信。于是，我马上下网，抓起电话就给相洲挂，是翠萍接的电话，翠萍呜咽着说："是真的，先生真的走了，是今天早上走的！"我呆住了，几年来我一直暗暗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木然地挂上了电话，对陈瑜说："先生真的走了！真的走了！"我们俩坐在榻榻米上，泪水早已从陈瑜的眼眶中流了下来，她抽泣着，而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茫然无措。文郁过来问我："爸爸，妈妈怎么了？"我说："你师爷爷走了！"文郁又问："师爷爷走到哪儿去了？"我说："师爷爷到天上去了，进天堂了。"文郁若有所思地问："天上是神仙住的地方，师爷爷在那儿就不会老了。"我一边搂着文郁，一边指着刚刚从网上下载的先生的遗照对他说："文郁，你看你师爷爷永远不会老了，他永远幸福地住在天国里了！"
后来，我听师母说，先生过去的时候，是很快很安详的，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就好像出远门了。我相信，先生一定已在天国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先生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直是那样的自由，那样的快乐，那样的欢愉。他给与我们的不仅仅是治学之道，更主要的是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生活的态度。先生对别人永远是宽容、热诚的，先生对生活的态度永远是乐观、爽朗的，先生终其一生永远保持着一颗赤子一样天真的心。先生是得了道了，是和他所钟爱的诗人陶渊明、杜甫到一块去了。
仰望夜空，繁星闪烁，我仿佛看到了先生在天国里那俯瞰我们的慈祥的目光，那渊默的微笑……
2001年4月初稿于日本金泽小立野
2001年9月二稿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2001年10月8日改定于日本金泽小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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