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城到拂水山庄
从《柳如是别传》看地点与地名要素在解诗中的方法与意义
胡晓明
陈寅恪先生晚年为明代名妓河东君柳如是作传，当时就有人不能理解⑴。我们今天来看《柳如是别传》的撰述主旨，仍有不少的分岐看法，有一些至少是不能够轻易下结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说直到现在仍然是有待研究的现代学术文化史谜团之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陈寅恪的撰述动机之一，是为柳如是辨诬，还中国历史上一个奇女子的真实面目⑵。而陈寅恪究竟是怎样为柳如是“辨厚诬、洗烦冤”？他是如何探索被毁灭的历史以及这个历史中极隐秘处的真相？⑶简单地说，最关键的一点，即他直接开发了当事人的诗歌作为了解历史真相的第一手材料，又用超乎寻常的第一流解诗技术诠释了这些材料。那么，我们即使仅仅从史料与史法两个重要的学术工作领域中，也可以去发现、欣赏、总结寅恪先生的贡献及其重要的学术方法遗产。本文的目的，正是想透过一个相当小而集中、确能使纷繁复杂的材料加以清晰化的角度，即地点地名要素的角度，去观察陈寅恪如何大大发展了他早年的以诗证史的独特学术方法，以及这一方法又如何在他的手中不仅是一项史家的基本工作技能，而且成为一门炉火纯青的艺术。了解这一艺术，或许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柳如是别传》这本书的极富文学性的特质。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经过陈寅恪第一流的研究所呈示出来的传主们的心灵世界，是如何在中国文学中最为深细隐曲的诗歌艺术中，得以优美地表现出来的。是为引言。
一、碧霞宫凤城：透过地点因素破译陈杨因缘的初萌，神秘的洛神梦的发现。
陈子龙的友人宋辕文（让木）崇祯六年《秋塘曲》一诗，是考证河东君前期生平最重要的材料。其中有四句诗有关陈子龙与河东君。诗云：
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夕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缎。
为什么说这四句诗与陈子龙河东君因缘有关？陈寅恪从其中拈出“碧霞宫”这一有关道教的典语，首先发挥了他的地名典故考释的精密技术：先追到李义山名篇《碧城》（注家认为即是碧霞宫）三首之二，首句“对影闻声已可怜”，诗人宋让木用来指河东君当时的名字“影怜”。其次，陈寅恪又找出“碧霞宫”一语与陈子龙的一个别号华阳处士相关；于是这四句诗成为藏有二人因缘今典的诗语暗码。进而，通过考释“红锦缎”一语用江淹梦五彩笔故事的字面，陈寅恪大胆假设可能先有河东君赠诗于陈子龙的事情，才有崇祯六年秋天的这次松江白龙潭之同舟共游⑷。我们可以补充陈寅恪论证的是，如此才可以解释这四句诗中两次重复“此夕”一语，所包含的亲密恋人所特有的一份欣幸的心情。既可认定陈、杨之初遇在此白龙潭同舟共游之前，那么，从白龙潭之游再继续往前追，陈寅恪追到了陈子龙崇祯六年除夕写的《癸酉长安除夕》诗：
岁云徂矣心内伤，我将击鼓君击簧。日月不知落何处，令人引领道路长。去年
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梅花彻夜香云开，柳条欲系青丝缠。曾随侠少 凤城阿，半拥寒星蔽院。今年此夕长安中，拔剑起舞难为雄。汉家宫阙暖如雾， 独有客子知凄风。椒盘兽炭皆异物，梦魂不来万里空。吾家江东倍惆怅，天下 干戈日南向。……。
这首诗明白说出陈子龙于崇桢六年的前一年即崇祯五年除夕，正是与一位“红妆翠袖”的女子相遇。那么，这位红妆女子究竟是谁？陈寅恪恰也是从这首诗里所提供的地点线索“凤城”入手考证的。“风城”在一般诗语中应指京师长安，但是在这里，会不会是以松江的风凰山代指松江？陈寅恪小心求证了这首诗的上下文语气，小心求证了在诗集中这首诗前面一首诗的题目：《……宿陈眉公先生山房二首》，以及明代大名士陈眉公在松江的庄园与活动。但是这仍然不足以说明问题。陈寅恪又追踪考证为何陈子龙要去松江，以及河东君去松江的可能性⑸。关于河东君去松江的可能性，陈寅恪最直接顺手的证明即前引宋辕文《秋塘曲》序文中提到的河东君曾出示她对陈眉公自称女弟子的祝寿诗，而陈眉公的生日是在十月，从时间上看她有她可能在崇桢五年往松江参与眉公的庆寿活动。但是，河东君是否即是那位“红妆翠袖”，必须从她是否在此之前见过陈子龙，以及陈子龙是否对她产生爱慕之情，来加以证明。心细如发的陈寅恪终于发现相当有力的证据，即陈子龙写于崇桢五年十月的《吴阊口号》十绝句，这一证据恰也正可以解答陈子龙为何要追到松江去的原因。其中三首写道：
何妨放诞太多情，已幸曾无国可倾。却信五湖西子去，春风空满阖闾城（其八）
传闻夜醮蔡经家，能降乘鸾萼绿华。莫似红颜同易散，馆娃宫外尽烟霞（其九）
各有伤心两未知，尝疑玉女不相思。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其十）
从第八首可知，有一位西子一样的美人离开了苏州，诗人甚感怅然；从第十首可知，这位美人曾像那位相思的洛神一样，投赠她的明珠一样的诗篇给予诗人，而诗人也像那多情的曹子建似的，产生了牵挂思恋之情。从第九首不仅可知诗人对于美人的离去有一份惘惘不甘之情，更可从第四句“馆娃宫外”四字，得知这位美人离开苏州之后，所去的地方肯定离苏州不远，由此可知这首诗中的“蔡经”，极有可能是在十月里举办庆寿活动，并邀来众多名姝（这一点，可从陈眉公年谱中证明）的陈眉公。而像神女萼绿华降临蔡经家那样降临陈眉公山房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河东君。因为河东君当时的姓正与萼绿华相同，即姓杨。这位杨性女子，非河东君莫属⑹。考证至此，陈子龙至迟在崇桢五年十月初遇河东君，应可以成立。而前引“因梦向愁红锦缎”诗名所包含的诗歌因缘于是有了着落，而陈子龙在第三年即崇桢七年写的《水仙花》诗“虚怜流盼芝田馆，莫忆陈王赋里人”所表达的相思，亦有了着落。而陈子龙在第二年即崇桢六年写的《秋潭曲》的“情见乎辞”的结句“同心夜夜巢莲子”⑺，也有了感情发展的脉络，当然，河东君后来所写的大胆向陈子龙求爱的名作《男洛神赋》，亦有了情感因缘的基础与爱情密语的性质⑻。到此，一个隐秘的“洛神梦”的浪漫爱情故事掘发出来了。陈杨情史的萌端真相，可以说已由当事人自己的诗歌材料真实呈示出来。而有关陈杨诗词情缘的不少作品，皆可以在这一清楚的情感脉络中给予定位。由此可以了解，地点因素在破译诗歌暗码过程中，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二、嘉定莴园：通过地点线索填补河东君文学生涯一段空白，以及一段文学史畸恋的发现
崇桢七年陈子龙赴京应考，这一年河东君的活动，无任何资料记载，近人胡文楷所撰年谱亦付阙如⑼。陈寅恪通过极为细心的研究考辨，发现河东君在这一年里，为了向著名画家、书家、诗人、音乐家程孟阳（松园）学习艺术，曾赴嘉定小住一段时辰。为了确证此事，陈寅恪发挥了一种福尔摩斯式的破案功夫，详尽探明河东君究竟住在何处，将考证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线索仍是在地点地名要素。程孟阳《朝云诗》（崇桢七年冬）第一首云：
买断铅红为送春，殷勤料理白头人。蔷薇开遍东山下，芍药携将南浦津。香泽 暗霏罗袂解，歌梁声揭翠眉颦。颠狂真被寻花恼，出饮空床动涉旬（其一）。
《朝云诗》的“云”字，暗寓河东君当时的名字之一“云”字。《朝云诗》的主旨，根据诗序中“寻花问柳”一语，以及全诗所袭用杜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辞句（如上引诗即改杜诗“未须料理白头人”），可以肯定即是老杜诗题中“寻花”二字。花从何处寻？陈寅恪首先拈出“东山”与“南浦”两地名典故加以探析。“东山”的古典，即李白诗“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今典即蔷薇乃四、五月间花，暗寓河东君于春未夏初来到嘉定之事。陈寅恪不满足于此，更作迹近穿凿而又甚有理据的实证：“东山”即离南翔北面三里处，离嘉定南面二十一里处的鹤槎山。而名花神女所寓居的园林，应在这座山的西面附近。“南浦”，其古典即王勃《滕王阁诗》“画栋朝飞南浦云”以及《楚辞·九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也暗寓了河东君的名字与号。今典即光绪修《嘉定县志》“南境南翔镇”条：“县治城南二十四里，…其地有上槎中槎下槎三浦，故又名槎溪。”于是，河东君所寓居的园子，应具有如下相互关联的地理因素：Ａ，鹤槎山之西。Ｂ，槎溪即三浦之北。Ｃ，嘉定县城之南二十里左右处⑽。能满足以上因素的地点，陈寅恪终于又在《朝云诗》的一个极不易受人注意的辞语中发现。第二首云：
城头片雨 朝霞，一径茅堂四面花。十日西园无忌约，千金南曲莫愁家。林藏 红药香留蝶，门对垂杨暮洗鸦。拣得露芽纤手沦，悬知爱酒不爱茶。
陈寅恪先生居然发现这首诗中的“城头”不是普通名词，而是一专有地名。据光绪修《嘉定县志》“城头”条：
城头，在县南二十里处，周围二顷，中有殿址；旧传风雨之夕，尝闻音乐， 或见仙女环走。未详何人所筑。
“城头”恰能满足以上三项地理因素。陈寅恪又竭泽而渔，全面梳理了各种县志资料中有关别墅园林的记载，结果终于发现一个张姓的园林“莴园”：光绪修《嘉定县志》“莴园”条：
鹤槎山西。张崇儒辟。为程嘉燧宋珏辈觞咏之所。亭名招隐。植桂十株。宝 珠山茶，百余年物。同书附《莴园耆英会诗序》：溪北三里张氏莴园在此。
陈寅恪的证据是相当彻底的。莴园不仅从地理上完全满足了上述方位以及距离等种种要素，而且更有新添证据。证据之一，“十日西园无忌约”中的“无忌”，即代称公子，而唐诗中“张公子”即是诗中常语，可知这所园子主人姓张。证据之二，从“拣得露芽纤手沦”一句，可知此一园中女子生活情趣，恰与县志中提到的“宝珠山茶，百余年物”，此一园中特有物产相互印合，可谓是档河东君居于莴园的“铁证”⑾。综观陈寅恪这一段考证，精确到了可以在比例尺极小的地图上指出位置的程度，实为前所未有的详密考证。考证河东君的寓居地点，所具有的意义是，一、填补河东君生平中的一段空白。二、通过河东君之选择莴园寓居，推测与鹤槎山的韩世思遗址有关，进而推测河东君心目中民族英雄的地位，为她后来以梁红玉自任埋下一笔伏笔⑿。三、透过程松园等人的诗歌，以及程氏等人为纪念河东君的此游而修改的若干地名（如“隐仙亭”等），可见河东君的文彩风流对于明季诸老的深切影响，以见出河东君的人格魅力。四，严格再现三百年前的文士名姝的文学生活与内心世界，精确到毫发可见的真实程度。五，因此揭开程孟阳对于河东君的神魂颠倒，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诗词情缘，揭出一段鲜为人知的畸恋⒀。这一段堪称陈寅恪考证艺术的经典之品。
三、松江南楼：地点因素的穿透力与悲剧情史、人格因素的深掘
陈子龙与河东君后来的情缘究竟如何了结？对于河东君具有同情态度的顾云美在《河东君传》中，对于她的师母的过去情事，只有“适云间孝廉为妾”等寥寥几句便交代过去。而对于河东君抱敌意态度的其他人，则说是由于河东君性格放诞不羁的缘故，由陈子龙所抛弃而去。陈寅恪通过松江南楼， 一对情人于崇桢八年春同居地点的考证，掘出了陈杨二人虽情意深笃而终未能结合的一段悲剧往事，以及社会与人性的冲突这一悲剧的根由。有关南楼，当事人最有力的证据是陈子龙《桃园忆故人·南楼雨暮》（崇桢八年春间）:
小楼极望连平楚。帘卷一帆南浦。试问晚风吹去，狼籍春何处。 相思此路 无从数。毕竟天涯几许。莫听娇莺私语，怨尽梨花雨。
陈寅恪认为，南楼即后来河东君作诗词集名的“鸳鸯楼”。作为直接的出典，“南楼”古典即庾亮于武昌楼上宴集赏月的故事，出《世说·容止》。本与男女情诗无关。但是陈寅恪根据他所独创的第二出典的考辞方法，拈出元稹《所思》：“庚亮楼中初见时，武昌春柳似腰肢。相逢相失还如梦。为雨为云今不知。”以及谢灵运《楼中望所迟客》：“登楼为谁思？临江迟来客。”证明“南楼”典与情诗有甚深关系，更以东坡《永遇乐·夜宿燕子楼梦盼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异时对南楼夜景，为余浩叹。”不仅证明了南楼与情诗有关，更连带证明了“南楼”一地名中所含有的当事人双方都未曾想到的诗谶似的冥冥中的悲剧色彩。依陈寅恪的做法，更进而要从地图上实证“南楼”的存在。陈寅恪又从陈子龙的朋友徐孚远《南园读书楼》《忆卧子读书南园作》《南园杏》等诗文以及松江府志中，确证了南楼的真实位置所在⒁。地点定位之后，河东君《梦江南·怀人》词以及陈子龙《双调望江南·感旧》中的“南”字皆得到落实。乃南楼分手后的有情人相互思恋的作品。试略举证与南楼有关诗词如下。《梦江南·怀人》（崇桢八年春间）云：
人去也，人去凤城西。细雨湿将红袖意，新芜深与翠眉低。蝴蝶最迷离（其一）
人去也，人去画楼中。不是尾诞人散漫，何须红粉玉玲珑。端有夜来风（其三）
人去也，人去小池台。道是多情还不是，若为恨少却教猜。一望损莓苔（其四）
人去也，人去玉笙寒。凤子啄残红豆小，雉媒骄拥亵香看。杏子是春衫（其六）
人何在，人在明月中。半夜夺他金扼臂， 人还复看芙蓉。心事好朦胧（其十）
人何在，人在石秋棠。好是捉人狂耍事，几回贪却不须长。多少又斜阳（其十）
“凤城”即松江。“画楼”与“夜来风”，暗用李义山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辞意。“一望损莓苔”，暗用刘文房《寻南溪常道士隐居》诗，指离去南楼。“人去玉笙寒”，暗用李后主“小楼吹彻玉笙寒”词意，亦指南楼。“芙蓉”为南楼中实有之景，“石秋棠”亦为南楼中一真实之建筑物，“狂耍事”即当事人在南楼捉迷藏之昔日情事。河东君所怀之人，陈子龙所感之旧，皆是以绝世之才，作伤心之语⒂。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的悲剧原因，乃由于陈子龙经济的不能独立，与性格的软弱，终不能以夫人身份迎娶河东君，以至尔后的内心生活中，一个是枉自嗟呀，一个是空劳牵挂，才子佳人之良缘美因，终究只成镜花水月。陈寅恪扩大南楼考证的成果，继而考出陈子龙《满庭芳》词的写作时间、题材，以及极深切沉痛的悲剧情感，正是发挥了这个意义⒃。
陈寅恪综合多种材料考证南园、南楼，对于呈现河东君真实人格形象，亦具重要意义。陈寅恪写道：“几社诸名流之宴集南园，……其所谈论研讨者，亦不止于纸上之空文，必更涉及当时政治实际之问题。故几社之组织，自可视为政治小集团。南园之宴集，复是时事之坐谈会也。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其所参预之课业，当为饮酒赋诗，其所发表之议论，自是放言无羁。然则河东君此时之同居南楼及同游南园，不仅为卧子之女腻友，亦认为几社之女社员也。夫河东君以少日出自北里章台之身，后来转具沉湘复楚之志。世人甚赏其奇，而不解其故，今考证几社南园之一段佳话，则知东海麻姑之感，西山精卫之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来有自矣。”⒄
四、我闻室拂水山庄：心理分析方法与地点考证艺术的融合，以及《别传》的文学特质
自从半野堂过访钱牧斋后，河东君的风神才艺，完全征服了风流教主钱牧斋。牧斋遂有金屋贮阿娇之想。河东君当然极为倾倒于“东山葱岭”一流的人物虞山老人，但是，她却并不是简单如野史笔记中说的，“非才如钱学士者不嫁。”⒅她原来有相当复杂细腻的特殊女性心理情感。陈寅恪恰也是穿透过地点地名因素所含的意蕴，去揭示这一心理内容。他在分析了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崇桢十三年冬）之后，重笔写道：
河东君此诗题，即特标“我闻室”三字，殊有深意。夫河东君脱离周文岸家后，至赋此诗之时，流转吴越，将及十年。其间与诸文士相往还，其寓居之所，今可考知者，在松江，则为徐武静之生生庵南楼，在嘉定，则为张鲁生之莴园，在杭州，则为汪然明之横山书屋，在嘉兴，则为吴来生之勺园，在苏州，或曾与卞玉京同寓临顿里之拙政园。几此诸处，皆属别墅性质。盖就河东君当时之社会身份及诸名士家庭情况两方面而言之，自应暂寓于别墅，使能避免嫌疑，便利行动。但崇桢庚辰冬日至虞山访牧斋，不寓拂水山庄，而迳由舟次直迁牧斋城内家中新建之我闻室，一破其前此与诸文士往来之惯例。由是推之，其具有决心归牧斋无疑。然牧斋家中既有陈夫人及诸妾，又有其他如钱遵王辈，皆为己身之反对派，傥牧斋意志动摇，则既迁入我闻室，已成骑虎难下之势。若终又舍牧斋他去，岂不贻笑诸女伴，而快宋辕文谢象三报复之心理耶？故“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与“裁红晕碧泪漫漫”之句互相关涉，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吾人今日犹不忍读也。⒆
陈氏这一段话，有对她多厄身世的深切同情，有对她高傲人品的独到欣赏，有对她艰难人生处境的细致慰贴的理解，为三百年前一位心比天高而命如薄纸的奇女子，发皇内心隐曲，真是到了极透明通彻、呼之欲出的程度。这里综合了一流史家的高度精确的考证功夫，又超越了考证，成为一种与传主素心独绝的灵魂息息相通的一种境界。将心理分析与考证功夫融为一炉，接下来的例子亦是极佳证明
牧斋于崇桢十三年除夕往拂水山庄探梅，二日后，即崇桢十四年正月又偕河东君同游赏梅，写有三首关于梅花的诗（可称为“探梅”、“约梅”、“赏梅”）。这三首诗各有不同的诗题，表面上看并没有太强的联系。而陈寅恪的分析下，成为时间地点人物极为完整有机关联的一组诗。更重要的是，陈寅恪发挥想象，几乎将此三首诗没有写出的人物心理、性格，以及这次行动的原因、背景合盘托出。我们这里只举第一首《除夕山庄探梅，口占报河东君》为例：
数日西山踏早梅，东风昨夜斩新开。停车未许倾杯酒，走马先须报镜台。冷 蕊正宜帘阁笑，繁花还仗剪刀催。衫裆携得寒香在，飘瞥从君嗅一回。
“停车未许倾杯酒”，这一句表明牧斋在山庄不敢多留，马上回来报信；“走马先须报镜台”，这一句表明这首诗的主旨，即劝河东君往游拂水山庄。陈寅恪所提的问题是，为何牧斋两天前要先去“探梅”？如果仅仅是探知梅花消息，则遣一家僮即可办到，不必亲自勘察。陈寅恪大胆推测，必有不得不提前处理的事情。这事情，依然与特定的地点因素有关。陈寅恪认为，一是拂水山庄中可能有钱氏宠妾王氏之流的某些陈设，河东君会看到不顺眼，预先须要撤除。二是拂水山庄本为钱氏祖先墓地，新正之月，必拜谒先莹。倘若河东君置身其间，则颇为尴尬，不拜则为失礼，拜则有已适牧斋之嫌。故牧斋提前先拜墓，偕河东君同游时，则可以不拜。于是，其结果便是牧斋一付“极可怜”（要讨好新人），又“极可笑”（要对付旧人）的心理活动，十分真切呈露出来。而陈寅恪为河东君设想之“尴尬”处境与心理活动，几乎具有一种感同身受的传达力。陈寅恪得出河东君可能的尴尬与钱牧斋策划之精心这一细入微毫的心理分析，基本上不是从钱氏诗歌中引出结论的。其证据只有一项，即《有学集》中《书梅花百咏后》文云：“墓田丙舍，老梅数十株。”⒇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证据极单薄，而推理结果却极合理，因为倘若我们不依照陈寅恪的讲法，这首诗就讲不好为什么要去先单独探梅的原因。这样以蛛丝马迹般极少量的证据，而破获作品背后须眉毕现的心理活动以及人物神态的方法，陈寅恪称之为“神游冥想”。我们认为几乎相当于艺术想象与艺术创造。这是融合了考证，又超越了考证。因为这样一个虽单薄却极关键的证据，要不是陈寅恪对于地点因素特为关注，以至于这种关注已演而为完全浮现出一幅想象的图画，则考证是根本派不上用场的。陈寅恪也明确意识到他的这种写法运用了写小说的想象与心理分析，他说：“此种心理之分析，或不免堕入论诗家野狐禅之讥。推测不当，亦可借此使今之读者，一探曹洞中之理窟，未可谓为失计”⑵。这正是表明他想引读者进入创造性的想象之中，表明写作过程中文学意识的自觉。
五、结语：解诗如说故事的新文体，庖丁解牛的那把刀
（一）从风城到我闻室拂水山庄，陈寅恪重建了三百年前名姝国士的完整情史，揭示了河东君争取个人自由的内心历程，以及这个历程中她那极富光彩、又有血有肉的性格的方方面面。陈寅恪以地点为经，以时间为纬的方法，解诗如说故事，将早年在《元白诗笺证稿》的注重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的地点时间考证，发展而为注重内心世界的心灵史的重构。这是陈寅恪史学旨趣的重要转向，是诗情史心，通贯为一的绝大著述。
（二）陈寅恪发展了一套更为娴熟的独特的解诗技术。这是精确的、可以检验的科学方法。如开辟地方志作为史源、前后作品地名因素印证、时间与地点因素的相互密扣、诗题细绎方法、间接出典方法、有限制的心理分析方法、以及融注想象力于具体地点的考据癖等，都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解诗方法。应属于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所表彰的“一门可以传授的精确的学问”⑵。在使文学不至于变成变戏法与教条化，堕落为修辞学，在坚实的科学方法的意义上，《别传》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典范作品。
（三）由于陈寅恪极为看重的史料是诗歌语言，这就决定了他的学问风格是发覆祛疑，探古人之隐衷，这一学术特点使《别传》中表现得特别精彩。成为文学写作与史学写作的一种结合。即以破译密码的方式去重建情史，一方面使问题加以澄清，积滞予以消解，有着令人信服的理性逻辑力量。而另一方面，作者编织史事、脉络前后连贯，使读者进入探索故事、破获疑案的过程的同时，也进入诗歌情感震荡的磁场，充分满足读者窥奇探隐与心灵感触的双重文学期待心理。这种文体可以说是一种史学征实与文学凌空的统一。陈寅恪的庖丁解牛所用的刀，即是科学之刀，亦是艺术之刀。《别传》可以说是陈寅恪开创的文史合一的一种新文本。就文与史两方面的含咀而言，这部作品的深度，既是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学术中的开山之作，又是一部迄今为止尚无嗣响的作品。
注释：
⑴笔者所见到的意见，如周一良致余英时信：“我当时一直不能理解有两点，一是陈先生晚年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精力为几个女子作传；二是陈先生的晚年著作中为什么总是参入的那么多的感情因素。”（转引自余英时文《“陈寅恪热“的新收获》，《联合报》1996.7.1）
⑵这也正是他在本书的《缘起》一章中所说的：“河东君本未，……纵使出于同时作者，亦多有意讳饰诋诬，更加以后代人无知之虚妄猜测，故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所以他发大愿要“著书今与洗烦冤”。（见《别传》p47）
⑶晚明不少人物的记载，因为列入乾隆朝违碍书目或禁毁书籍之中，在清代成为被封杀的历史。陈寅恪多次称为“残阙毁禁之余”的史料，以及有无数“待发之覆”的历史（参见《别传》p47）。
⑷《别传》p63。
⑸《别传》p9394.
⑹《别传》p114116.
⑺《别传》p99.《古今乐府·杨叛儿》（第五首）：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屋生，眠卧抱莲子。陈子龙诗隐括此意，故寅恪称为“情见乎辞。”
⑻《别传》p128;p135。《神释堂脞语》：“如是尝作《男洛神赋》，不知所指为谁。其殆自矜八斗，欲作女中陈思耶？”可代表陈寅恪考证以前的清人笔记野史传说之无知妄说。
⑼胡文楷《柳如是年谱》，载《清代学术思想论丛》第一集。（存萃学社编，香港大东，1978）。
⑽《别传》p157165.
⑾《别传》p172.
⑿《别传》p166.
⒀陈寅恪随处流露出嘲笑的口气。如：“唯不知诸老中，谁有牛郎之资格”（《别传》p180）；“孟阳自夸其稀有之遭遇”（p187）；“孟阳乃一穷酸之山人，岂有封侯夫婿之骨相耶？”（p188）“河东君于崇桢七年初离嘉定返回松江后，练川诸老当有孟子滕文公篇所谓‘三日无君则皇皇如’之情状。”（p192）“孟阳以能画而痴绝之顾虎头自比，固亦确切。但未具顾氏棘针钉邻女画像之术，以钉河东君之心，殊为遗憾也。”（p212）.
⒁《别传》p273280.
⒂《别传》p255264.
⒃《别传》p283286.
⒄《别传》p283.
⒅《牧斋遗事》：“（如是）洎遇牧翁，乃昌言于人曰：‘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如钱学士者不嫁。’钱闻之大喜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我非才如柳都不娶。’……作《有美诗》一百韵以贻之。藻词丽句，穷极工巧，遂作金屋贮阿娇想矣。”
⒆《别传》p561.
⒇《别传》p565566.
⑵《别传》p567.
⑵《方法、批评及文学史朗松文论选》p30,
（[美]昂利·拜尔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融毕生学术思想与学术方法于一炉的重要著作。此书所展示的独特的考证方法，十分值得学术史加以总结。其中对于地点地名因素的重视，即是一个明显的学术特征。本文透过一组相当集中而有关联的地点地名，即碧霞宫凤城：嘉定莴园，松江南楼，我闻室拂水山庄要素，去具体疏理分析陈寅恪的考证功夫与解诗技术，其中如开辟地方志作为史源、前后作品地名因素印证、时间与地点因素的相互密扣、诗题细绎方法、间接出典方法、有限制的心理分析方法、以及融注想象力于具体地点的考据癖等，都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解诗方法与传统考证方法。尤其将心理分析与考证功夫融为一炉，为三百年前一位奇女子，发皇内心隐曲，达到了极透明通彻、呼之欲出的程度。这里综合了一流史家的高度精确的考证功夫，又超越了考证，成为一种艺术，成为一种与传主素心独绝的灵魂息息相通的一种境界。本文认为，《别传》的意义在于陈寅恪大大发展了他早年的以诗证史的独特学术方法，将早年在《元白诗笺证稿》的注重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的地点时间考证，发展而为注重内心世界的心灵史的重构。这是陈寅恪史学旨趣的重要转向，是诗情史心，通贯为一的绝大著述。了解这一特点，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柳如是别传》这本书的极富文学性的特质。
陈寅恪以地点为经，以时间为纬的方法，解诗如说故事，
（二）陈寅恪发展了一套更为娴熟的独特的解诗技术。这是精确的、可以检验的科学方法。如在使文学不至于变成变戏法与教条化，堕落为修辞学，在坚实的科学方法的意义上，《别传》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典范作品。
（三）由于陈寅恪极为看重的史料是诗歌语言，这就决定了他的学问风格是发覆祛疑，探古人之隐衷，这一学术特点使《别传》中表现得特别精彩。成为文学写作与史学写作的一种结合。即以破译密码的方式去重建情史，一方面使问题加以澄清，积滞予以消解，有着令人信服的理性逻辑力量。而另一方面，作者编织史事、脉络前后连贯，使读者进入探索故事、破获疑案的过程的同时，也进入诗歌情感震荡的磁场，充分满足读者窥奇探隐与心灵感触的双重文学期待心理。这种文体可以说是一种史学征实与文学凌空的统一。陈寅恪的庖丁解牛所用的刀，即是科学之刀，亦是艺术之刀。《别传》可以说是陈寅恪开创的文史合一的一种新文本。就文与史两方面的含咀而言，这部作品的深度，既是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学术中的开山之作，又是一部迄今为止尚无嗣响的作品。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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