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贬谪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与此相关联的贬谪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州作为当时相对偏僻落后的地区，是古代特别是唐代贬谪人士较为集中的地方。考证以柳宗元为主的贬谪永州地区的唐代文士贬永的原因、时间、在永的活动，了解以柳文化为主的永州文化的底蕴成因有一定意义。对作家来说，贬谪不仅是他们人生经历的转折，也往往是其创作转折的契机；作为一个地方，往往因有贬谪人士活动遗迹及其创作流传而为之增色。
关键词：唐代；贬谪；永州；文士
永州（原零陵地区，含今冷水滩区、芝山区、祁阳县、东安县、双牌县、道县、新田县、蓝山县、宁远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等十一个县区）作为远离中原、相对落后的地区，是历代贬谪人士较为集中的地方，唐代更是如此。唐代贬谪永州地区的文士数量较多，情况也是较为复杂的，现分述如下。
高履行，《资治通鉴·显庆四年》载：八月乙卯，“高履行贬永州刺史。” 《旧唐书》本传则谓“显庆三年，坐与长孙无忌亲累，左授洪州都督，转为永州刺史。卒于官。”知履行于高宗显庆三年降授洪州都督，四年（659）再贬永州刺史。李岘，《全唐文》卷三二一李华《故相国兵部尚书梁国公李岘传》：“再迁为京兆尹。……权臣所排，出守零陵。” 据《新唐书·李岘传》载，岘出贬零陵太守在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四月。田承嗣，大历十年四月，“乙丑，制：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可贬永州刺史。”（《旧唐书·代宗纪》）郑叔则，“出为昭应令，与京兆尹郑叔则论辩是非，攻讦叔则之短。时李泌为相，厚于叔则；中丞窦参恃恩宠，恶泌而右延龄。叔则坐贬为永州刺史，延龄改著作郎。”（《旧唐书·裴延龄传》）崔能，元和“六年，转黔中观察使。坐为南蛮所攻，陷郡邑，贬永州刺史。”（《旧唐书·崔能传》）《柳宗元集》卷五《湘源二妃庙碑》、卷二七《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卷八《段太尉逸事状》、卷十五《起废谷》、卷二五《送易师杨君序》、《外集补遗》之《处士段弘古墓志》均有言及。李廙，至德二载二月，“贬李廙江华太守。”（《旧唐书·肃宗纪》）《全唐文》卷三八二元结《道州刺史厅壁记》亦说：“问之耆老，前后刺史，能恤养贫弱，专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动廙而已。”崔涣，大历三年八月，“贬崔涣为道州刺史。”十二月，“道州刺史崔涣卒。”（《旧唐书·代宗纪》）穆员《相国崔公（涣）墓志铭》（《全唐文》卷七八四）叙其贬因云：“大历中，元载颛政，中外附之，公对敭内庭，数其不赦之罪，……未几有道州之役。”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记崔涣语云：“抑人以远谤，吾所不为。”（《历代诗话》）可知他的为人。
以上诸人贬永、道两州，为刺史，除田承嗣未到任外，在二州均有政绩，他们忙于政务民事，自无多少时间去寄情山水；又因终究还是一个地方的行政长官，心态上不会有过多的失落，也就没有太多的怨愤，且大多贬期不长，因此就与后文所及的柳宗元等人起复无望、漫长等待竟无结果的悲惨遭遇有所不同，他们既无文集传世，贬永、道期间更无作品可言，这里仅列其姓名，不作详考。
唐代贬谪永州地区的文士，较为重要的有王翰、卢象、吴武陵、阳城等，他们的作品与永州的关系虽不很密切，但他们在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且史载亦较详。
王翰，《旧唐书》作“王瀚”，（约687—726后），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他家财富裕，“多名马”，“蓄妓乐”。少时豪放不羁，俊健超群，喜纵酒为乐，狂放恃才，又极重侠义，视千金如草芥。因其风流倜傥，意气风发，“发言立意，自比王侯”，才名超群，当时文士如祖咏、杜华等喜与之游。杜华之母还说：“吾闻孟母三迁，吾今欲卜居，使汝与王翰为邻，足矣。”景云元年（710）登进士第，得到当时先后任并州长史的名士张嘉贞、张说的特别器重。举直言极谏，调昌乐尉，又举超拔群类科。张说任兵部侍郎平章事，翰被“召为正字，擢驾部员外郎”。后张说与宇文融不和罢为相州刺史，受张提携重用的一批文人随之被贬，翰亦累及，出为汝州刺史，改仙州别驾，再贬道州司马。《旧唐书》本传叙其贬因始末云：“翰……颐指侪类，人多嫉之。说既罢相，出翰为汝州长史，改仙州别驾。至郡，日聚英豪，从禽击鼓，恣为欢赏，……于是贬道州司马，卒。”其贬道州时间当在张说罢相的开元十四年（726）四月稍后。闻一多先生以为其卒年即在贬道当年的开元十四年；傅璇琮先生以为当在开元十五年（727）至开元二十六年（739）之间，（《唐代诗人丛考·王翰考》）据此，则翰贬居道州时间不下十年。
王翰作品传世者不多，《全唐诗》卷156存其诗一卷，大多为应制之作，没有多少特色，但其《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广为流传，明王世懋《艺圃撷余》谓“选唐七言绝句……必欲压卷，还当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涣‘黄河远上'二诗求之。”说明此诗的影响之大。《唐才子传·王翰传》说：“燕公（张说）论其文琼林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玷缺云，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这里所指应主要是其文章，可惜其文章已佚失，无从印证。
卢象（？—约763），旧《唐书》无传；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及其后《新唐书》、《唐诗纪事》记其事。象，字纬卿，嵩山隐士、谏议大夫卢鸿之侄，汶水（今山东泰安、曲阜一带）人，祖籍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开元初（713），由前进士补秘书郎，转右卫仓曹掾，被丞相张九龄看重，先后被推荐提拔为左补阙、河南府司录、司勋员外郎。贬齐、汾、郑三郡司马，召为膳部员外郎。安史叛军陷京，“授安禄山伪官，贬永州司户参军。”（《唐才子传·卢象传》）据李白写于乾元二年的《赠卢司户》“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白云遥相识，待我苍梧间。借问卢耽鹤，西飞几岁还？”可知其贬永时间在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之前。他是何时离开永州司户任量移吉州刺史的，已难以确考。
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谓“公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唐才子传》也称他“雅而不素，有大体，得国士之风。”但其作品“尝经乱离，多所散落”，流传下来的不多，《全唐诗》卷一二二录其诗一卷，《全唐文》卷三Ｏ七录其文两篇。其在永州的作品也难以确考。他虽有些表现迁谪心境的作品，但难以确认是否是贬谪永州期间所作，因为他在贬永之前曾有过左迁齐、汾、郑三郡司马的经历。不过根据诗中所述景象的地域特色，可以作些大致推测，《峡中作》“高唐几百里，树色接阳台。晚见江山霁，宵闻风雨来。云从三峡起，天向数峰开，灵境信难见，轻舟哪可回？”表现官场无常，祸患突起，回程难期的怨苦，应是他赴贬地永州途中的作品；《竹里馆》“江南冰不开，山泽气潜通。腊月闻山鸟，寒崖见蛰熊。柳林春半合，荻笋乱无丛。回首金陵岸，依依向北风。”心情与环境一样凌乱凄凉，应是他已到江南恋北思乡所作；《永城使风》“长风起秋色，细雨含落晖。夕鸟向林去，晚帆相逐飞。虫声出乱草，水气薄行衣。一别故乡道，悠悠今始归。” 抒写遭贬生涯的艰难、得归的欣喜，应是他贬永期满、得量移将要北归时的作品；《赠怀素》残句“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应为卢象贬永期间与怀素（725—785，唐代著名书法家，永州人，曾寓居永州高山寺）交游，对这位久负“草圣”盛名的书法家高超的书法艺术的评价之语。
阳城（735—805），字亢宗，定州北平（今北京市）人，两《唐书》有传。世为仕宦，后家道中落。嗜书，家贫不能得，乃“求为吏隶于集贤院”，窃书读之，昼夜足不出户，经六年，无所不通。擢进士第，后隐居中条山，在乡邻远近有美名。为人谦虚恭敬，忠厚淳朴，对长幼强弱一视同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轻财尚义，生活节俭精明。德宗时被征为谏议大夫，因谏阻奸臣裴延龄任宰相，贬国子司业。复因重情义而怠侮捉拿罪犯的台吏，触怒龙颜，“以城党罪人，出为道州刺史”。
据柳宗元《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贞元）四年（788）五月……后七年……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知其贬道州时间为贞元十五年九月。两唐书本传均云“顺宗立，召还城，而城已卒，年七十”，顺宗即位于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知阳城在道州刺史任上为时五年左右。五年里，阳城颇多善政，他治民如治家，爱民如爱子，赏罚分明，为政有遗爱，深为邑人敬佩，如上述柳宗元为之撰《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就称“听闻嘉言，乐甚钟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他嫉恶如仇，特别容不下落井下石的小人行为，他的前任因贪赃而被治罪，其下属为讨好阳城，就将其原上司的“不法事”告诉阳城以邀功，阳城“立杖杀之”。阳城在道州的政绩最值得记一笔的是他使道州百姓不再像牲口一样被拿去展览，而被践踏人格。史载：当时道州人个头一般比较矮小，朝廷规定此地每年必须要送一批男人到京城供人观赏，并将其称呼为‘矮奴'，阳城认为这是以良为贱，极为同情他们的遭遇，于是就上疏奏请，使朝廷取消了这种侮辱人格的制度，解除了压在道州百姓心上的巨石，道州百姓无不感激涕零。
没见阳城作品传世。
吴武陵（？—834），《旧唐书》无传。《唐才子传·杜牧传》下有一小注说，吴武陵，“唐信州（今江西上饶）人，宪宗时任太学博士，后贬潘州司户参军。”《新唐书》、《唐诗纪事》所记较详，知吴武陵，唐信州人，元和二年登进士第，为太学博士，未几出为韶州刺史，因赃罪，贬潘州司户。大和八年（834）卒。《新唐书》又云：“初，柳宗元谪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 ，据柳宗元元和四年作《与杨京兆凭书》“去年吴武陵来”语，知吴武陵系元和三年（808）贬至永州。观柳宗元《小石潭记》、《与杨京兆凭书》、《与李睦州论服气书》、《初秋夜坐赠吴武陵》诸篇可知，元和六年吴尚在永州，而元和六年至十年，只有七年有过赦令，推知吴当在此年北还。其居永州约四年。
吴武陵为人正直有同情心，学识渊博而又虚心好学。“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 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颇有文名，“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有识见，善识才，杜牧就是在他极力向崔郾举荐的情况下脱颖而出的，他曾向节度使李愬荐举李景俭、王湘等；“有文而强悍”，他在韶州刺史任上，因“赃罪狼籍”，广州幕吏审讯他时，“持之颇急”，武陵“不胜其忿”，题诗嘲骂道：“雀儿来逐扬风高，下视鹰鹯意气豪。自谓能生千里翼，黄昏依旧委蓬蒿。” 其桀骜不训强悍之态可见一斑。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吴元济背叛朝廷时，他亲自修书一封，申明大义，劝其放弃，向朝廷投降。
柳宗元颇多涉及吴武陵的诗文作品，从中可知，他是柳宗元贬永期间在学术研究上可以切蹉交流、不可多得的一名文友，他的到来，曾使柳宗元欢欣鼓舞，不仅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得到缓解，且在吴的请求下，柳完成了《贞符》这部重要的理论著作的写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诗文唱和，共同切蹉，相互促进，成为一对患难之交。可惜，吴武陵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全唐诗》仅卷四七九存其诗二首（《贡院楼北新栽小松》《题路左佛堂》），《全唐文》卷七一八存其文7篇，但据考这些作品不是在永作品，也没有涉及永州。吴在永应是有作品的，从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可知，但没有见诸典籍。
贬居永州地区时间最长、与永州山水和人民关系最为密切、涉永诗文创作丰富的唐代文士要数吕温和柳宗元了。
吕温（772—811），字和叔，又字化光，河中（今山西永济）人，是柳宗元之表亲、同乡，贞元十四年（798）登进士第，又登博学宏辞科，因与王叔文友善，“骤迁左拾遗”，拜侍御史，贞元二十年夏接替窦群出使吐蕃，因次年德宗驾崩，顺宗即位，吐蕃以中原有国丧为由，留居吕温达一年之久。吕因不能按时赶回中原都城，在吐蕃常自悲惋。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恰恰是他在绝域，没有赶上王叔文主持的“永贞革新”，也就免去了与王氏集团人员同时被贬的厄运。元和元年回京城时，进户部员外郎，转司封员外郎，再迁刑部郎中。御史中丞窦群荐其任侍御史，宰相李吉甫不报。三年坐诬吉甫，贬均州刺史，再贬道州刺史。
对吕温贬道州的原因说法不一，两《唐书》说是诬陷李吉甫事；《唐诗纪事》则说是因受王叔文连累。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记之甚详，该文“谄谀具畏，迁理于道”语下注：“三年，宰相李吉甫以疾在第，召医人陈登诊视，夜宿住于安邑里第，温问知之，诘旦，令吏捕登，诘问之，又劾奏吉甫交通术士，宪宗异之，召登而讯其事皆虚。十月，再贬温道州刺史。”合新旧《唐书》、《唐才子传》、《柳宗元集》有关资料，确知吕温被贬道州的原因是诬陷宰相李吉甫，而不是因与王叔文厚善，受“永贞革新”失败所累。
对吕温的人品，时人、后人评论也颇有歧异。《旧唐书》说他“性多险诈，好奇近利，与窦群、羊士谔趣尚相狎”，《新唐书》说“宰相李吉甫持之，久不报，温等怨”，似乎吕温生性多疑，心胸偏狭，急功近利。而同时名流说法截然相反，刘禹锡说：温“诗礼于先侍郎，从梁肃学文章，勇于艺能，……年益壮，志益大，……与隽贤交，重气概……谪，似贾生，能明王道，似荀卿。”吕去世后，以诗哭曰：“一夜霜风凋玉芝，苍生绝望士林悲。”“朔方徙岁行将满，欲为君刊第二碑。”元稹也说他“国待球琳器，家藏虎豹韬”，“儿童喧市井，羸老哭碑堂”。柳宗元说他“使君幸得出其十二三，巍然为伟人，与世无穷，其可涯也。”表现对吕温之死的极度惋惜，对其人品才华的极高评价。从他刺道州期间的行政方式和政绩名声看，应该说，时人的评价较为公允。
据吕温写于元和四年的《道州谢上表》“臣去年十月十七日，蒙恩授使持节道州诸军事、守道州刺史，奉命前住，不敢遑息，以今（正）月七日到州上讫”和写于元和五年的《衡州谢上表》“伏奉五月十一日恩制，授臣使持节衡州诸军事、守衡州刺史，……谨以七月五日到本州上讫”语可知，吕温元和四年正月到道州刺史任，元和五年五月离道州赴衡州刺史任，在道州任时间为一年零四个多月。
吕温在道州的时间虽不长，但多有善政。他宽厚仁慈，爱民如子，他修订了有关法规律令，力革“政令之弊”（《道州律令要录序》）；他派吏搜捕强盗，整肃社会治安（《道州百姓邓助费念文》），仅一年多时间，道州就“赋税毕集，流亡尽归”；在离开道州赴衡州任时，仍然告诫他的属下和后任应宽厚爱民，不要滥施刑罚；他做到了“恩疏若昵，惕迩如遐”、“赋无吏迫，威不刑加”的地步，竟能让“逋租匿役，归诚自出，兼并既息，罢羸乃逸。”（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使在安史之乱中饱受其苦的道州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与当地人民建立了官民和谐、民不忍离之的良好关系，以至于他在衡州任上不幸去世时，道、衡二州的百姓“哭者逾月”，“哀声交于北南”（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运城解县）人。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改革家、书法家。贞元九年苑论榜第进士，又登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监察御史里行。从贞元九年到十二年，柳宗元可谓青云直上、一帆风顺，他有远大的抱负，正实现着“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的梦想。顺宗即位，擢礼部员外郎，积极参与政治改革，新政失败，贬邵州刺史，赴任途中加贬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有诏召还，出为柳州刺史，卒于任。
从元和元年（805）到元和十年（815），柳宗元在永州苦苦等待了足足十年，这十年里，朝廷虽有特赦，但保守派并不甘心，担心改革派回朝给自己带来新的威胁，于是就怂恿皇帝规定柳宗元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这样就将他们牢牢地锁定在了边远的贬谪地了。柳宗元在悲愤、期望、孤寂、奋斗中煎熬了十年。柳宗元在永州十年可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即从仓皇凄苦、感情激愤、寂寞孤独、不适应，到向昔日故友朝廷重臣求援、奋发蹈厉、正视现实而读书游观著书，再到求援无效、悲忧穷戚三个阶段，但迁谪之意是贯穿始终的。
上述唐代十多位贬永文士中，留下作品的不多，在永期间有作品的更是少之又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吕温，特别是柳宗元，二人不仅创作丰富，而且贬永、道期间的作品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柳宗元，贬永期间创作的巨大成就，最终奠定了他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地位。 而永州也因为柳宗元的贬居十年及其生活、创作等活动而名扬天下，现永州“柳文化”研究如火如荼。
（2001年一稿，2005年二稿曾获湖南首届省级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优秀结业论文，刊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3年第1、2期合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