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知名学者陈中凡作《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跋》一
文，其中讲到1919年秋刘师培临死前曾在北平家中谈起自己的生平学
问，感慨良深地说：“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沪为《国粹
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
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两汉
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
《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
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尝移写净本，交季刚制序待梓。
世有论定予书者，斯其嚆矢矣。”

　　这段记载的权威性及其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值得格外重视。它至少
说明了两点：一，刘师培向来以治“春秋左氏之学”为学术界所称道，
而他本人晚年并不完全认同此点，反倒认为自己最得意的学问，全在
“三礼”上。二，他研究“三礼”的得意之作，曾经誊抄出正规的文
本，交给好朋友和好学生黄季刚（侃）去作序，以备出版。

　　但是，刘师培这两部最得意的著作并没有出版，甚至连清稿都找
不到了！现存《刘申叔先生遗书》收录的这两部书，《礼经旧说》乃
根据各种零散文稿重新连缀而成，《周礼古注集疏》为残本，均不是
刘氏写定的清稿。对此，《遗书》编者钱玄同等人有详细交待。那么，
黄季刚到底拿没拿这两部稿子呢？如果拿了，又将稿子弄到哪里去了
呢？是丢了，还是自己藏起来了？至今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哑谜。

　　我们知道，刘师培死前最亲密的朋友，有黄侃、刘叔雅、陈中凡，
而与陈的关系更不同一般。陈在当时虽为晚辈，但已经是刘师培任主
编的《国故月刊》的特别编辑，更与刘有通财之谊。1919年8月，刘卧
病不起，无钱买药，曾经给陈中凡写过五封信，请其给自己弄些钞票，
陈均一一照办。刘死后，陈并为之料理后事，刘的叔父刘富曾等后来
曾经特意致函感谢（《陈中凡年谱》，1919年。见姚柯夫编《陈中凡
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刘师培的后人也证实说：陈
中凡追随刘氏最亲，师培在京病笃，中凡日侍左右。同时，陈又是刘
师培好友陈独秀的学生，对陈独秀也曾经一往情深，恪尽弟子之道。
可见，陈中凡是一位极为忠诚极讲情义的道德中人，他对刘师培的记
载当然也是极具权威性的。

　　然而，陈中凡的记载却引起黄侃后人的不满。黄焯教授在《记先
从父季刚先生师事余杭仪征两先生事》附录中辩驳说：“曩阅《刘申
叔先生遗书》，见《周礼古注集疏》后有陈氏跋，称刘君有《礼经旧
说考略》四卷、《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尝移写净本交黄季刚。又
刘师颖跋亦谓《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二种全稿为黄君假借
以去。阅之不胜骇异。凡先从父所藏书稿，经焯数度清理，从未见有
四十卷与四卷之清稿，亦无所谓全稿。忆先从父祭刘君文有《春秋》、
《周礼》纂述未竟之语，是《周礼古注集疏》本为未完成之作。又据
钱玄同序，知《礼经旧说》亦不全。今附记于此，以捻世之关心刘君
遗书者。”（《量守庐学记》第138页）

　　显然，黄焯教授意在否认黄侃拿了刘的稿子，理由则有二：一，
在黄侃的遗物中，经数度清理，并没有刘师培的稿子；二，黄侃祭奠
刘师培的文章说刘氏的书并没有完成，钱玄同也说《礼经旧说》不全。

　　这两条“理由”显然都不成其为理由。首先，遗物中没有，并不
说明黄就没有拿过刘的稿子。当然，如果遗物中有，那满天的云彩尽
散，是最好不过的事。而人们感到遗憾的也正在于，刘稿宛若黄鹤，
不知去向了！其次，稿子不全也不成其为黄没有拿的理由：假如黄拿
的正是那不全的稿子呢？至少从道理上，可以提此疑问。至于钱玄同
所谓“不全”之说，乃是讲未见到《礼经旧说》清稿，重新搜集其零
散部分予以整理连缀的情况，与陈中凡所说刘氏清稿是两码事，当然
只能说它“不全”。

　　而且，黄焯教授对“先从父祭刘君文”也作了断章取义。核对黄
侃的原文，发现所谓“《春秋》、《周礼》，纂述未竟”的前后文原
来是这样的：“庚申年（1920）壬申朔越六日戊寅，弟子楚人黄侃自
武昌为文，奠我先师刘君。……君之绝业，《春秋》《周礼》，纂述
未竟，以属顽鄙。”（黄侃《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原来，黄侃本
人是承认拿了刘稿的，是刘师培把“纂述未竟”的“绝业”交给了
（“以属”）他这个“顽鄙”。

　　又据上引陈中凡跋文，1928年春，他在上海见到黄侃，曾经问到
刘的“两稿”，黄答“藏诸箧衍，容某刊布，不任堙晦也。”可见，
那时刘的遗稿尚完好地保存在黄侃手中。到1934年冬，有个叫郑友渔
的发函征寻刘师培遗著，陈中凡请他与黄侃联系，可惜已经“茫无端
绪”。第二年秋，陈中凡准备亲自与黄侃联系，而黄侃却去世了，
“原著遂不可复得矣”。不得已，陈中凡只得将自己保存的“残本”
寄给郑友渔，以便行世。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刘申叔先生遗
书》第五、六两册所录《周礼古注集疏》。而陈中凡的这部分手稿残
本，是刘师培的过继儿子刘葆儒在1923年春送给他的。从稿子“勾乙
涂改，迹如乱丝，几令人不可识别”的情况看，大概是刘师培的草稿
或初稿。至于《遗书》中的《礼经旧说》，里面夹杂了一段孙世扬、
沈延国的题记，写道：“刘君《礼经旧说》手稿《士丧礼》、《既夕
礼》、《士虞礼》三篇，《特牲馈食礼》一条，藏量守庐（即黄侃住
所），黄小同兄（黄侃之子）录三篇，以付《制言》，并出示原稿，
俾为校勘。原稿笔误之处颇多。”足见黄侃确实存有刘氏手稿，不过
这里透露出来的显然不是清稿，也不像是全本。

　　不只是黄侃本人承认，也不只是陈中凡一人如此记述，而且，正
如黄焯教授所言，刘师颖也这样说过。假如说刘师颍是师培的亲戚，
其言不足为据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
传》的说法。此书虽杂有不少小说家言，但基本史实还是完整的；至
少，我们不能否认里面包含的史影：

　　刘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
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克臬来访，见
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他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
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
去又像一个活鬼。

　　1919年11月20日，他重病垂危时，急忙派人把北大同事黄侃找来，
叫黄坐在榻前。他十分吃力地在枕头箱子里找出一部手抄本递到黄的
手里，吐着低沉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说到：“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
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这是我毕生研究
得来的音韵学秘本，今天送给你作为临别纪念，望你继承下来，然后
把它再传之后代。”黄侃听了这些话，心情十分激动，急忙趴在地上
叩头拜他为师。刘即于是日气绝身亡。

　　这段记载至少有三点是不确切的。第一，刘师培死时，黄侃并不
在身边。黄侃《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明言：“我归武昌，未及辞别。
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师表哀。”《始闻刘先生凶信，
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也说：“拜辞既歉阙，闻信翻疑犹。”第二，
黄侃拜刘为师的时间，也不在刘临死前。《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
“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章太炎《黄季刚墓
志铭》则说：“自师培附帝制，遂与绝，然重其说经有法，师培疾亟，
又往执挚称弟子。”第三，所谓将“音韵学秘本”送给黄，当属乱上
添乱。但它流露出的确切史影却在于，刘师培确实将自己的著作给过
黄侃。

　　问题是，刘交给黄的稿子到哪里去了呢？偶睹林庚白《丽白楼遗
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憬然似有所解。该书下册第
794页有这样一节：

　　闻师培有手抄本若干，皆其治国学之心得，生平未尝以示人，虽
妻孥亦莫敢寓目，死后展转入蕲州黄侃手。侃喜不自胜，扃诸箧，资
为述作之助，“一二八”变起，日兵以巨炮击狮子山炮台，政府迁洛，
人心皇皇，侃亦挈其眷属走北平，而私念藏书甚富，猝不能徙，踌躇
中，其及门少年某君，自请留守，侃乃决去。比乱定返京，一日检点
所藏典籍，则此秘本悉已飞去，亟召少年诘之，坚谓不知，亦无如何，
侃以此经旬不眠，备极懊丧，忽少年来，还秘本于侃，至是始告以已
一一钞之矣。中国士大夫，于学术每不肯广所传，喜矜其独得之秘，
实于文化之进步有碍，此少年尚是“解人”，特迹近于窃盗，不得不
谥以“雅贼”二字矣。

　　这里所说的“京”，是南京。1932年初，黄由南京赴北平，同行
的就有敝母校山东大学的殷孟伦教授，到北平后还收了杨伯峻先生做
弟子。那么，黄侃所藏刘稿是否被“雅贼”偷去了呢？照林庚白的讲
法，自有这个可能。然而，在林的记载中，刘稿并不是主动送给黄的，
而是“死后展转入蕲州黄侃手”，而且没有说是什么书。但有一点是
清楚的，即由于战乱，黄的藏书确实有过丢失。这一点，我们还可以
验之于黄氏贤婿潘重规教授的《黄季刚先生遗书影印记》。该文曰：

　　南京失守前，内弟念田以大车二辆，载先师藏书寄存于其友人鲁
亚鹤采石矶寓中。抗战十年，规及田弟俱居蜀。胜利后，规应暨南大
学、安徽大学聘，时往来京沪间。偶闻施则敬君言，先师《古韵谱》
手稿尚在鲁亚鹤处。因亟遄往采石矶访得其寓所，相见则谓存书尽毁，
出《古韵谱》及手批《文始》二册相授，曰：“遗书尽在此矣！”

　　据悉，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中，日本鬼子不仅大肆杀人，而且
还毁了大量的中国图书。黄侃藏书遭厄，实也应算在这笔账上。那么，
在这两大车藏书中，是否有刘师培的遗稿呢？不得而知。它是否会重
现人间，也未可知。不过，照笔者推测，刘师培的遗稿应不是迷失于
南京大屠杀前后，而是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便丢失了。所
以，1928年时黄侃还承认自己藏有刘稿，到1934年底便“茫无端绪”
了。可不管怎么说，它总归是与日本的侵略中国相关，故不应归咎于
黄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