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称蔡元培先生为“人世楷模”，他一生的言行，确有许多令人景仰的方面。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婚姻，这位革命的先行者，一生经历了3次婚姻，这3次婚姻正好印证了蔡元培一生思想 的变革，也印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变迁。

 

第一次婚姻：父母之命性格不合

 

婚礼：之前从未见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此时的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别提爱她了，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呆在妻子身边，当一个所谓的丈夫。 就这样一晃过了7个年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要谦虚地称他为“老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而王昭总是温顺地说：“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1900年，接受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的蔡元培写了一份《夫妻公约》，详细地说明男女关系分目交、体交与心交，特重心交。所谓心交，指夫妇同心，两情融合；并强调重新调整夫妻关系，让大家更和睦地生活在一起。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

 

　　蔡元培与王昭维持了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还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可是好景不长，由于奔波劳碌，身体虚弱的王昭在这一年里因病去世。

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

第二次婚姻：一幅画结缘作画人

婚礼：演说会代替闹洞房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

1920年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就在这期间，陪伴了蔡元培近18年的黄仲玉病逝了。蔡元培非常悲痛，写了一篇《悼亡妻黄仲玉》，表达了他对亡妻的无限追思。《悼亡妻黄仲玉》字字血泪、情真意切，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

蔡元培与周峻，1924年在法国考察

第三次婚姻：相差24岁的师生恋

婚礼：苏州留园拍婚纱照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个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这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当时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有24岁。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是蔡元培的第三次婚礼。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婚后第十天，蔡元培和周峻携子女威廉、柏龄赴欧洲学习。周峻在相夫教子之余攻读西洋美术课程，她把对蔡元培的爱倾注在她的作品——《蔡元培半身像》中。而蔡元培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1940年3月5日，也就是离周峻50岁生日还差两天的时候，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

身体力行树新风

　　蔡元培从小接受的是旧式文人的教育。光绪年间，他先中了举人，后点了翰林。中举的这一年，他迎娶了王昭女士为妻。1900年夏，他的原配夫人王昭病逝，那时蔡元培才33岁。

　　后来的两次婚姻及两次征婚启事，正是蔡元培从“我”做起，以“我”为例，改革社会风气，冲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权，打破中国传统在婚姻问题上对妇女的束缚。但要使整个社会为之焕然一新，蔡元培认为当从教育入手，以启民智。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1907年以后，他曾赴欧留学。欧洲留学的经历对他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站在另一个文明的高度反观中国旧传统，自然受益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