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完最近一次的讲坛，再来编最新一辑的期刊，就壮了点胆子来异想天开--尽管这两种活动的预期对象有宽有窄，却都敞开向同一个研讨的空间，在那个自主的空间中，我们正着手重建文明的造血机制。
论文一栏起始于政治哲学的研讨，此一领域近来酿成了相当的热点，从而既以想象的满足凸显着制度文化的基本缺憾，又以批判的力道展示着总体文明的超越可能。由此值得庆幸的是，新一代学人经由艰苦的研读，已在西天取经的路上，写出了主动跟大师对话的论文；无论其间的取向如何，其专业的技术水准都昭示着，原有的文化贫血症正有所缓解。徐向东从考察麦金太尔对待传统和相对主义的态度入手，通过暴露其思想倾向中的悖论，推出了一个在他看来是必要的假设--对于人类来说是好的生活理想，本身有其普遍的道德含义。进而，作者试图以他选定的论证方式，通过考察道德判断的本质，来探究某些与全球正义的道德基础相关的问题，以图奠立一种较弱形态的基于自由正义的普世伦理。王晓莹向西方学院左派对解构主义政治的理解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尽管德里达更新了解构主义的术语，用"幽灵学"取代或补充了"语法学"，其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仍鲜有相通，倒在相当程度上承袭了以休谟哲学和斯密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学说。
接下来是文艺研究。王小盾基于知识类型的梳理，系统阐发了中国音乐史上"乐、音、声三分"的观念，指出历代史家以乐志或音乐志来命名史传的相关篇章，目录学家将音乐资料分列在经部乐类、集部词曲类和子部艺术类，理论家分别以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声等术语来展开批评，其指导思想悉出于此。缘此，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综合考察，帮助揭示认识中国音乐学史的基本思路。川本皓嗣基于内部文本的比较，提出在西方诗学与日本、中国诗学之间，存在着一种鲜明的差别：在前者那里隐喻的地位甚高，而双关语则身份卑微；在后者那里双关语却是关键的诗化因素，其地位不亚于隐喻。作者由此对双关语和隐喻在东、西方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探讨，认为两种文化面对诗学的态度有根本的差别。孙康宜基于外部的经典化过程，来探讨陶潜如何从官修史书中的隐士和道德模范转变为不朽的诗人，而现代解读又如何发现真正的陶潜声音更具不确定性。如果把早期的诗人传记看作展露诗人单纯隐士性格的面饰，则后起的诠释就试图揭开这些面具，去发现有着隐情和焦虑的诗人形象。
再往后是历史研究。魏丕信考察了明清掣签授官制的创立与沿革，以及围绕它的激烈争论，认为它所经历的巩固、常规化和最终被普遍接受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十七世纪中国的制度转型与政治变化提供了有意思的个案。王志强以清代省例性质的地方法规为中心，从立法角度剖析中央集权政治机制的具体运作。作者论证了地方与中央权力的相对统一和动态平衡，探讨了省例与地方官员之权力和利益的紧密联系，从而揭示了不同层次国家权力主体间的一定差异和紧张。
评论一栏，刘东推演了心智和理论这一对认识论范畴的永恒互动，并希望由此逻辑地寻绎文明过程的阶段性和多元性。缘此，理论进口越在某个关头对某个特定文明发生严重入超，就越易形成剧烈的心灵冲突，甚至连其基本语境都可能被外来语法所困扰，而同时心智对理论的制衡也益发紧迫。不过这两种要素间的巨大张力，并不意味着心智应当拒斥理论，相反不稍松懈地反思和创新理论，并由此良性循环地保持心智发育，反是保持精神灵动开放的途径。钱曾瑗追踪了汉学界晚近的显学--上海研究的学术脉络，并有选择地评述了近十五年来的该领域的出版物。作者在此一个案中告诉我们，跟八十年代以来整个学术史的进展同步，在上海研究领域也存在着强烈的社会史关注，以及接踵而来的文化研究的影响；然而，人们对这座迷人城市的兴趣正方兴未艾，许多令人兴奋的新作已呼之欲出。
通讯一栏，发表了盛宁对苏源熙文章的评议和补充，和李伯重对陈意新批评的回应。对于此类往返论辩，我们编辑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要义是维持某种谨慎的平衡：既要杜绝人为炒作，以免因为浮躁而无心触及学理，又要确保发言自由，以免由于沉闷而无缘探究学理。
针对大陆知识生产的现状，我曾在一次答问中说过："相比起人文、中学和绝学来，《中国学术》甚至更欢迎社科、西学和理论"。但愿本辑的编排能再次传达出此种信息，使我们征集到最迫切需要的支持。
刘东
二○○一年六月二十日于北大草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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