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忆说诗—重读陈贻焮先生的《论诗杂著》

臧 清

    去年年底，听到了北大陈贻焮先生辞世的消息。作为曾多次聆教的晚辈学生，感伤怀念，无以寄托，就去陈先生的著作中追寻先生的音声面影。翻开《论诗杂著》一书，看到扉页上先生的题诗遗墨，颇觉动情。《论诗杂著》是陈先生谈诗论人的文集，内中的二十篇文章主要撰成于1980年代。与先生此前出版的论文集《唐诗论丛》有所不同，这部文集的评述范围不止有唐一代，除了论卢照邻、王维、孟浩然、李白氏族和杜审言杜甫祖孙等初盛唐诗人之外，还兼及《诗经》、曹操、陶渊明。体例也不限于学术论文，还收录了序评、杂感、自述一类显见性情面目的文字。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我八、九年前就读过，当时刚放下学生书包未久，按照流行的文学评论眼光，正热衷于那些方法出新、风头正健的理论性文章。这次再细读一遍，如同重拾一串遗珠，很惊讶自己当初怎么竟轻易放过了。睹物思人之余，又有一些新的收获和体会。
    评析古典诗词，能够既把握住作品中丰富蕴藉的思致，又不损害全篇流转完整的美感，达到一种平实而浑成的境界，这是顾随、俞平伯、沈祖棻、林庚等老一辈学者的说诗风格和传统。在现今的研究模式中，论文写作往往汲汲于观点的新创、理论框架的营构，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本身或条分缕析或大而化之，对感怀、思致丰富的作品本身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把握，对文学鉴赏力和艺术感觉的养育到底能提供什么帮助，却是颇为可疑的。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本来是有重艺术感觉这方面传统的，许多前辈学者蔚为典范，可惜后人少有能发扬光大者。陈先生的《论诗杂著》 可以说是这一传统在当代一个难得的嗣响。

一

    《论诗杂著》作为陈贻焮先生的代表著作《杜甫评传》、《唐诗论丛》以外的拾遗补阙之集，虽然未在学界引起广泛注意，其实却颇能体现陈先生说诗论人的艺术。本书或分述或合论，随处切入讨论。《论诗杂著》中的长文《评曹孟德诗》即是这方面的一个精彩的范例。陈先生围绕曹操政治上的特殊性和性格上的复杂性，评说其功过是非；透过曹操的人品与诗品之间的张力关系，展示其诗歌的气格面貌，特别是抓住诸如曹操屠城的暴虐行径与诗中流露的悲悯情怀，为人的忌刻残忍与诗中的自比周公，翻云覆雨的政治手腕与诗中讴歌的道德理想等等这样一些矛盾集结点来剖析，结合曹操写作时的情境、动机和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背景，参照曹操的书信、军令和同时代人的诗文见证，多方面综合考察，揆情度理，揭示出曹操何以兼具互不相妨相讳的两面性的原因及其作品的价值所在，持论缜密允当，令人折服。陈先生还善于在边述边评中还原古代诗人的活动场景和环境氛围，以明晰流畅的语言很容易地把读者引领到彼时彼地，再于其间指点文学现象生成和演变的遗迹。如《杜审言》一文中，分析五言排律在唐代的成型发展及杜审言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时，就对初唐那种推崇类书式的诗、书判亦用骈体的文坛风尚做了描述，凸现出这种风尚中如鱼得水、傲视朋辈的杜审言，指出杜审言对五言排律的开创之功正是源自他好恃才逞能的性格。文章援引了几个生动的事例表现杜审言的大言伤人，尤其是以其子刺杀仇家的事来渲染杜审言的遭嫉之深，反过来也证明他的才情盖世，足以驾驭如此繁难的长律形式。创作长律的并不止杜审言一人，但主客观方面的因素使五言排律到杜审言手中得以达到通篇四十韵的高峰 。文章再接着指出，其后杜甫更以强烈的家族感情承继乃祖“家法”，将五言排律发展到一百韵的极致。整个的阐述分析既具体生动，又始终不离揭示问题的线索。写论文如此，陈先生在专题课上说诗也是这种方式。我上过陈先生开的“李白研究”课，课堂上先生不拘格式，不做一二三四的条目分割，而是左史右集，选读若干篇，面对每一首诗都如同面对李白其人，或赏析或考辨，议论风生。已记不清先生具体讲了些什么，也说不准是在哪一种幢教室楼了，只记得是宽大的老式桌椅，绿树映窗，鬓发苍然的先生风神散朗，娓娓而谈，确曾给我留下一个如坐春风的深刻记忆。当时就想：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先生，来读唐诗，最是相宜不过了。今天还可以补充一句：这样的讲法，也最能唤起对古诗的感悟。

二

    陈先生立论既重视拓宽视野，一气贯通，更重视从作品实际出发，面对文本丝毫不含糊。凡是文章中征引的古诗，陈先生几乎都要先疏通文字串讲诗意。这在先生已成随手的习惯，看似容易，其实是硬碰硬的基本功，处处无法回避，无所逃遁。对此我深有体会。以前做学生时，买诗集绝不买译注本，以为不必，自己讲课才知道一字一句都须有所交待其实是极艰巨的工作。陈先生说诗时最能要言不烦地点明文意，展开诗句的每一处褶皱，引导读者去触摸这些诗的藻绘肌理，而论述就在顺畅的解读中层层推进，精审敏锐的艺术感觉更时时闪烁其间。比如，在分析古人集中多见的赠诗、和诗一类作品时，先生不但解说这些诗本身及其酬赠意旨，还常常找出原诗、往还诗一一对举，指出它们之间的婉曲映照之趣，指出诗中嵌用典事的正反相衬和工巧妥贴，帮助我们去领略诗中那些“不知出处其意自明，知则更觉修辞之美”（《杜审言》）的地方。在多篇论文中，陈先生还常提示读者注意古诗中那些不加玩味则易忽略的语气和情绪表达的微妙分寸，象杜审言诗《赠苏绾书记》的调侃，《渡湘江》里的痴语，杜甫诗《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二的幽默风趣，《赠蜀僧闾丘师兄》中的门面套话，卢照邻《长安古意》中的“劝”中带“讽”的口吻，等等。这些散见于行文当中的细腻之笔，充分体现了陈先生作为深谙诗道的诗人把握诗歌的准确和敏感。
    不同于泛泛的赏析文字的是，在如此流畅细密的文本解读中，陈先生始终保持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不仅关注作品的聚讼纷纭或隐晦难解之处，在粗看不值得徘徊的地方，尤能宕开一笔发掘，道出人所未道的见解。以《王维》一文中对《献始兴公》诗的分析为例。这是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王维拜右拾遗后对宰相张九龄的献诗。诗中称张九龄是“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的“大君子”。王维这次授官是干谒张九龄的结果，献诗中这样的语句，很容易被读者看作是出乎“曲私”之求的感激阿谀之辞，至少也是对当道者的例行套话。而陈先生则援引史传中有关张九龄事迹的多处记载，以王维上诗前后张九龄反对以“名器”假人的三件事例，及张九龄其他出于公心的行为、奏章，证明王维的这两句诗并非虚美，实可作张氏政绩的考语。文章进一步指出，王维对此的着重标榜，不仅是赞美张氏执政的特色，更意在申明自己与之一致的政治见解以及与当时李林甫等大贵族腐化政治势力相对立的立场。以上从诗句解说引出的探讨，对于考索王维事迹颇具建设性意义。王维一向给人政治上消沉淡漠的印象，这里则展现了他正当盛年期锐意进取的一面；诗史互证揭示王维与张九龄的同契关系，则有助于更为翔实地勾勒王维政治热情起落的来龙去脉。再举一例，《杜审言》文中引到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的句子“吾祖诗冠古”，一般皆知是杜甫对其祖父诗歌成就的颂扬，辞意甚明，陈先生在解说时，却并不停留在这字面意思上，而是立即抓住这一点深入分析。“诗冠古”当然是超过了屈宋，老杜真的认为他的祖父是这样的“千古诗人之冠”？陈先生细味这首赠诗的题旨，断定这话有互相吹嘘家学渊源的应酬意味。再找出杜甫诗文中其他涉及杜审言的话，认为多有揄扬先世、借以自勉或勉子之意，理解上也不必过于坐实。文章还结合杜甫筑室首阳山下，寒食祭祖时舍审言而取十一世祖杜预的事情，参照其《戏为六绝句》其五中的论诗标准，《八哀诗·李公邕》中的论人标准，互相取证推论，指出杜甫对杜审言的政治表现是有所避讳和保留的，对其诗歌实绩的认识不失理性。这样就把杜甫的家族感情和对杜审言的真实评价区别开来了。
    于此，我不由得联想到，陈先生对“诗是吾家事”的杜氏祖孙尤致低徊，对杜甫的以孙评祖独能会心，恐怕与陈先生本人的家世不无关系。陈先生在《附在后面--聊代自传》里说，他的祖父是前清的秀才，父亲读过教会学校，皆能诗。先生在文中引述了祖、父的诗句，并说父亲的一首饮酒诗豪放且美。课余闲暇，先生把父亲的诗和自己的诗用毛笔小楷抄录复制，题签好分赠我们这些学生，其中一位香港师兄特地将两幅手书镌成铜版呈送先生，先生一高一低并挂在书房壁上，笑吟吟地指给我们看：这幅是我父亲的，特意挂得高一些，老子当比儿子高出一些嘛。这个颇富人情味的细节我至今记得，无怪乎先生对老杜的“仁人孝子之心”（杨伦《杜诗镜铨》）会有共鸣了。
     对于我们这些后辈学生来说，陈先生这种感同身受、诗入骨髓的治学境界固然不可及，但如前引两例那种颇具考证功夫的评诗眼光，那种处处留心的问题意识，确实值得用心揣摩学习。一般来说，古典文献训练不足的文学研究者对作品、材料的理解和运用，稍有不慎，往往会取己所需，加诸己意，甚至径取字面意思为自己的立论服务，而不推敲其中的真实意旨。然而文本研读走向极端，任意探微索隐，求之过深或直接采用，或讲论渊源失之皮相，都是不加检束的不良习气。追思陈先生的学术道德，益发令人对老一辈的学风肃然起敬。

三

    陈先生说诗透彻不隔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先生本人的诗人之心。陈先生长于旧体诗词写作，有诗集行世，内中有不少行家推赏的佳构。先生通过诗词写作，不仅在今天的生活里随处发现了古人的诗意，更可借写作经验去体贴古人的心绪感受，说诗搔到痒处。以前听说难得有几位老先生尚存“吟”诗的古风，陈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陈先生有兴致的时候，偶尔会以乡音古调吟诵，令我们直感古诗的音律之美。当其时，听着先生那抑扬顿挫的腔调，看着先生俯仰沉醉的神情，真令人有隔世之想。在我看来，先生的确具有一种古代诗人的气韵。
    赋诗填词在陈先生既是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一部分，治学说诗亦是一种情性的投射和抒张。陈先生曾开玩笑说，他很佩服人家哪个作家都能研究，他只能研究他喜欢的。的确，先生选择的研究对象，不是时髦的论题，不是为立论的新异，更不是轻肆而发的，而是真正为之心动，为之沉吟甚至为之唏嘘的。他是真爱他笔下的那些古人，仿佛与他们声气相通。先生自述年轻时求学的经历和志向时，就自认与“幼性猖狂，因顽慕勇，释担受书，废耕学文”的鲍照相仿佛，对鲍照的《侍郎报满辞閤疏》爱不释手（见《附在后面--聊代自传》）。在《论诗杂著》里，他揣摩曹操的心迹（《评曹孟德诗》），追寻杜甫的游踪（《杜甫壮游踪迹初探》），体谅杜审言的謇傲遭嫉（《杜审言》），叩问孟浩然的隐逸动机（《孟浩然》），为卢照邻瘫痪拘挛的绝望和痛苦一掬同情之泪（《卢照邻》）。评价每一个诗人，都以同情之理解为标准。不少学生都还记得先生曾笑说自己为杜子美献出了一只眼（为写《杜甫评传》致眼疾恶化），为曹孟德献出一颗头颅（剖析老瞒心事恐不见容于曹操）。有一次听到有人写文章骂陶渊明，他竟气得吃不下饭。对有心治古典文学的学生，每有一得之见，先生总是大加称赏，说：我们这一行是冷板凳，有年轻人来坐，应该多鼓励。对古典文学学科的天真维护之情溢于言表。
    了解了陈先生的性情，我们就不难理解陈先生讲论诗文中为什么总有一种不可复得的情调，那就是其中流荡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感情，一种融入其中的性灵智慧。对于他所观照的古人，有时是一种拈花微笑式的会心妙悟，有时则是一种百代相照、切肤关心的震撼。这种随性情所遇、感情灌注的方式，在现在的人的眼里，也许有些迂执，有时会显得偏颇，象对陶渊明的不容诟病，但这不也正是陈先生这一辈人做学问的可爱之处吗？与今人那些出于功利、“神情不关山水”的研究，相去何可道里计！
    重读《论诗杂著》，追思陈先生说诗，最令我触动的，是从陈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老老实实面对文学遗产的诚恳和谦逊，与时下那些叠床架屋、避实就虚而随意驱遣古人的众声喧哗，正可形成鲜明的对照。对先生说诗价值所在的重新认识，令我看到了自己以往的研究需要检讨的地方，令我自问：是现下的学术空气变了，还是我自己变了？无论如何，陈先生没有变。随着自己阅读和思考经验的积累，我逐渐领悟到，这种不趋时俗的说诗方式反而最能与时推移，历久弥新。
    陈先生随同他热爱的古人去了，而他解说的古诗正与我们相伴为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