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前的今天，光耀中国近代历史的五四运动在北京大学里燃起了第一把烽火，因为参与这一运动的人，抱着不惧迫害，不愿妥协的革命精神，便不但把古文学打倒而建立了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他们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更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一个极大的革命，他的影响，一直发展到七七的抗战。

　　当时倡导这一运动的人很多，值得提及的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诸先生，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成为新文学发源地的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胡适陈独秀一辈人”假如没有北京大学做他们讲学的地盘，他们的主张所能发生的影响就不会如此大；那时的北京大学，假如没有如蔡元培先生那样崇仰法国革命，主张学术自由，实施民主教育的校长，五四运动就不会如此的自由发展。这是每个熟悉这一运动经过的人所共同承认的。

　　民国二十三年春，因为自己憧憬于这一历史上伟大的时代，而对于那些“三代以上的人物”所辛苦完成的工作，更有无限的仰慕，环顾出版界中既没有一部有系统的结集，作为这伟大工作的记录，想到与我同感的青年，一定不在少数，于是计划了一部新文学大系，把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间的收获作一次总的结束。这部书得到胡适鲁迅茅盾郑振铎诸先生答应担任编选后，就要找一位适当的人在前作序，这件工作当然只有请教蔡元培先生了。

　　一个和暖的春天，我到现在改为仁济医院的中央研究院去看蔡先生，我和蔡先生虽曾见过几次面，但是作深切的谈话，这还是第一次。我把计划的内容和编选人的名单告诉他以后，他的喜悦是使我永远不会遗忘的。他为我叙述他个人在当时所参与的几次大事的经过，他告诉我怎样进北大，怎样为了请教授而受到外界的攻击，胡适和林琴南怎样在北大发生笔战。蔡先生像回到过去的世界中去一般，一切的往事，重又活现在他的忆念中，流露在他眉目之间的是一种满意的微笑。他问起现在写诗、写小说的是哪些人，新的作品有了些什么进步。他很谦逊的说，因为院务太忙，所以有好几年不和新文学刊物发生接触了。他对青年人和白话文学的关怀，正像一个年老的母亲，殷殷垂询他儿女的健康一般。他在赞许这一计划以后，一口就答应了我的要求。

　　这年夏天，蔡先生到青岛避暑，总序原稿由邮局递来。附来的一封信里，还表示因为天气太热，所以交稿略迟，希望不因他的文章而影响了全书的出版期。这篇序文，长约二万余字，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五四运动相比，结尾处，他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但是我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我人，不得不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他接着希望“在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十国的拉飞尔和中国的莎士比亚应运而生”。现在第二个十年已过去，第三个十年正在开展中，拉飞尔和莎士比亚虽未产生，但是中国思想界进步的速率，确在以十年的时间赶上欧洲的百年。

　　新文学大系全书出版的那天，我带了一整部书去送给蔡先生，又在中央研究院的楼下会客室里，蔡先生把这十本书抚摩了好久以后，才说出了如下的愿望：“假如这部书销路不坏，你很可以继续的编第二个十年，但是我个人觉得比这更重要的是翻译作品的结集。五四时代假如没有西洋的优秀作品介绍到中国来，新文学的创作家就不会获得目前所有的成绩。当时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他们所留下的种子，是一样值得后人珍藏的，所困难的是这些作品散佚的情形，比这部书更难着手去整理而已。”

　　蔡先生无意间的建议，引起了我的又一个梦想。在以后的二年间，经过许多朋友的讨论，得到郭沫若、曹靖华、巴金、傅东华、黎烈文诸先生的答应担任编选，作为新文学大系姊妹篇的世界短篇小说大系计划，终于由梦想而开始实现了。这一计划的內容，虽和蔡先生所说的翻译结集略有不同，但是五四以来介绍到中国来的文艺作品中，短篇小说既占最大的多数，而中国新文学作品中进步最快成绩最佳的也莫如短篇小说，所以计划大体决定以后的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又去谒见蔡先生。

　　这一次是蔡先生大病初愈后不到一个月，虽然每天到院办公一小时，但是因为遵照医生的劝告，绝对不接见客人。我去后在楼下坐了好久，才有一个听差的把我引上楼去，到了蔡先生办公室背后的一间小客厅里。刚坐下来，听差的就郑重的告诉我，“蔡院长病未复原，他既特别答应接见先生，先生和院长谈话的时间，请以五分钟为限。”话刚说完，蔡先生已从门外进来了，面容虽很苍白，精神还极矍铄，我把来意说明以后，蔡先生的欣喜是出于我望外的。他给了我许多可贵的意见，并且在分国方面作了极重要的修正。他立刻答应为世界短篇小说大系的样本写一段短序，还答应将来出书时和新文学大系一样写篇总序。正在蔡先生兴奋的谈话中，听差的进来报告：“蔡院长，五分钟已过了。”我知道我不应当过分消耗蔡先生病后的精神，便起立告辞。这篇短序，在三天以后，蔡先生就派人送了来，是他亲笔所书的二十行笺，现在还保存在我的书夹中，已成为我所珍藏着的蔡先生最后的遗墨，将来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出版时，也要权当做总序来纪念这位伟大导师的盛意了。

　　世界短篇小说大系因为抗战关系而暂告停止，蔡先生逝世的恶噩，突然从香港传来。我从书夹中拿出蔡先生的遗墨来展读，我像又看见他那从眼镜背后发出的慈祥的目光，他那谦恭的态度，他对青年人的热心和对他所领导的五四运动的忆念。当国家民族正进入又一个“五四运动”的今日，他的撒手长逝是莫可弥补的损失。蔡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无可估计的；没有五四运动，也许不会有今日的抗战，没有蔡元培先生，五四运动也许要迟来几十年。在五月四日纪念这一位青年导师，更使我们感觉我们有太多的地方得益于先生，而我们所能纪念先生的只有继续他的五四精神而已。

　　五月四日(《良友》第154期)（据《1926—1945良友人物》，程德培、郜元宝、杨扬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