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胡适和陈垣私谊很好。《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收有胡适的信17通，陈寅恪
的信19通，可见交往的频繁（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垣的两本名著《元西
域人华化考》、《明季滇黔佛教考》均是陈寅恪作的序。1949年，胡适和陈寅恪同机离
开北平。由于二陈一胡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他们都在南京政府抢运计划的名
单上。这3个史学大师，从这一年开始分手，各自走了3条不同的道路。胡适先飞美后赴
台，陈寅恪客居广州，辞不赴京。只有陈垣能顺应潮流，继续做辅仁大学的校长，一直
做到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师大。
　　1948年12月13日，胡适还在给陈垣的信中谈论与《水经注》有关的问题。从信中可
以看出两位学者的交情。胡适在信的末尾写下这样的话：“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
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陈垣来往书信集》191页）3
个月后，1949年4月29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标志他一生重大转变的《给胡适
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虽然信的语气尚不激烈，但却意味着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友谊结束
了，同时也意味着他和陈寅恪的友谊也划上了句号。他在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
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当时的陈垣
“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关
于陈垣给胡适的这封信，我们至今未见手迹。胡适见到这封信后，写有《跋陈垣给胡适
一封公开信》，心平气和地谈了他的感想，他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手笔（胡颂平编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122～2133页，台湾联经版）。不管怎么说，陈垣
从此转变了，以后他每做文章，几乎都要否定自己的过去，说自己以前“所讲所学皆井
蛙夏虫之见”（陈智超《陈垣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206页，山西
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一方面感到闻道太
晚，在先进的人们，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已为人民革命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的时候，而
我过去却一直对这样伟大事业毫无认识，未能参加到革命的行列，实觉愧对人民。另一
方面，我也庆幸和感谢党多年以来的关怀与培养，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了我，使我
能在垂暮之年，获得新的政治生命，因此我感到光荣。”（同上）对陈垣的转变，陆键
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有这样的评价：“陈垣思想的巨大转变是一个典型，它
映照出时代铺天盖地的潮流。北京的人们相信，在这股洪流面前没有人能置身于外。”
（该书118页，三联版）
　　陈垣是转变了，从他前半生经历中，我们推不出他要转变的必然结果，但他的转变
又是一个既存的现实。我们对他的转变不必过分苛求，但也须保留一点怀疑的态度。当
时陈垣69岁，尽管许多资料说他转变之后，如何学习毛泽东的书和马列主义，但有一个
基本的事实不容回避，就是一个年过古稀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重新接受一种新的
思想？如果说能接受，那么这与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均不相符，陈垣的学术研究，
走的是朴学一路，与政治无关，但谁选中了这个本与政治无关的人，让他成为旧学者在
新时代里转变的典型呢？在日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陈垣都有积极的表现。他曾
写过一篇《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的文章，将自己终身服务的大学说得一无是处，说自
己：“长期为帝国主义服务，思想模糊，敌我不分……”（见《文教工作者的思想改造
问题》上册，人间书屋1952年）
　　如果按照当时的逻辑，经过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作为旧学者的典型，陈垣迎来了他
自己的新时代，从治学方法上，他找到了新的东西，从思想境界上，他找到了马列主义，
他是学者，应该从此在学术上达到一个超越过去的新水平，虽然他已是一个老人，但他
还没有失去学术能力，他应该多为人们留下一些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学
术生涯中，我们见到的多是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
和时事学习》、《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
续前进》等等，陈智超说：“解放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同上）陈
垣过去的学术特点是以写专著见长的，但后来却没写一部专书，而应景的文章，要几倍
于这“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系年》，《励耘书屋问
学记》，三联版1992年）是陈垣年龄太大了吗？从他的健康状况看，似乎不是。令人感
慨的是40后代末就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仅没转变，还
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3大卷的《柳如是别传》，“至文化大革命之
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
此成绩，殊可惊叹。”（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166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陈寅恪虽
然小陈垣10岁，但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陈垣似乎适应了时代，但再没留下了什么传
世之作，而坚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
遗产，陈垣的遗憾是时代造成的，但个人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后人又该从这遗憾中得到
些什么启示呢？我所见陈垣的资料不是很多，但从一本《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能略
窥他的个性，该书紧排着收有1935年戴传贤和汪兆铭给陈垣的两封信。从信中得知，戴
传贤复信是陈垣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寄给他后的感谢信，当时戴传贤是考试院院
长。汪兆铭的信也是陈垣寄赠《史讳举例》、《元西域人华化考》后的复信，当时汪兆
铭是行政院院长（见该书624、625页）。从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陈垣是喜欢和政界要
人来往的，这种个性，在他最终的转变中，可能也起了作用。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
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