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论诗、引诗、以诗证史，是《史记》运用《诗经》的三种主要方法。《匈奴列传》叙周襄王史事引用《鲁颂·閟宫》、《小雅·六月》和《出车》，但三诗背景与襄王事并不相合，其中的矛盾古人已有所论，惜疏漏舛谬，并不圆满。今在各家之说基础上，通过对三首诗历史背景的考释、《史记》用诗方法的分析、“断章取义”式用诗观的演变以及周人与戎狄关系等方面，对这一矛盾现象予以合理解释。

　　关键词：史记；诗经；断章取义；以诗证史；辨疑

　　作者简介：赵宏艳，女，1981年生，汉族，甘肃正宁人，文学硕士，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师，助教。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史记》与《诗经》之关系的研究，今人已多有发见。专著如陈桐生《〈史记〉与〈诗经〉》，论文有蒋立甫《略说司马迁与〈诗经〉研究》，陈桐生《〈史记〉与〈诗经〉的三种关系》，董治安《〈史记〉称〈诗〉平议》、《〈史记〉称〈诗〉综录》等，多以整体性的宏观论述为主，于细节问题却缺少微观的阐释与分析，对《匈奴列传》引《诗》矛盾的忽视便是一例。故不揣浅陋，兹论证如下，求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

　　《诗经》是司马迁著史的重要史料，尤其是对殷、周历史概貌的描述，多依据《诗经》而来。如《殷本纪》论赞云:“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又如《平准书》：“《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周本纪》关于周人先祖后稷出生的传奇经历更是采自《大雅·生民》。《公刘》、《緜》、《皇矣》等诗，构成文王以前周族历史的主要部分。在“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过程中，司马迁的选择和取舍难免为后人解读文本带来不少困惑，《匈奴列传》引《诗》便是一例：

　　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於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

　　以上引诗五句，分别出自《鲁颂·閟宫》、《小雅·六月》和《出车》，具有鲜明地引诗证史的特点。所谓“引诗证史”，即《诗》之本事与史事乃是基本相合的。那么，司马迁所引三诗究竟与史实是否相合呢？

　　《閟宫》是“歌颂鲁僖公能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的诗”[1]。僖公，公元前659——前627年在位，而周襄王是公元前652——前619年在位，从襄王即位至僖公卒，中间有25年重合。也就是说，襄王与僖公是同时代人。那么，引《閟宫》证襄王时史事，就时间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据《左传》，僖公在位的33年内，并无征伐戎狄的明确记载。不过仔细耙梳，并非无迹可寻。《左传·僖公十六年》云:“王以戎难告于齐。齐征诸侯而戍周。”这不过是襄王三年（僖公十一年）子带召“扬、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师”的遗祸，第一次京师之难，“秦、晋伐戎以救周”；这一次是齐国来救难的。据《史记·齐太公世家》：“（桓公）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当是时，齐桓公早已称霸诸侯，各国无不惟齐国马首是瞻，凭鲁国当时的实力，尚不足以抗衡；其二，鲁为葵丘之盟国[2]，依照盟约，有出兵之义务；其三，鲁是周王的宗室，负有保卫王室安危的责任。襄王奔郑以后，曾告难于鲁，曰“不榖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氾，敢告叔父”[3]，显然是一封加急求救信了。综上，《閟宫》所言“戎狄是膺”，即僖公十六年（周襄王九年）“齐征诸侯（包括鲁国）”伐戎戍周天子一事。

　　《六月》与《出车》，鲁、齐、韩三家皆以为宣王诗[4]。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和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司马迁所习为《鲁诗》，以宣王时之诗证襄王时之史，显然违背“诗史互证”的原则，且宣王与襄王前后相距170余年，完全无联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是否为司马迁著史之疏漏呢？

　　班固《汉书·匈奴传》几乎尽录《史记·匈奴列传》而来，但对引诗一段却做了改动：

　　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而歌之，始作，疾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

　　《史记·周本纪》曰：“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但没有具体说到底是哪一首诗，《汉书》却引《采薇》相证。司马迁引作襄王时征伐戎狄之证的《出车》、《六月》，也被移到了宣王时，这正符合鲁、齐、韩三家诗的说法。若以此为准的，则《史记》的引诗就令人迷惑不解了。

　　清代学者对这一矛盾已有论述，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盖史公言戎狄为中国患，历引《诗》辞以证之耳。”梁氏之辞模糊含混，并没有清楚说明矛盾之原由。陈奂《诗毛氏传疏》曰：“《史记》羼入襄王者，恐司马迁记忆之误耳。”其所谓“记忆之误”，令人难以信服。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著书战线虽长，但书成必有修订一事，若“记忆之误”，定当删改，而非今之面貌。陈乔枞又言“《史记》此节盖编简烂脱，仅存引诗数语，后人掇拾遗文，次于‘戎狄是膺'之下，遂致牴牾”更是不足为凭。《史记》确有残缺和后人补掇，但从古至今对《匈奴传》的完整与真实并无怀疑与争议；且叙襄王事翔实，确为太史公之笔法，完全不似“编简烂脱”之行迹，此解不过是削足适履。

二、《史记》用《诗》方法分析

　　《史记》对《诗经》的采择、运用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论诗。如《十二诸侯年表》：“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以礼仪，上采弃、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太史公自序》：“《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诗》以达意”，“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这些评论虽散见于《史记》各篇，但综观，司马迁之“诗学观”依然脉络清晰。他提出的“怨刺”、“诗以达意”、“四始”、“孔子删书”等论点，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而“发愤著书说”不仅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创作理论，更是历代文人著书立说之精神范本。

　　第二，引诗。有“断章取义”式称引，如《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语出《小雅·车舝》，本义是描述行路时情景，司马迁借此表达对孔子的景仰之情，此意后世沿用；《淮南衡山列传》：“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语出《鲁颂·閟宫》，原本指鲁僖公征伐戎狄和南方荆舒，因淮南王刘安与衡山王刘赐封在荆楚之地，“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武帝时二人谋为叛逆而先后身死国灭，司马迁引此是想说明诸侯国若“不务尊藩臣职”，必将遭到惩罚。直接引用如《晋世家》：“十一月，里克杀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荀息之谓乎！不负其言。'”语出《大雅·抑》。晋献公病危，以少子奚齐托付荀息，然献公未葬，奚齐即被杀，荀子负于献公而欲死，后听他人言立奚齐弟悼子，未几，里克又杀悼子，于是荀息以死报献公。司马迁援引此诗褒扬荀息为人重诺的品格，这也是《史记》弘扬“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宗旨之体现。此二类引诗与修辞之引用格相仿佛，我们不必考察其原典，结合语义即可明了；使用得当，文章亦增色不少，往往是通过这类引用，使人谙熟《诗经》中的语句，并延续而成经典。

　　第三，以诗证史。如：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周道之兴自此，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索引》谓“即《诗·大雅》篇‘笃《公刘》'是也”；

　　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索引》引《鲁颂·閟宫》第二章作注。《大雅·緜》亦可证；

　　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三家无注。《汉书·匈奴传》引《小雅·采薇》证。（以上三例均出自《周本纪》）

　　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秦本纪》）

　　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燕召公世家》）

　　以上五例皆以诗证史，诗之本事与史事乃基本相吻。

　　然而以上述三种方法考察《史记·匈奴列传》中的三例引诗，发现均告无效。若司马迁“以诗证史”，则引《鲁颂·閟宫》“戎狄是膺”尚有据可寻，但“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显然无从着落；若“断章取义”，则《六月》、《出车》中的两句解释得通，“戎狄是膺”又说不过去。究竟如何取舍统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先澄清《六月》、《出车》的本事和历史背景。西周自懿王始，王室衰微。传至厉王则为政暴虐无道，诸侯不朝，国人叛之。宣王即位，召公、周公辅政，“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周本纪》），具体措施包括一系列对外征伐：“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后又“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秦本纪》）；召虎伐淮夷（《大雅·江汉》）；南仲伐徐方（《大雅·常武》）；方叔伐楚（《小雅·采芑》）；吉甫、南仲征伐猃狁（《小雅·六月》、《小雅·出车》）；伐条戎、奔戎（《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伐姜氏之戎（《国语·周语上》），申戎（《后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此外，尚有出土铭文（兮甲盘）可证。要之，宣王时国力确为强盛，征战之频繁，战线之长远，为周朝立国史中所罕见。这些战役除伐条戎、奔戎及姜氏之戎是失败的，其他均告捷。轰轰烈烈的一番壮举，的确具“中兴”之象。《六月》、《出车》二诗放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中无疑是最熨贴不过的。

　　我们再对比一下周襄王时的国力。平王东迁洛邑后，王室又急剧转衰，各诸侯国竞相吞伐，以强并弱。公元前679年，齐桓公称霸诸侯，前651年，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实际上是默许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齐国也义不容辞地扮演着“救世主”和“灭火队”的角色，襄王两次因戎难向齐国求救，燕、卫小国的戎难也毫不推辞。襄王奔郑后，告急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周本纪》），王归国后，感念其勤王之功，“赐晋河内阳樊之地”（《晋世家》），裴骃《集解》引服虔曰“阳樊，周地。”土地是国力和权威的象征，周王割王畿赏赐诸侯的行为，已隐约征兆出天子权威的旁落。城濮之战后，以献俘之功又赐“大辂、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瓉、虎贲三百人”（《晋世家》），封赏可谓至厚，自此奠定晋文公霸主地位。晋文公称霸以后，脾气更大，“召襄王会之河阳”，王已全无威信，完全要看诸侯国的脸色行事，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所谓“政由方伯”，无过如此。自救尚不能，何来《六月》、《出车》二诗中所谓伐举之事？且这二诗充溢着霸气、威武、昂扬的“中兴”气象，襄王时代惟瞠乎其后而不能相媲。

　　故“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并非以诗证史[5]，更像“断章取义”式引诗，其契合点唯在“伐戎”一事而已。《卫将军骠骑列传》的天子诏书再次引了这四句，取义也仅在讨伐匈奴，都是借意说事，“换汤不换药”的用法。

　　至于“断章取义”和“以诗证史”两种用诗方法为何会杂糅一体，我们以为还得从春秋以来的用诗观里寻根究底。先秦典籍中引诗、说诗的例子不少，如《论语》、《孟子》、《荀子》、《国语》等，总体观之，皆以“断章取义”为鲜明特征。譬如孔子论《诗》而“思无邪”，《孟子·藤文公》两引“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都与原义差之千里。这其中以《荀子》引诗83处[6]和《左传》引诗217条[7]最多。

　　何谓“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卢蒲癸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朱自清先生解释说:“赋诗只取一二章，并且只取一章中一二句以合己意，叫做‘断章取义'，……，这些都是借用古诗加以引申，取其能明己意而止。‘作诗人之意'是不问的。”[8]顾颉刚先生也指出:“‘断章取义'是赋诗的惯例，赋诗的人的心意不即是作诗的人的心意，所以作诗的人尽管作的是言情诗但赋诗的人尽可用它作宴宾诗。”[9]简言之，引用的诗句形式与原作相同，但其所表达的意思却与作诗本义不同，甚至乖违本义，往往只取诗句的词面义、或比喻义加以引申发挥。

　　赋诗，作为春秋时期一项政治外交活动，它与当时兴盛发达的礼乐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宾宴、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只要合己意就可，“诗的基本意义和历史是春秋时人所不讲的”[10]。当“礼崩乐坏”，诸侯争夺进入到白热化程度，这项斯文又儒雅的高级活动亦随之消亡。“断章取义”式用诗却在《左传》一类的史籍中却被保存下来，继而成为史籍称引《诗》、《书》的一种惯例。此时，《诗》的基本意义和历史背景便讲究起来。宥于三代文献留存甚少，保存殷、周较多历史信息的《诗经》自然成为司马迁著史时极重要的参考，然而如何走出春秋以来“断章取义”式用诗方法的影响，让诗、史紧密结合，是司马迁亟须探索的。《史记》将“断章取义”与“以诗证史”杂糅使用，实际是一种不够明晰、较为模糊的用诗观的体现。这在后人看来，却是著史之不严明，甚而疏漏的表现。班固著《汉书》，其以诗证史的观念就比司马迁明确多了，所以他把“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四句放在了宣王时，而没有照搬《史记》的说法。这就说明从司马迁到班固，

　　解诗、用诗中“史”的观念得以不断强化。从“断章取义”到“以诗证史”，标志着先秦以来用诗观念的一大转变。

三、从周族与戎狄关系看“断章取义”式引诗及其历史依据

　　先秦典籍记载戎狄源出及其名称杂乱无章，今采王国维先生所说，“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际，则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当中国呼之为戎狄之时，彼之自称决非如此，其居边裔者，尤当仍其故号。”[11]有此论证则各文献中或“玁狁”、或“戎狄”之名便可一脉统之，不致头绪不清。

　　周人本是农耕民族，《大雅·生民》记载姜嫄生弃，弃善稼穑，治农有功，虞夏时被封于邰。然自不窋奔戎狄之间，便开启了周人与戎狄即融即合长达几百年的复杂又矛盾历程。

　　我们把不窋至周平王时，周人与戎狄关系列以下简表：

　　初奔戎狄，寄人篱下，所以早期周人对戎之策略以忍让、调和为主；古公亶父的出走使周人开始摆脱戎狄的控制，向独立一族发展，“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是周人回归农耕文化的转折。自此以后，在与戎狄的关系中，周人由被动变为主动，西伯昌的“伐犬戎”之举便是明证。伴随周族的壮大，戎狄再也不敢轻视周人的力量，甚而开始臣服于周，故武王伐纣时有八族助阵，这种良好的同盟关系一直延续至周穆王。穆王不听祭公谋父之谏，以获“四白狼四白鹿”的微小“战绩”打破了这种同盟关系，“荒服者不至”的代价却是戎狄对周朝的不断侵扰以及西周的灭亡、平王的东迁。

　　降至春秋，诸侯国渐强，周朝再也无力进行象周宣王那样气势逼人的对狄征伐，戎狄亦不断内迁，与诸侯国杂处居住，双方拉锯战亦愈演愈烈。《诗》之所见“焦穫”、“泾阳”、“大原”、“镐”、“方”，据先贤考证，其地约在今甘肃东南、陕西西北一带。周东都后，其旧地尽为秦人所有[12]，通过联姻、讨伐等一系列措施，这一代的戎狄基本华化。此时想完全驱逐戎狄，已不大可能。我们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为例：

　　齐僖公二十五年，山戎伐我；

　　惠王十七年，翟（通狄）伐卫，灭卫；

　　惠王十九年，（齐）为卫筑楚丘，救戎狄伐；

　　惠王二十二年，重耳奔狄；

　　惠王二十五年，（晋）伐翟，以重耳故。

　　惠王时期，戎狄与各诸侯国关系愈加复杂，亦敌亦友，有时甚至发生“必报仇，宁事戎狄”[13]的事情。至周襄王，再次上演了一场“引狄寇王”事件，《匈奴列传》载：“其後二十有馀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於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於卫，侵盗暴虐中国。”由是观之，襄王时戎狄力量极强大，无论王室，抑或诸侯都要借助戎狄的兵力，甚至为此建立姻亲关系。所谓“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不过喻指晋文公“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洛邑”一事。较之于宣王，襄王时期戎狄的“侵盗暴虐”是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都要面对如何解决与戎狄关系的问题，《史记》引《六月》、《出车》二诗亦本之于此。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3〕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赵翼.陔余丛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5〕朱自清.诗言志辨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

〔6〕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处版社，2001.

〔8〕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2〕杨宽.西周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3〕陈桐生.史记与诗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4〕董治安.两汉文献与两汉文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注释：

[1]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页。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九年·经》：“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传》：“夏，会于葵丘，寻盟，且修好，礼也。”“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3]《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4]《出车》作年，三家诗与毛诗有争议。焦点为“南仲”究竟是何时人，《毛传》以《大雅·常武》之“南仲”为宣王之属，《出车》之南仲为文王之属。魏源《诗古微》引甘泉罗世琳《周无专鼎铭考》，认为二诗之“南仲”为一人，皆宣王诗，已成定论。此处不引毛诗，盖《史记·儒林外传》只言鲁齐韩三家，司马迁时代，鲁诗最盛，立官学最早，影响最大。故鲁诗最近本义。

[5]吕思勉先生据《史记》此处引二诗，“疑周伐玁狁为东迁后事”，据以上论证，此说不能成立。参《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7－168页。

[6]赵伯雄：《荀子》引《诗》考论，南开学报2000（2）

[7]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古诗三千之非”条，商务印书馆1957年。

[8]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9]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下编，第332页。

[10]同上，第358页。

[1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玁狁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页。按，“獯鬻”又作“薰育”，见《周本纪》。

[12]参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第57页，“秦与西戎”，中华书局1963年版。

[13]见《左传·僖公十五年》，按，指晋国为报秦虏晋惠公之仇，宁愿与戎狄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