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因此，“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蔡元培的经历告诉我们，他虽然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过封建思想的熏陶，并在封建的朝廷中任过职，但他却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执著追求进步的理想。这种热情和理想决定了他不愿顺从于腐朽的统治，使他能够勇敢地从封建桎梏中超脱出来，成为一名反对封建主义的斗士。事实说明，在接触到西方文化思想的1894年以后，蔡元培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举动从未间断。他的一系列活动，对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由于此，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大胆地提出“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去接纳新文化、新思想，以改变北大封建势力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他一以贯之反封建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正值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黑暗时期，统治阶级坚持以孔孟之道去禁锢人民的头脑。此时的康有为等保皇派，也在上书黎元洪、段祺瑞，积极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腐败。“不少人以上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混资历谋取官位。……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敷衍塞责……。因此，学校里缺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封建复古的陈腐思想泛滥”（《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为改变这种局面，蔡元培号召学生们要去研究高深学问，不要追求做官发财的仕途之路；强调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元培教育文选》第244页）。作为一校之长的蔡元培，并没有被北大浓厚的封建势力所吓倒、所妥协。他要以西方国家之通例，采用思想自由原则和兼容并包的主义，其主要用意，就是要让新文化、新思想能够进入北京大学。

 

　　从表面上看，蔡元培提出“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似乎是不偏不倚。但在实际上，他是要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去削弱北大封建势力的根基。因为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思想，当时不仅在北大和全国各地到处泛滥，而且还牢固占领着所有的文化、教育阵地，根本就不需要去“容”和“包”。只有“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才刚刚兴起，才是需要对它进行“容”和“包”的。由于蔡元培兼容和并包了新文化、新思想，终于使北京大学的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正如许德珩所指出的那样：“1917年初，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力图整顿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反对开倒车。他的主张为新文化、新思想争得了合法地位，起了保护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作用。……在蔡先生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一变以前腐败沉闷的风气，成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第8页）。

 

　　蔡元培在提出“兼容并包”的学术主张后，虽然聘用辜鸿铭、罗雪堂等一些封建思想浓厚的旧教员到北大任教，但这一做法并非就是他向封建势力的妥协。蔡元培不是看中这些人所持封建主义的那一套，而是看中他们所具有的高深学问。他要求学生学习他们的高深学问，而不要求学生去追随他们的政治主张。对此，胡绳指出：“当时，有些学生对蔡元培容纳主张‘尊王尊孔’、‘君主立宪’的教员表示不理解。蔡元培先生解释说，他希望同学们学习这些教员的学问，而不是要大家追随他们的政治主张。由此可见，他并不是无原则地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从学术思想应当自由发展的观点出发提出他的主张，这是同当时主张依靠反动政治势力来压制新思想、新文化的做法恰好对立”（《蔡元培》，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他在聘用教员方面绝不论资排辈，坚持的标准只有一条，即学问和事业性……。在蔡元培发展和繁荣学术精神的原则下，他也容纳如辜鸿铭、刘师培等在政治或文化上持保守态度但确有学问的人任教员，对于那些没有学问的官僚政客甚至是有来头的外国人就不在他包容的范围之内，可见他的‘兼容并包’是有原则的”（《人民日报》1998年3月21日第5版）。

 

　　为了鼓励新文化、新思想进入北京大学，他亲自前往陈独秀寓所，请他到北大主持文科；他聘请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请刚从美国归来，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为北大教授等。蔡元培的这些举措，有力地保护了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启迪和催化了“五四运动”的发生。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等进入北大，使北大不仅成为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同时也使之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革命青年。封建文化独霸北京大学的局面，因此而发生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