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寅恪现象”与九十年代的学术思想界

　　　　　　　　　　　　　　　首都师范大学　教授　邓小军○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胡晓明●

    ●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出现前所未有的景观。往好处讲，是多元。往差处说，是混乱。目前也很少有人去探寻关于现代学术界思想混乱方面的症结问题。我想这个症结跟两个方面有关系，一个就是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大变动,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世界史的潮流、世界当代的潮流。从中国的近代史变局来讲,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传统（简单地讲就是人文精神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到了近现代已经逐渐转为技术的东西、功利的东西,也就是说具有价值意义的古代文化传统基本上失落了，打断了。本世纪初，特别是“五四”的时候，有人说是“看不起中国文化”，到了现代有人说“看不到中国文化”，我认为其中一个最大的转变，最大的变局，即从几千年来悠久丰厚的人文传统文化中心转变为现代当代的技术中心，功利取向中心，这是一个本世纪的很大变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就很能理解王国维、陈寅恪的意义，他们有着真正的文化敏感）。这是现代思想比较混乱的一个原因、一个根本的原因，中间可能有很多曲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遮盖了大的变局，那人为的历史就有一个遮蔽在里面。这个遮蔽后人将会看得越来越清楚，王国维他们当初就看得很清楚。人为的因素延缓了这个大变局，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是纵的方向。从横的方向来看，还有一个大的变局，就是世界的潮流，现代当代工业化、技术主义的潮流，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正在汇集于中国。

　　这使我想起韦伯所谈的一个重要思想。韦伯说，合理化主义(rationalism)是从西方开始生长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背后的精神。它从西方开始，以后逐渐推向全球,推向很多原来没有这种传统的国家、地区。合理化主义的背后带来一个最大的破坏性或者无可奈何的东西，就是原有的古代社会有“意义”的东西消亡了，用韦伯话来说叫“祛魅”，神圣性消失了。韦伯说合理性化主义这个东西包括建立在社会组织上的科学化架构，还有隐藏于各种文化背后的理性化性格等等,它是无所不在的。比如医学，他说医学基本的理念是“救死扶伤”，但是医学这个理念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回答生命的意义的问题，如医学对于晚期癌症患者以及先天精神病患者。对晚期癌症患者来说最恰当去处应该是完结生命解除痛苦，但医学是不允许这样做的。还有先天的精神病患者，一辈子给他的家人、亲戚、本人带来了一系列的痛苦，对这个人来说，对他的亲友来说，结束他的生命是一种解脱，医学是不管这个东西的。医学管的就是救死扶伤，所以医学并不能回答什么叫“生命的意义”这个根本的问题。还有韦伯又以法学为例子，每一个法律都是根据一些很多具体的情况定出来的一个法则，最终这个法则依据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定，法律根据这个规则来定是否违法或犯法，这些法律背后的东西，法律是不问的。韦伯认为，法律也是不去追问“意义”的。还有讲到自然科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搞清楚了自然界的规律，搞清楚了其生成、发展，对于一个自然科学界来说就够了。至于说搞清楚了这些东西对于人的存在、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自然科学家是绝对不会问的，自然科学家是不会解决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的。韦伯还举了一系列的例子，有文学、历史学，他说一个住在博物馆旁的人可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他说文化学也是只是问文化本身发展的结构、规律，还有它原来的样貌，至于说这个文化的发展背景，对人的当下的存在有什么意义是不去问的。历史学家把历史本身的真相揭示出来，至于说揭示出来的历史真相对于人有什么“意义”，历史学也是不考虑这些问题的。文学所展现的美的不一定真，真的不一定美，还有美的不一定善，善的不一定美，其中有很多冲突的价值，也不能揭示“意义”的存在。而什么东西才能体现人的存在意义呢？韦伯认为只有原来古代存在的先知传统，而这类人物在当代社会合理化主义情况下已经脱祛迷魅了(Dischantment),所以现代人生存于一个去掉了魅力的世界，韦伯认为合理化主义的发展，大大地脱去了魅力。韦伯本人对于古代的先知是怀着很复杂的一种心意，韦伯其实确有一种很深的历史情怀，他对宗教的感情很深，一方面对合理化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东西看到它的弊病，一方面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这正是刚才讲到世界技术化潮流导致世界失去意义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些问题跟资本主义全球一体化背后所带来的合理化主义的东西，作为思想的一个幽灵在当代越来越营造着一个脱魅的世界。所以说，这个东西再加上中国的被人为遮盖的那种大变局带来了现当代中国的价值的无根，是思想迷失的原因。

　　另外还有第三种原因，我想就是救亡和启蒙的变异。简单地来讲，现在的情况虽然说不讲“救亡”了，但“救亡”这个东西在中国嬗变起来，实际上即打“救亡”之旗而行瓜分之实。或将“救亡”变成了当下的功效性，这就是“救亡”的变异。还有“启蒙”的变异。启蒙的变异除了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所说的，启蒙精神带来科技理性对人自身的宰制，以及人的膨胀的主体性无限打开所带来的异化，即对于人的欲望的无法抑制，除此之外，“启蒙”实际上也是打着启蒙的旗号而排斥思想的多元。特别是“启蒙”本身所带来的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权威的疏离，“启蒙”这个符号本身就是针对传统而来的，“启蒙”的背后对传统的强烈的疏离感，它的异化仍然会导致价值的无根，所以思想的混乱跟这个东西还是有关系的。还有，“救亡”可以证明现代性的当下功效性，而“启蒙”可以证明现代性的当下的合理性，所以跟上面讲的还是一个合流,这加深了中国的思想的混乱。另外，人们意识到的文化优秀传统是能凝聚人心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发现中国文化有一些基本的缺陷，而且这些基本的缺陷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使他们紧张。还有保存民族文化固有价值的观念，很多现代人都把它当作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它到底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目的？这些方面很值得深思，这些方面也是造成思想混乱的一个原因。

   ○ 刚才晓明讲的主要是从西方现代化以来这种价值的失落,也就是韦伯所讲的合理化主义来到中国，以及当下中国思想混乱现象的原因。我想补充两点，第一点就是远因，就是从中国近三百年以来，也就是从满清以来，中国传统的价值失落所构成的趋势，是中国现代这种思想混乱的自身的原因。第二点就是近因,就是“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就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全盘否定。“五四”以来，对中国传统价值全盘否定以后，主流文化的内容就变成科学与民主,科学民主并不包含基本价值的内容。“五四”以后的主流文化经过种种曲折以后，特别是到文革以后出现的这种信仰危机，这是最近的原因。这样，满清以来传统价值失落的远因，“五四”以来主流文化不具备基本价值内容所形成的近因以及以后这个主流文化特别是文革以后出现的信仰危机这三点原因是中国目前思想混乱现象自身的主要原因。

    西方现代化人文价值的失落，这种影响使中国当下思想混乱现象的追加因素，这个追加因素发生作用主要是在八十年代以后也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形成以后发生作用的。另外，想顺便补充一点，就是韦伯所讲的西方近代以来的这种合理化思潮,根据我对西方文化的一点了解，我想韦伯所讲的合理化主义，它的内涵应该是指启蒙运动以后西方文化逐渐抽掉价值理性，理性的内容就只剩下知性理性，而知性理性并不决定人的行为，所以这个合理主义我想它实际上可能是一个人的物质欲望。它的背景应该是近代以来对个人主义或对个人权力的肯定，使人从对个人束缚之下解放出来。而人的这种解放，人的束缚的这种解放，它本来是依据人的理性中有价值的内容来给予肯定的。合理化主义出现以后，把对人的解放的这种依据、人的价值理性部分逐渐遗忘，逐渐抛弃，而只剩下这种人的欲望的扩张，人的权力以及在这种欲望支配之下所加以利用的这种知性理性,这种计算理性。那么应该补充一句，就是在目前中国当下思想混乱现象的直接原因好象是西方传染的这种合理主义的影响，但是，实际上，用现代化合理主义所掩盖的是中国自己的传统价值的失落、被否定以及中国主流文化所出现的这种危机，在这三个因素之后，加上最近的因素，才是西方现代化的这种合理主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实际上是一种追加的因素，它发生重要作用的时间主要还是八十年代以后，也就是中国选择市场商品化经济以来的事情。但是这并不能够掩盖造成中国当下思想混乱的自身的远近的因素。

    ●　你刚才的这个说法把中国自身的危机凸现出来了。西方的这个大的潮流强化、深化了这样的危机感。现在的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在近百年的思想文化的传统背景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观念、潮流思想不断变化,那么到底有没有一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一个最有生命的传统，最重要的传统，可以至少让中国人文知识人思想走出困境的传统，能够在下一世纪对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生深远的引导作用的一个传统的存在。如果有的话，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来使我们真的感觉到值得尊重。

    ○　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可以持比较积极，比较乐观的态度。就我个人所见而言，本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或者说学术思想传统至少有两个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两个思想传统在我来看，一个是王国维、陈寅恪所代表的现代中国史学传统，另一传统就是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传统。陈寅恪曾经讲到中国将来学术发展的希望，他认为应该是在他所讲的新宋学的发展上,而王、陈这个新史学的传统以及梁、熊、马的新儒学传统，实际上已然构成中国现代新宋学的两大骨干，或者说两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　非常好。关于新宋学这样的一个提法，“新宋学”是包含着新史学和新义理学的一个本土思想学术文化概念。那么我想问一下,“新宋学”跟老的宋学有什么区别?它跟原有的宋学在传统的承接和回应问题上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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