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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凡先生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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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凡先生逸事
作者 董健

  陈中凡先生原名陈钟凡,字觉元,号 斠 玄。他早年曾就读于作为南京大学之源头的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又曾任教于作为南京大学之前身的东南大学、金陵大学,而从南京大学在一九五二年定名之时起,他就是该校资深教授,直到一九八二年以九十五岁高龄逝世,他可以说是南京大学历史的见证人。一九六二年我考取他的研究生时,他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他和师母将我们几个晚来的入门弟子视同“老生儿”,特别关心和爱护。陈老人老心不老,学者之志总是那么坚强,每谈及学问之事,听那口气,看他那一个个计划的安排,似乎他才三四十岁呢。热情、正直之外,我们常常看到他那孩子似的天真可爱之态。有些事几十年过去了,还一直留着活泼泼的印象。

“三不”与“三书”

  陈老是一位爱国者,政治热情也颇高,但他的人生信条是“三不”与“三书”:不做官、不纳妾、不吸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终生乐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的“三不”与“三书”不大放在嘴上讲了,但其精神内涵还时时表现在对我们几位弟子的教诲中。尤其当他藏否人物的时候,譬如谈到某某人(往往曾是他的学生)做了官,总是掩盖不住那种惋惜之情或鄙夷之意。就说他那所花园洋房的私宅吧,名曰“清晖山馆”,以陈拾遗老人的手书刻石镶嵌在大门右侧,昭昭然向世人表露着他对一种文人品格的追求。不与世事、清高放达的阮籍有诗云:“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官途屡挫、死于非命的谢灵运亦有诗曰:“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中凡先生喜爱“清晖”的神韵和意境,正是对他的“三不”与“三书”的一个带有诗意的注脚,说明他所追求的文人品格是:清心寡欲、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这种人生价值取向,显然来自北京大学。中凡先生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叫哲学门),留校任预科补习班国文教员。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蔡校长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大学是研究学问、养成学者人格之地,不是取得做官资格之所,教育的政治化与学者的官僚化,是他所坚决反对的。蔡校长提倡“止谤莫如自修”,在师生中发起组织进德会,奉行“六不”信条:“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吸鸦片”,并以读书、教书、著书为终生乐事。中凡先生是进德会的忠实成员,他的“三不”便是从“六不”化成,“三书”则是直接赓续着进德会的主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陈老把“不做官”改成“不入党不做官”,因为当时要做官必先入国民党。

与省主席话不投机

  蔡元培捍卫大学的独立性,反对政党或政府干涉校政,这一思想也对陈中凡先生影响颇深。陈老不到三十岁即成名,当过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之前身)文科学长。一九二八年他任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次年任文学院院长。他邀左倾进步人士如许德珩、李达、邓初民等任教授,造成很大社会影响。教育部高教司向他提出警告,他不予理睬。当当局进一步干涉校政之时,他便愤而辞职了。

  陈老最瞧不起那种在当官的面前俯首贴耳、低三下四的文化人。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他很欣赏这句话,认为这是孟子高于孔子的地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孟子身上有一种文化人的独立品格。陈老的《五十生日自述》曰:“暇便高吟乐便歌,漫将身世怨蹉跎。廿年浪迹恩仇少,半世罗卷轴多。心比蝉清惟饮露,梦断欧鸟每惊波。古人五十知天命,壮志犹怀逐日戈。”这正是他的“三不”、“三书”的写照。就是这样一位“清晖山馆主人”,曾叫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十分难堪。一九三四年,陈老赋闲在家,省主席陈果夫约见他。中凡先生到时,陈果夫适有事外出,由弟陈立夫热情招待,稍候片刻,陈果夫至。客气寒暄一番之后,省主席要陈中凡支持江苏省的教育事业,表示要聘他当省教育厅长。中凡先生当即以“三不”信条相告,拒绝了省主席的“好意”。为了扭转这尴尬的局面,陈果夫说:“陈先生的家乡盐城,学校多,教育素称发达,这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光荣啊。”

  “不过——”陈中凡对这位大官的粉饰太平颇为反感,冷冷地笑了一笑,说:“我们盐城不光学校多,在上海拉黄包车、当野鸡的也很多。”他的意思是说,盐城受苦受穷的人多,他们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

话不投机,不欢而散。陈果夫叫手下人通知首都各校,不准聘用陈中凡这位自由主义者。

与新旧各派均有交

  陈中凡受蔡元培的影响,不论做学问还是交朋友,均持“兼容并包”的态度。他在北京大学学习与任教期间,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师培、黄季刚等新旧左右各派人士均有交。他与陈独秀私交甚笃,但按照他的“三不”主义,并不参加陈独秀组织领导的党派政治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前,陈独秀在南京被保释出狱后,在陈中凡家住了一个多月。那时的陈独秀,一方面早已被中共开除,一方面又坐了国民党的监牢,对革命前途十分悲观,个人情绪也很颓丧。他天天在陈中凡面前发牢骚,骂国民党,也骂共产党。但陈中凡只和他谈学问,谈友谊,不谈政治,不谈“党务”。陈独秀把在狱中同居的潘女士带到陈中凡家住。陈中凡热情照拂,临别时劝他:“你那党务,我看不要再搞了。”几年之后,陈独秀病死于四川江津,陈中凡发表文章悼念他,还写了一首充满感情的诗《哭陈仲甫》。

  陈中凡与李大钊的交情也很深。在他担任北京女高师国文部主任兼教员时,革除学校封建保守习气,邀请北大新派教授(如李大钊、胡适等)与“国故派”教授(如刘师培、黄季刚等)来校讲课。李大钊讲“社会学”与“女权运动史”,新理论、新方法颇受欢迎,陈中凡与他的个人友谊也加深了。后陈中凡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仍与李大钊有书信往来。一九二七年李大钊被军阀杀害,陈中凡闻讯大悲。一九三七年,李大钊牺牲十周年,陈中凡有《纪梦》一诗,表现了他对旧友的敬仰与思念。诗中记他在梦中与李大钊见面,“共执手兮道故,情抑塞兮忿捐。”待到魂骇梦醒,仍伏枕情牵。

师生同台度曲

  陈老晚年专攻“中国戏剧史”。在我大学三年级时(一九六八 0 年),他与钱南扬教授一起为我们开出了“中国戏剧史”一课,陈老讲秦乐舞到元代杂剧部分,钱老讲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戏剧是综合艺术,二老授课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字功夫上,他们都会唱,钱老还会表演。陈老讲课十分认真,讲到得意处,手舞足蹈。听老班同学讲,他有一次讲《西厢记》,唱起“佳期”一折的“彩云开,月明如水浸楼台”一段,运腔吐字用力过大,以致把一口假牙全喷出,但他从满是粉笔灰的讲台上拾起假牙,用手帕轻轻一擦,装进嘴里继续唱,引起哄堂大笑。

  陈老晚年喜欢唱昆曲,曾把昆曲名家俞振飞请到家里来授艺。凡是他的弟子,必须习唱昆曲,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在他的弟子当中,吴新雷唱得最好,深得俞振飞嘉许。一九六五年,在全校欢送毕业生的文艺晚会上,大家要求陈老唱一曲。时年七十八岁的陈老邀他的弟子梁淑安女士同台清唱《长生殿》“惊变”一折的“携手向花间,暂把幽怀同散”一段,白发苍苍的陈老唱唐明皇,二十七岁的梁女士唱杨贵妃,由师兄吴新雷吹笛伴奏,成为了一次有很高文化品位的业余演出。事隔一年,“文革”开始。毛泽东关于戏剧的“批示”在报上公布,这次师生同台度曲的佳话,曾多次作为“封资修”的例证受到“红卫兵”的批判。

  “文革”开始,经历过多次历史暴风雨的陈老师并不知道它的来头,甚至误以为是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红卫兵”叫“三名三高”人物主动减薪。陈老在大太阳底下排队表态,登记减薪。中文系师生集队唱《东方红》,陈老师不滥竽充数,他像昆曲那样放开喉咙唱,当全体已经唱完时,还听他一个人拖着长长的腔——他耳背,不知别人已唱完,由此可见其认真的程度。担提起他与梁女士同台度曲事,他并不认为自已有什么错。

“应试”与吃“忆苦饭”

  一九六七年,从北京刮来了“考教授”风,各校“红卫兵小将”都想方设法对名教授进行突袭击式的考试,目的是出出这些“学术权威”的洋相。因为毛泽东说过,教授往往没有学问,又批评过过去教授们考学生是突然袭击,所以现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造反派”也来考教授了。考试题是当时“红卫兵”最熟悉最感兴趣的毛主席诗词解释、背诵以及“革命样板戏”的介绍与评析等。“小将”们想,你们这些“资产阶级权威”,只知道“封资修”,在这些崭新的考题面前肯定要大出洋相。他们哪里知道,陈中凡虽然一生研究古典文学,但对文艺上的最新动态向来是十分关注的。他本人研究戏剧史,对建国以后的戏曲改革直到“样板戏”是非常熟悉的。他本人又是古曲诗词的爱好者,能写一手很好的旧体诗,对毛主席诗词当然也是知之颇多的。这样,他的答卷,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几乎考了个满分。

  “红卫兵小将”主考官们发现达不到出“权威”洋相的目的,决定考试成绩不予公布——哪能长敌人的威风呢!但陈老十分认真,亲自找到主考官,要求公布。结果被“造反派”以“态度不好”申斥了一顿。但陈老事后谈起此事,那得意与骄傲之情中总流露出孩子似的天真。

  这次遭到申斥之后不久,陈老因为过于认真又遭了一次“造反派”的申斥。有一天,“红卫兵小将”组织中文系全体教师到雨花台接受“阶级教育”,其中有一个节目是吃“忆苦饭”。主其事者到附近公社的养猪场煮了一大木桶“忆苦饭”来,每人必须吃一碗。我当时也吃了一碗,说实话,对一个北方人或苏北人来说,那没有什么难吃的,不过是一些包菜老叶子加了麦麸、稻糠、豆腐渣煮成。陈老是盐城人,虽已年高八旬,但身体好,胃口也健,那满满的一碗,转眼间就被他吞下去了。他看看那些南方城市来的“红卫兵”娃娃一个个如吃药一般地艰难地吞咽着“忆苦饭”,不禁觉得好笑,也窃窃地得意。他觉得这些革命口号叫得震天响的青年不过是“银样蜡枪头”。于是,他擦擦嘴,亮出空碗,说:“再来一碗!”“小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年轻时就吃过,觉得好吃!”“小将”愤怒了:“这老家伙,盐城大地主出身,说他年轻时就吃过,这是什么态度?”于是,他遭了一顿痛斥。但陈老硬是又吃了一碗,那样子颇似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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