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先生原名马浮，浙江绍兴人，1883—1967，生于成都，卒于杭州。梁漱冥誉其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先生论诗“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谓“四者备，乃足名诗”最感其第一要胸襟大点的痛快。先生喜陶公，陶公作诗直抒胸意，大含细入，元气磅礴，真堪大胸襟。得陶诗之旨即可明先生之境。

　　十一岁时，母病剧，卒即，考其学业，指庭前菊花命作五律，限麻字韵，先生应就而答：“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其母听后且喜且忧。喜的是，“儿将来不患无文”，马一浮16岁赴县试，列榜首，人称奇。17岁游学上海，习多种文字，直读原著；创办翻译杂志兴动学风；赴美日穷究知识。至24岁寄居杭州广化寺，发愤杜门，专研国学，广读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一代高僧弘一法师曾喻，若有人日读两本书，读辄能诵，穷其一生也不及其学。概先生学问之精博可窥一般。其母忧的是“诗乏烟火味，则少福泽耳。”后来学人刘梦溪谓“马一浮为二十世纪师儒中一个真正隐者。”两种说发不同角度阐述：一位母亲如何也是不情愿自己的儿子独立寒处，哪怕所居的是人生境界的最高点。而做为歆羡者则不能不为所瞻仰者立一名目，让后学者知其秉性境界。

　　先生广涉西术而终归东学“博涉诸子，精研老庄，深探义海，返求六经。”故其道直接孔孟，印合濂、洛、关、闽诸贤，深究义理，畜德躬行，明学问而化成血脉。值乱世异说惑众，人为戏论所宥，虽先生有“为往圣继绝学”之志，然儒术见拙于世，虑“若称性而谈，则闻者恐窝”，遂有“化民成俗，固将望诸师友，穷理尽性当敕之在躬。”之说，取道并行不悖之旨。故有北大校长蔡元培、陈百年等多次力邀而未就。然一生亦有两次公开讲学，第一次，38年避战江西泰和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贞大师礼聘而讲授国学；第二次，39年聘为四川乐山乌尤寺复性书院主讲。两次讲学总共不过七年，称其隐士也是允当。而性格狷介，不肯流俗害性，一生持道固守，亦可说少了许多世俗之福。而我认为先生一生只是尽了性份内的事，做人做事做学问从自己胸襟内直出而已。

　　马一浮先生认为人人性份具足，只须向内体究：知性而率性，而践形，而尽性。先生知性深，率性任意，践形用力，识见自然高卓，复性书院时曾提四教教人“一曰主敬，二曰穷理，三曰博文，四曰笃行。”所谓主敬，为涵养之要者，持志率气，“先以收摄，继以充养，则其冲和广沛之象可徐复也。”敬为入处，得门而入方可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再而优游涵泳，得以淘养，一收一纵间，语尽了为学入德之道。敬，是二程夫子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马一浮先生继之进行了更系统充实的阐述。所谓穷理，为致知之要者。凡与物事当须“反求自心，仔细体究，随事观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故要“反求自心”。要将自心所具与所求了解的端详，故要“仔细体究”。“随事观察”则是要通晓事与理间的互证。所为博文，为立事之要者。博，通而不执。立，确乎其不可拔。文，天地间一切事相。事，家国天下事皆事。简单的说，也可称为“通经致用之要”。所谓笃行，为进德之要者。即是知行合一之旨，马一浮一直强调“中土先哲，本其体验所得以为说。”体即知性；验即为践形。体用不曾为二。书院时曾有一学生被委派负责帐房，学生以为自己是来学道的确来做了这等杂事，多有不快，马先生即以此意教诲。这四教将学问、德行渐顿之旨说得痛痛透透，圆融无碍，学者可由此径终身而不改。

　　然而世事多有变术，中国学术千年来本已枝蔓旁杂之极致，而复有西学沁入，乱世中群淆混乱，本此马一浮于江西泰和时讲学始标六艺之说，《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论六艺统摄一心》、《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举六艺统类是始条理之事》，其说振聋发聩。亦有议其偏疏者，而识其大者即见先生是在对中国传统固有学术进行着思想上的疏理整合，对外来学术与固有学术的纠缠本着极高明的识见与躬行心得而进行了大的统类。遂六艺之旨得以彰显，中国传统生命得以复兴。

　　先生本述而不作之旨，鲜有专著，其今之书，多是讲稿、信扎的集刊，但涉及的问题之广令人惊叹，然往往一两句话即拨明事相，令人洞开，如论三氏，“从本源上看，儒佛等是闲名，孔佛所证之是一性，果能洞彻心源，得意忘象，则千圣所归，无不一致。”“大抵儒家简要，学者难于凑泊，释氏详密，末流又费分疏。”生死之说，“通乎昼夜之道，即通死生之说。”论学，“夫学无古，不可以自固；学无内外，不可以自碍；学无终穷，不可以自封。”凡此种种，启人深思。

　　先生之说包罗万象、致幽致玄、细密严谨，其理说真堪谓大含细如。

　　“小学不经，则遣词不能安；经术不深，则说理不能当。”先生学术精微，故引用古语从心所欲不逾矩，化裁字句遣放安排于文章但觉古今中纵横而不生突兀，字字称量而出，缁珠不差，故而谓其文章元气磅礴。

　　终论先生之胸襟谓何，取宋贤张载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