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打开1920年第7卷第6号《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的时候，首先为其扉页上的“劳工神圣”4个大字所吸引。这4个字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手书，其遒劲有力的笔触似乎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在1920年以前，北京大学乃至全中国并没有为五一劳动节举办过什么庆祝或纪念活动，而这一年却与以往有着很大不同。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破天荒第一次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当天参加李大钊主持的五一纪念会的人员达500多人。会上散发的传单，形象地阐述了纪念五一节的原因：“希望诸位常常纪念五一节，把全世界人人纪念的五一节当作我们一盏引路的明灯。我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而北京大学何孟雄等工读互助团的团员沿街散发的《北京劳工宣言》，则写道：“今天是世界劳动者争得八小时的纪念日，我们应该快快起来休业一天，大大庆祝一下才是。从今以后，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军人、道士、和尚、盗贼、娼妓、流氓、乞丐都要驱逐净尽。吾们要把田园工厂以及一切生产机关收回，自己管理，不要被一般不做工的剥夺了去！”《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青年》等杂志纷纷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陈独秀等分别撰写《五一运动史》、《劳动者底觉悟》等文章，平民教育演讲团也发表诸如《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我们为什么纪念劳动节呢？》之类阐述劳动节历史和意义的演讲。

　　应该指出，如此深入民间、亲近工农的大规模纪念活动与蔡元培倡言的“劳工神圣”密切相关。正如1920年《民国日报·觉悟》所载文章所说的那样，蔡元培的一篇演说“居然把‘劳工神圣’底标语，深印在觉悟者的脑筋中”。“劳工神圣”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五四激进文人、青年学生和报刊杂志的时髦用语，也是五四激进主义深入民间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中国虽未出一兵一卒，但毕竟也跻身于战胜国之列。因此，大战的胜利充分激发了中国上至政府、下到庶民的士气和精神。在北京大学于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举行的讲演会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轮番上阵，就这次战争的原因和性质进行透彻的分析，就中国今后到底走向哪条道路予以深入的探讨。

　　就在16日那天的讲演大会上，蔡元培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并反复陈述，“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蔡元培对于民间力量是充满了信心的，他在演讲中就满怀激情地向世人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对于新世界的向往，对于劳工大众的热爱，对于不劳而获的蔑视等诸种情感，在这里予以了彻底的表露。这种思想和口号的提出，意味着五四文人对于民间力量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显然，这里的“劳工”并不是后来研究者所附会的所谓专指工人阶级，但“凡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的说法却很有见地，它在蔡元培的思想中可谓根深蒂固。后来，蔡元培对“劳工神圣”的说法虽然作了进一步的修正，但他的解释基本上没有脱离这次讲演的真谛和精神。譬如他于1919年8月的口述《传略》中这样说：“出劳力以造成有益社会之事物，无论所出为体力，为脑力，皆所谓劳工。故农、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劳工也。商业中，惟消费公社，合于劳工之资格”，这里仅仅将原来的“转运的工”专指从事消费公社的“商”，并再次强调“劳工当自尊，不当羡慕其他之不劳而获之寄生物”，体现了他对劳工一以贯之的认识。

　　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思想并非抽象的教条和口号，他自己一生的许多言行和作为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诠释和注脚。他是一个具有革新精神和民主作风的人。1917年1月就任北大校长到校的那天，他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向给他行礼的校役鞠躬还礼，而过去的北京大学校长向来是不理睬校役的。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都脱帽向校警鞠躬。1919年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人组织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接近工农群众的“平民教育讲演团”，蔡元培赞助这批青年学生走出校门为劳苦大众服务。1920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学第一次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他还为《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亲笔题写“劳工神圣”的字幅。1922年，蔡元培又以校长的名义发出北京大学五一劳动节开始放假的布告，作为中国最高学府开始公开纪念劳动节的节日，无疑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当中国工人运动遭受反动军阀镇压之际，蔡元培又挺身而出，以愤慨的心情为《黄庞流血记》一书撰写序文，称赞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黄爱、庞人铨实行“到民间去”的格言和为劳动运动牺牲的精神是“我们最好的模范”。1927年，蔡元培应邀为五卅烈士墓撰写碑文，鲜明地表达对工人运动的支持和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精神。

　　从五四时期蔡元培诸如此类的言行来看，他不愧为五四文人拥抱民间的身体力行者，他发出“劳工神圣”的呼声是顺理成章的。总之，蔡元培率先“将众人脑筋里深深地藏着的‘劳工神圣’，一声叫破了出来”，而众多的中国人在他的呼唤声中也一声声地对“劳工神圣”进行着回应，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的知识界，“劳工神圣”几乎成为他们倾慕和向往的理想境界，思想激进的文化人甚至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走向民间”的运动。应当说，这是与蔡元培的倡导和他的身体力行精神的影响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