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一栏,先以两篇探讨新理论的文章来除旧布新。两位作者都不想脱开中国事实，所以都像北大行将召开的"多元之美"会议那样，要来处理"现代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的跨界难题。德里克基于对1960年代后期以来欧美史学倾向的回顾，提出历史家并非后现代主义的受众，反倒参赞了这种思潮的形成，所以与其夸大此种思潮的新奇，毋宁说它是内在于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新社会史等倾向中的；这样，中国历史领域中针对后现代主义的敌意就不尽合理了，它既源于某些新方法倡导者的夸张和滥用，也源于对所谓正确治史家法的陈陈相因。苏源熙从后结构主义者把中国当成智力资源或例证仓库的普遍策略中，凸显和探究了其著作的共同母题和暗含的比较逻辑；缘此，针对那种把东方说成业已是思想的"后结构"形式、而这种形式又对应于某一不受批评的重构系统的观点，作者提出了一种解构的方法，此种方法不必仰赖任何人文前提，却仍可能和必须是批判的。不待言，既要涉及此类聚讼的焦点，就无法掩饰思想的锋芒，但至少在《中国学术》的小空间中，批评总要为着学理探求，而非意气发泄。

    接下来三篇进行知识考古。由不同动物混成的背生双翼的想象动物，曾以各种材质为载体，流行于从春秋到魏晋的艺术作品中。此种主题源自我国还是传自域外？李零搜集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典型材料，并参照域外的类似主题，确认它虽已被中国化却仍大有胡气，真令人惊叹跨文化传播的由来悠久。"堵"与"肆"是先秦对编钟排列形式的特有称述，但其含义与具体排列情况迄无定论。陈双新主要利用考古发掘材料和铭文中的相关记载，发现"肆"指编钟大小相次的一列，"堵"指挂有编钟的形如一堵墙的钟架；二者本不对应于某一具体的钟数，但在特定时期又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俗常对中国"文学"和"文人"的理解，泥于舶来的程式，或把前者只看成艺术样式之一，或使后者游移于文学家和知识人之间。于迎春基于文、文学、文人这一组递进观念的早期演化，呈示了文学在固有文化中既矛盾又互渗的本义，以及文人在传统文明中既兼综又模糊的身份。

    同时寄自哈佛的另外两篇，都涉及了现代文学运动。"五四"这个标志日子创造出了"前现代"或"古典"，从此"过去"便不再意味着朝代更替，而是自有特征的单独实体，而以往各有独特历史的各文学体裁，也随之拧成了整体性的"文学"。从这种角度和力度出发，宇文所安检视了几种不同文学体裁的现代选本和文学史叙述，从而揭示了五四一代如何重写文学传统以建立"白话"对抗"古典"的宏大叙事；此一新的古代文学经典虽时有变化，却由于教育系统的制度化而大致沿袭至今。金庸的小说常被指为具有根本的"中国性"。田晓菲试从小说本身及其文化语境来分析此种"中国性"之印象的由来及其文化蕴含，并认为我们最终可能发现，其"根本的中国性"虽只是作者自觉的艺术创造和建构，但此种判语的重要性却超越了具体作品，而指向一种国家主义的写作与阅读。

    评论一栏，王路述评了美国语言学家卡恩的考辨。在古希腊文献中，einai主要有三种用法--系词用法、存在用法和断真用法。其中最主要的是系词用法，它是由句子的句法形式确定的。存在用法虽不多却重要，它与系词用法不同，主要是词典或语义概念，乃由系词的表位用法发展而来，逐渐演成一种技术性的表达，最终成为专门的哲学和宗教表达。作者缘此主张，对einai的翻译至少应反映出其最主要的用法和特征，并在"是"的意义上理解它及其相关问题。孙治本评述了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夫妇有关"个人主义化"的论点。同样鉴于社会多元化及异质性的增强，和个人决定之必要的增加，这种社会理论在扬弃了"社会阶级（阶层）"模式之后，却提出了解构（第一现代）后的建构（第二现代），以探求不确定性中的多元秩序。也许，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已成习惯叙事之时，这种旨在使现代历史化的尝试，可以帮助领悟另一条进路？

    通讯一栏，西川以诗人独有的体验和干脆回应了张新颖。他接过了"焦虑"这个话题，却嫌"现代焦虑"的提法太过笼统，遂把新诗的外部焦虑定义为"道德焦虑"，将其内部焦虑分为"文本焦虑"和"文化焦虑"。借着这种框架，他既反对"纯诗冲动"，而主张诗歌与生活的对称，又反对通过削弱传统来与传统衔接，认为那会妨碍与之的真正对话。

    每编定一辑，总觉得下回"难以为继"，今番的忧虑似乎尤甚。诗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或此之谓耶？

刘东

二○○○年八月一日于京郊溪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