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汉乐府民歌最高艺术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刘、焦两人的殉情而死，历来为人们同情和赞颂。很多文章在对悲剧产生原因的探索和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中 ,把焦点都放在了刘兰芝身上，把刘兰芝的形象定性为美丽善良、忠贞不渝、有情有义、聪明能干、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等等。在评析刘的形象之时，对焦仲卿这个人物却颇多微词，说他“委曲求全”（中师《文选和写作》课本），殉情前“仍不免一番徘徊瞻顾”（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似乎焦仲卿就是为了反衬刘兰芝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而存在的，是刘兰芝的“陪衬人”，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之下，他是最缺乏斗争勇气和行动的，只有他的自杀才值得做一点有保留的肯定。

　　本文试图从刘兰芝与焦仲卿形象的对比分析深入探讨焦仲卿的形象意义，打破焦仲卿是怯弱的、是刘兰芝的“陪衬人”的观点，认为焦仲卿绝不是缺乏斗争精神，只不过表现得很内敛，从某种程度上说，让有很多牵挂的软弱的焦仲卿走向绝路比让刘兰芝去殉情更为困难，所以焦仲卿的死更需要斗争、更需要勇气！

　　评价一个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去苛责古人，而应实事求是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全面的、历史的分析，以期做出恰当的评价。

　　指责最多的是有人认为焦仲卿不该让刘兰芝暂时回娘家，认为这是向封建势力屈服、投降。其实他当时只有几条路可走,相对于：1)焦仲卿一走了之，留下婆媳二人继续冲突；2)留下兰芝，赶走母亲；3)以及暂时送走兰芝，缓和矛盾。很明显,第三种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可以选择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刘兰芝被迫还家，对于焦仲卿来说，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他只是希望婆媳分开一段时间可以缓和矛盾，母亲不再过分蛮横，刘兰芝还是愿意回来的，希望时间可以弥合婆媳之间的裂痕。至于刘兰芝回家后被迫改嫁，那是封建势力进一步压迫的结果，实在不能由焦仲卿来负责任。可见，焦仲卿让刘兰芝回家是不得已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一种斗争的策略，而不是向封建势力屈服、投降。

　　有人认为焦仲卿与刘兰芝相比较，缺乏斗争精神。在封建社会，孝字是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座大山，汉朝尤其厉害。汉朝选荐官吏实行察举制，而孝是察举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能不影响到全社会对于孝的过分认真。焦仲卿的所做所为，虽不象刘兰芝表现得外露，但却在遵奉孝道的前提下，力争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从策略上讲，如果说刘兰芝锋芒毕露，那他就是绵里藏针。例如：焦仲卿说：“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这完全站在夫妻的立场上当面指责母亲，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当焦母让他休妻再娶时，他坚决地说：“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这可以说是用无后来向焦母提出抗议，“不复娶”既表明了他忠于与刘兰芝爱情的坚定决心，又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只不过这种决心和威慑尽在与母亲论理的过程中，不易被察觉而已，但决不能就此认为他缺乏斗争精神；当他“自挂东南枝”，以生命殉爱情，虽犹豫徘徊，但表现的巨大勇气，实在是刘兰芝无法比拟的，如果能说刘兰芝殉情的代价是个人之死，那么焦仲卿殉情的代价就不仅仅是个人的死了，还要背上整个家庭的坍塌，从这点上说，焦仲卿之死虽不是轰轰烈烈，但却更需要勇气。

　　所以，焦仲卿绝不是缺乏斗争精神，只不过表现得很内敛，从某种程度上说，让有很多牵挂的软弱的焦仲卿走向绝路比让没有任何牵挂的刘兰芝去殉情更为困难，所以焦仲卿的死更需要斗争、更需要勇气！

　　有人认为刘兰芝，温柔、善良、孝顺、体贴、知书识礼，有容止，果敢坚强，忠贞爱情。而焦仲卿，忠于爱情，但优柔寡断，缺乏抗争，充满矛盾，最后才充满反抗的精神。焦仲卿性格的塑造与刻画对刘兰芝的悲剧形象的塑造都起到了陪衬的作用，他的形象是黯淡的，性格是孱弱的。“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他的“死”绝不能和刘兰芝“等量齐观”。

　　其实刘兰芝在整个挣扎过程中只是被动的寻求解决方法，自始至终都把希望寄托在焦仲卿说服焦母的身上，惟有一根而且是仅有的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焦母开恩，但随着焦仲卿的诉求到乞求甚而到以死要挟均不奏效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为高尚的爱情理想选择死路，也是维护圣洁爱情的唯一出路了。焦仲卿的殉情，恰恰说明封建社会把委曲求全、存有幻想的人往绝路上推的过程，使人猛然惊醒，是社会的污浊通过家长专制的手加以迫害善良的人们，让人们从血的事实中吸取教训，这也恰恰与本诗的作者最后寄托的“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形成照应，呼告人们不要把追求崇高爱情的青年男女往死路上推，这才是本诗主旨，有人认为这两句是本文的败笔，理由是与全诗反封建反家长制不符合，这实际上是无意中用20世纪甚至是21世纪的反封建思想意识来拔高1700年前的作者，我们不能要求《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去反封建，再者东汉末年，我国的封建制度正处于上升时期，要求1700多年前的作者与处于20世纪甚至21世纪的我们一起去反封建，真是太难为他了。从这一点出发，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正是焦仲卿形象的发展过程深化了主题，比刘兰芝的形象更能抨击吃人的邪恶社会，他的死更能让人体味吃人的真正含义，唤醒有同情心的善良后来人。焦仲卿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本诗的核心人物，只不过比较隐含罢了。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笔者在向学生讲授《孔雀东南飞》的过程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孔雀东南飞》一诗产生于东汉末年也即公元三世纪，最早被收入《玉台新咏》，而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家——从曹丕《典论》、刘勰《文心雕龙》到钟嵘《诗品》，都从未提起，直到宋代才偶有提及，但毁誉不一。它的命运在近代才开始改变，特别是五四时期这首诗的地位发生戏剧性变化，胡适称之为“不朽杰作”、“古代民间最伟大的故事诗”，钱玄同等一批新文学运动倡导者均盛赞此诗。由于新文学运动者的倡导，它被纳入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通过进人文学史和文学教材等途径，达到现在家喻户晓的程度。这首诗是在产生了一千多年之后，通过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边缘进入中心，从隐性存在进入显性传统。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后来的分析者无意中用20世纪甚至是21世纪的反封建思想意识来拔高1700年前的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如此，才把本应该是核心的焦仲卿形象湮没了，当然这并不是在否认刘兰芝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