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到推出第三辑时，编辑工作已渐入佳境了。从评稿到审稿再到发稿，都大体有章可循。可不知怎的，少了当初乱糟糟的气氛，这种家常事倒不够刺激了，像大学的课程表一样古板。
那就来看看论文罢--毕竟好文章最能提神。对于该栏目的杂乱，我刚发表了几句搪责，幸请读者明察："《中国学术》永远都不追求论题和风格的划一，以致太过突出编者的主观色彩……真正堪称研究的文字，毕竟不允许外行随便客串，即使是相当优秀的作者，也只能各有各的定位，只能来贡献自己的看家本领。你或许可以对篇目稍作调整，让目录和内容显得连贯一些，但你绝不要去命题作文，除非那正是别人最拿手的强项。"
汪晖和包弼德两文，论域碰巧相近，且构成了相应的紧张。前者把天理的成立视为儒学道德判断方式的转变，并以礼乐与制度的分化为轴心，探讨了这一转变在唐宋之际跟南北关系、土地制度、科举制度和其他社会变化的互动，从而试以宏大的叙事和超长的篇幅，部分激活诠释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向度。后者则借助士人身份的重新界定、"小国家"格局的逐渐形成、文化观转而基于心念等细部的解构，回顾了国外近来对唐宋转型的重新阐释，并将此转向总结为对历史目的论的拒绝，即不再循着"早期现代性"的误导，把"门阀衰落/平民兴起/商业发达/皇权独裁/佛道脱魅/儒学复兴"等因子，强行勾联成普遍主义的准西方模式。值得注意的是，新因子并未被锁定为新模型，历史由此便开敞了可能；而一旦历史改书为小写，我们的文明便凸显为大写。
接下来的话题是上海。叶凯蒂从19世纪上海地图的"客观线条"中，解析出了激烈的权力和价值之争，足见一张地图虽看似属实，终是文化观念与政治利益的产物。而有关城市未来定义的争斗，其结局却是城市整体战胜了特定群体：图中反映的多层次文化结构，正乃上海此后发展成现代大都会的基础。张旭东分析了中国的现代性观念在当代上海重构自身文化及历史时的寓言式表述：张爱玲40年代对上海的描绘包含了对现代都市文明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讽刺和颠覆，而90年代上海怀旧的文化话语则是在市场化下对资产阶级"普遍秩序"的虚拟"回忆"和本土化努力；由此吊诡的是，怀旧中竟掺杂着怀新，王安忆的上海写作具有结构性隐晦，其忧郁看似源自对旧"黄金时代"的追忆，实则缘于新生活世界正被消费社会吞没。
张新颖也在研究文学，视角则专注于内在。作者从20-30年代选取三位不同类型的诗人--李金发、戴望舒和卞之琳，示例了中国新诗在借鉴西方和怀恋、歉疚中国古典之间的彷徨与探索，足见中国新诗在获得了独立存在的意识后，对自身问题的现代焦虑益发突出。
以下两篇亦各擅胜场。梁太济考出《圣政》一书的今本，不只是将两种原本汇合为一，还将原本"分门立论"的体例改成了编年纪事，并将分别以"臣等曰""史臣曰"领起的论改冠以"臣留正等曰"；对于事条，则高宗朝几乎全据《系年要录》作了更换，孝宗朝亦据原所依据的《日历》重新节录。曹树基认定在明代人口增长率的研究中，从资料到方法，何炳棣多有失误。此文根据区域性人口资料的分析，指出明代中国北方的人口增速高于南方；而且从12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中国一直存在北、南不同的人口发展类型。
在评论一栏，宇文所安建议悬置实际写作规则，考虑一些似不实用的文学史问题：我们各种先入的见解（如按朝代来断代文学）能否成立？我们的想象力可否为观照过往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提供证据？我们经由中介（如控制文本流传的经典化）所形成的观念是否纳入了晚出的理解？经此一问，文学史的知识或不再笃定，思力却应有所深化。王晴佳梳理了后殖民主义的缘起与影响，分析了它对历史学的冲击，还联系国内现状试探了可能的启迪。
书评栏仍得益于各主力大学的读书种子，他们以琳琅满目的奉献，首先勾起了我本人的馋虫，恨不得抛开繁杂的编务，钻进图书馆里再不问世事！通讯栏如今也正式开张，其特点首先是心平气和：无论呼应还是就教，毕竟是为了以文会友切磋学理。
最后要欢送蒋狄青先生赴美深造--谢谢他承担了以往的编务，也望他以前并非只在付出，因为我们的评稿例会，其智慧含量并不下于寻常的研讨班。
刘东
二○○○年五月一日于京郊溪翁庄
|
|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