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词内涵含混，外延不明。从字面上看指的是拥有知识并能运用、生产、传播知识的人。英语上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词根intellect是智力的意思，可理解为从事抽象推理的人。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却要复杂的多。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指出，春秋末期，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而被正式规定在“民”的范围之内，但他们已从固定的封建土地关系中游离出来，进入“士无定之”的状态。社会由此出现了一个拥有知识，以“仕”为业的利益集团。当然在今天看来，知识包含着以文学学术为主体的总体性文化和以科学为主体的专业化技术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作家、人文学者、教师、艺术家等等，后者则是由医生、科学家、律师等组成。
这种区分应该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形成的，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产生的开端。在中国，他们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但我认为文学学术知识分子在功能性上更接近传统的“士”，因为正是他们的知识生产才组成人类文化中的文学和艺术，他们具有与身俱来的心忧天下的情节，怀着“致天下于大治”的理想，他们历来就作为一种身份自觉的标志，于是也就导致了他们与社会常处于对抗状态。美国学者古纳德曾对这两种知识分子作过较为精确的描述。在他看来，技术型知识分子的兴趣主要在于技术方面，而非技术性型（文学学术型）知识分子则关心批判的、解放的、解释学的和政治的方面（《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因此文学学术知识分子是思想启蒙者、精神导引者，是传统文化继承者和批判者，是未来文化的构建者。
可在当下学科日益专业化和制度化之中，在媒介日益向各个领域侵占之下，在消费主义时代来临之时，文学学术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应付这些突如其来的深刻变化呢？在经济浪潮涌动，后现代主义流行文化的拼贴复制中，我们看到，文学学术的精英们早已消失了80年代那种现代性启蒙精神，他们原有的社会性功能也日渐丧失。近年来，由于社会导向的变化以及民众对精神价值的漠视，加上全国上下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狂热，文学学术这种很难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应的精神生产也就逐渐边缘化，精神文化的贬值造成当下文学学术知识分子公关关怀意识和主体精神的集体失落已成必然。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周宪、陈平原、王晓明等人已经感觉到人文学者地位与精神的衰弱和危机，已经在思索文学学术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但在新的世纪到来之后，当年的反思似乎并没有带来什么效应，陈平原的“重建学术自信”也没在当前追求商业利益的时代实现，周宪对如何在困境中做出选择仍持悲观主义态度。在当今种种困境的缝隙里就找不出一缕复兴人文精神的希望吗？在种种诱惑之下以精神文化的传承和创造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就无法保持原有的自律性和社会功能性吗？陈平原在13年前强调人文学者的“人间情怀”和90年代中期王晓明主持“人文精神”讨论时，人们似乎已看出知识精英重建公关意识的紧迫性和走出困境的某种可能，然而时至今日，具有“人间情怀”和坚守精神家园的知识群体又在哪里呢？当下“学术超男”、“学术超女”的隆重推出，造成了文化学术繁荣的表象，但它与我们曾经看到和经历过的80年代的全社会“文化热”是一回事吗？
一、政治与学术的微妙关系
余英时对传统的“士”的分析十分精辟。知识分子对宇宙、自身有着自己一套完整的看法，虽然大家思想各异，但都“士志于道”，在以道自任的精神上是一致的。在我们看来，传统的以“道”为人生准则的士是唯一能够超越自身的阶级，因为他们不计自身利害得失而对整个社会寄予一种深厚的关怀。虽然我们强调中国是内在超越型文化，与只对上帝负责的西方文化不同。然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方面没有宗教信仰，但另一方面却有着“内圣外王”的理想。所谓“内圣”自然有内在超越的成分，而“外王”虽有事君王之指，亦有治天下之意。“内圣”和“外王”的结合造就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关怀，这也注定了“士”与专制王权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他们要服务于王权，从统治阶级那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要与王权抗礼，以显示自己独特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力量。可是到了唐朝之后，科举制度的实行，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功能，此后知识分子日趋官僚化和御用化，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仕途而淡化了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关注，他们只对帝王负责而不再把平民百姓放在眼里。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宋代的包拯就是一个关注民间疾苦、敢于为民伸冤的代表。但就整体而言，科举制度的建立导致知识分子群族特质的异变及主体意识的弱化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和历史的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建国之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第二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九十年代初；第三个阶段是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倍受考验的当下时期。第一个阶段，文学学术知识分子完全成为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威话语的肯定性的阐释者，普遍沦为政治的依附者。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启蒙功能被消解，拷问现实、书写历史的权利被剥夺，艺术创造和知识生产被扼制。在高度一致和个人强权的政治化体制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主体精神严重退化，他们充其量只是一个被管束被利用的工具，于是导致整个时代的文化荒芜和一些“伪学术”的产生。在第二个阶段，中国在短时期内突然有重回“五四”之势，政治上的松动使文学学术再次回到启蒙大众和改造社会的轨道上来，尖锐地批评和反思历史的作品大量涌现，公共关怀意识空前高涨。就文学而言，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寻根文学再到新现实主义、先锋派等，文学知识分子群体大胆突破禁区，严肃思考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并努力探索新的话语，重建文学新范式。而从事文化学术研究的人文学者，则从更深的层面去探索社会的存在、人生的要义和精神的价值，致力于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这种局面很快就被突发的政治事件和经济大潮湮灭了。在当下第三阶段中，发展经济型社会的思潮轻易地瓦解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文化市场的掌控者与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似乎不约而同地把严肃的文学学术打入冷宫，取而代之的是大众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泛滥。连央视主流媒体都把“幸运52”、“开心词典”、“梦想中国”、“星光大道”这样的纯娱乐性节目视作精品王牌，那么地方台追逐选秀和恶搞也就不足为奇了。文化市场掌控者的导向与当今受众娱乐意趣的吻合，也使人文精神进一步被漠视和贬值。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下，文学学术知识分子正在沦为新的工具，他们一方面日益被边缘化，不再成为话语的中心，只是偶尔被当作当权者或有钱者附庸风雅的陪衬。在关心政治已成为过去时的今天，民众大多被武侠言情小说、花边新闻、肥皂剧、各种选秀娱乐节目所吸引，在经济工作的双重压力下，放松心情的娱乐性作品已成为人们工作之余的首选。面对这样的现实，陈平原又认为人文学者边缘化并不是件坏事，“人文学者就不该自作多情地独立承担家国兴亡的重任”（《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他提出，“学者对社会及国家命运的关注，主要是一种心情，或者说是一种道德自律，而不必过分追求效果。……强调我之关注国家兴亡，主要是一种人间情怀，而不是社会责任”，他说这种“人间情怀”不直接介入政治之中，但并非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偶尔出而议政，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这种态度在当下确实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如果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文学学术知识分子仅有所谓的情怀，而没有介入社会，批评现实的勇气和实践，那么又怎样去体现知识分子的社会化功能和当担道义的历史职责呢？如果把这种自觉的当担视为自作多情，其实质只不过是逃避责任的托辞或畏惧承担责任的精神虚弱综合症。周宪就曾说：“被政治所强暴的文学学术是伪学术，但丧失了政治关注和社会关怀的学术也有自身的局限。”（《知识分子与批评话语》）
其实，政治和学术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政治和学术本来就各有各的游戏规则，“不再借学术谈政治（或反之），有利于政治与学术的正常发展”（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又正如周宪所预料的，“研究者远离政治，在满足于制度的游戏规则的同时，也远离了社会实践和公共事业，转而成为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化的牺牲品，”（《知识分子与批判话语》）那么文学学术知识分子与政治究竟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呢？知识分子如何又应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呢?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不得不考察当代中国文学学术知识生产的文化制度。
二、专业化、制度化的利弊
不可否认，知识创造也是一种生产活动。文学学术知识分子的生产虽然带有精神性与个体化的特征，但也有与之匹配的生产制度。在当今，这种制度是高度专业化的。如果传统的“士”是一个阶层的话，那么当代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而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或者说只是一种职业，技术型的知识分子如此，文学学术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一方面，我们在高呼推进文学学术生产的专业化及制度化；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无悲哀地发现，随着专业化和制度化的推行，文学学术的生产也就日趋规范化、专业化，从而消失了它总体性文化特征。而这种总体性文化的存在恰恰是提升我们精神产品价值和意义的基础性元素。如果文学学术的总体性文化内涵消解，那么各个学科的独立发展将造成彼此间的“不可通约性”。以后，历史学家将不再关心哲学问题，而哲学家也看不懂物理学家的理论，心理学家也听不明白作家、艺术家的倾诉。它是以让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所谓的专业化的封闭空间里单性繁殖，生命活力逐渐萎缩。文学学术所产生的话语本来应该是情感性的，人性化的、与其它科学也是相通的。正因为文学学术知识分子始终在通过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达着对社会、对人类的公共关怀才使得人类文明得以进步。如果专业化和制度化造成作家、学者只在自己狭小的领域里精耕细作，而忘记现实社会的话，那必然会失去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征和社会话语权，成为文化工业或知识工业的生产工具而已。
这种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当今的文学学术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人文学者、教师主要依附于文联、研究院所和大学，而这些机构的制度日趋规范化，它驭导着文学学术的标准化生产。制度总跟量化相联系，而这些机构的量化指标，强有力地决定着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评价及其能够占有文化资源的多寡。尤其是文学学术的主要集中地——大学的科研和教学制度，在高度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制约下已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人文学术本该拥有的灵活性和互融性。高校学位和职称的晋升制度、学术成果统计的标准化和数量化，科研课题和项目的申报范围与管理程序越来越束缚着文学学术的自由发展。因为工具理性的介入一方面带来计量的标准化，另一方面却打破了文学学术自身的生产规律，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并不同于技术知识的生产，它来源于创造者对世界、对生活和艺术的独特感受力和个性化表达上。如果过分强调标准和规范，只能把所谓的不标准的、不规范的思想排除出去，这与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相背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专业化和制度化在某种程度上让学术远离了政治，但政治权威仍然可以通过制度作用于学术，学术的意识形态化并没有真正消除。在资金资助，申请课题等等方面，学术不得不屈从于权威的导向和要求，学术似乎从来也没有真正远离过政治。
当文学学术知识分子在当今制度化的框架内只关注于学术的技术性和工艺性层面，只在狭小的专业化领域中满足于职业化的研究和生产，不再将学术创新和推进总体文化发展、批评现实和公共关怀视为己任的时候，那么人文学术只会越来越倾向于私人化的叙事和方法论的创造。而真正有思想和艺术震撼力，有总体文化价值的作品和论著越来越难见到，这也许是我们当代难以产生大师的主要原因吧？私人化叙事常会消解对民族问题、道德问题、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探究的热情。如今，文学学术知识分子不再关心公共空间，也许这正是远离社会政治、追求私人化叙事的结果。文学知识分子在专业化的诱导和制度化的约束下逐渐丧失了社会批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正如周宪所预料的那样，文学学术的专业化使其成为了某种牺牲品。
三、传媒与市场诱惑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形成其实是与媒介分不开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作家、人文学者正是通过大学和书局来传播思想，启蒙大众的。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蔡元培、胡适亦或鲁迅、周作人，他们都置办过学堂，创办过刊物，也与出版社这样的现代传媒有着密切联系，随着时代的进步，传媒的主体已从报刊、杂志和书籍转为了电视和网络。而以前文学学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出版社和书局的地位，在当今已大为下降，比起以往的传播方式，电视和网络有着更快捷、普及面更广的优势。如今，文学学术知识分子正在不断地利用现代传媒技术的最新成果来更新自己的理念和表达手段。而技术知识分子则通过现代传媒从文学学术知识分子那里得到创造的灵感和启示。因此，可以说，现代新型传媒技术正在使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完成着自身的变革，也在推动着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新和知识生产与传播方式的现代化、公开化进程。
知识分子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一样，具有生产者、生产方式、流通方式和市场四个要素，然而知识生产也有别于物质生产。知识生产、尤其是文学学术创造者所生产的产品，在价值上与纯物质的产品完全不同。物质生产的商品价值体现在消费上，而文学学术类型的知识产品价值体现在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上。文学学术的知识产品有着自我寻找认同和期待消费者进一步扩大影响的特性。而且学术知识产品既是个人化的劳动成果，又是开放性的人类文明资源，这种产品往往是借助媒体实现传播和流通。当下，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介入，将知识产品的传播变得更为迅捷和普及化。
但是，由于当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传媒是以市场为导向。在消费时代里，大众媒介必定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主导，生产他们所需要和乐于接受的产品。正如学术文化主管部门通过制度化来制约学者一样，媒体在发挥着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要受市场的左右而改变着学术文化原有的色彩。曾在经济大潮中被湮灭的人文学者似乎忽然找到了某种捷径，以向媒体妥协并依赖于媒介来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将学术与流行时尚结合，这种媾和必然遭到了少数仍抱有理想品格的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从对余秋雨的广泛批评再到众博士联合抵制于丹，易中天也被冠以“学术超男”这样的绰号。可想而知，这里通过上镜率而大获名声的学者是有多么的尴尬。
法国激进派学者德布雷早在70年代就批评了以媒介为生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大众媒介所依循的市场逻辑，必然使得民众“同质化”，这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有相似之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传媒一方面坚持消费主义，以市场为导向，但它控制着传播的权力，在与意识形态合谋后，很容易造成传播内容的单一性。不是观众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占主导，而是媒体传播什么，你大众就得接受什么。因此德布雷意识到这样就消灭了独有的声音和客观的判断，而当本该对社会诸问题抱有清醒认识和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一旦被媒介包装和利用之后，他们或许很快会变成社会名流，但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古典知识分子形象也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价值，是无可奈何地对知识分子原有的价值与功能的背叛，最终可能成为哗众取宠的通过媒介来获取“名声的动物”。（《教师、作家、名流：现代法国知识分子》）
其实，媒介是一柄双刃剑，作为当代文学学术知识分子既无法完全回避媒介，也没有必要回避或采取不合作态度。问题的关键是知识分子该如何去面对传媒，又该如何去合作、去利用它。传媒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就是传播思想文化、科学知识的，如何说文学学术知识分子一味拒绝媒体，拒绝世俗，把自己置于高处不胜寒的位置，那么他们也将在某种程度上失去知识分子原有的社会功能和历史身份，因为他拒绝的是当代一种能够最快捷、最有效地传播思想文化的方式和工具。知识分子入俗不可怕，关键是不能媚俗，不能因为某种政治需要或利益驱动而作秀献媚，投怀送抱，甚至落井下石，丧失一个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格和良知。对于眼下频频上镜或屡屡出书的一些知识名流在争夺文化市场和社会资源的时候，我们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去随意地嘲讽谩骂或联名抵制，我们倒是应该审慎地去看他们借助媒体传播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知识产品，同时我们也应面对当下的传播体制，尽最大可能地与媒体合作，去传播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成果，最人性化的社会理念，最理性化的律法制度，最具启示性和审美价值的经典名作，而不是借助媒体以传播历史或文学之名，绘声绘色、津津乐道于什么阴谋阳谋，算计人的智慧和技巧，或是把历史上一些纯粹是为了夺取王位或巩固王权，实行家天下而杀人如麻、残忍暴戾的暴君美化成什么一代天骄，盖世英雄。
四、寻找缝隙走出困境
通过以上对当代文学学术知识分子境况的种种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知识分子已不再拥有社会批评的话语权和直接介入或干预社会生活的实践能力，也不再拥有指导文化，启蒙大众的精神能力，他们日益被专业化、职业化为技巧纯熟的教书匠和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本来被认为是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作家、评论家、教授也渐次丧失了揭露现实弊端和谴责社会和不公正性的批判功能。他们不是被市场利益牵制了头脑，就是被主管部门导向的项目课题弄得精疲力竭，在这种情势下，他们还有去干预社会生活的精力和可能吗？那么当今究竟有没有那些在真正意义上、或保持着清醒头脑和理想人格的知识分子族群的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他们身处眼下种种困境，又将怎么寻找缝隙，走出令人迷惘、又让人被迫地异化为专业化工具的现代化陷阱呢？
周宪在本世纪初曾提出：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当恪守自己的理想角色（批评性的公共角色），并且奋力抵制两种倾向：一是突破专业的局限，强调终极关怀，意欲超越自己本学科的职业局限进入更加广阔的人文社会领域；二是批评向媒介献媚的知识分子，拒绝媒介对学术和文学艺术的渗透，坚持这些领域自身的标准和规则。对于这个观点，我们认为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和探讨。
政府提出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之后，大众传媒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引导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应该说，消费型社会仍然给知识分子留下一定的公共领域和空间。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政治、专业化、制度化以及媒介与市场，它们都只是外在因素，它们对文学学术知识的生产可以促进也可以束缚，关键在于我们知识分子本身如何去处理这些与我们自身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因素。要想从这些种种可以产生束缚和限制作用的制度和环境中探寻适合自己学术发展道路，并坚守自己独立的精神品格，才是我们的要务。
首先，我们认为，专业化和制度化并不能完全制约自我的探索，也不可能造成知识分子与社会的绝缘。文化学术从来就不是远离社会和人民的，不论是孔孟学说还是老庄思想，自形成以来就一直与社会、百姓有着密切关联。周宪曾指出，在日益专业化的研究背后需要强调人文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来源于知识分子特有的超越精神。如果文学学术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对社会的批评性和质疑性，能够做到不平则鸣，那么坚守理想品格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成为主流的趋势下，知识分子日益远离宏大叙事已属正常。其实我们的错误观念一直在误导着我们，宏大叙事的消解并不意味着私人叙事就不再关心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如果福柯和德里达被看作为最后的知识分子，那么难道西方历史将不再诞生文化的推动者了吗？在自己专业领域中，完全可以找到与现实的对接口。如果说一项学术研究没有现实意义或对人类也不会产生丝毫影响，那么它就是不属于人类的。当然我们所讲的现实意义是多元复杂的。李银河不就是在自己狭小的研究领域中为社会边缘人主持道义、呼唤全社会的人文关怀吗?专业化不能成为放弃公共关怀的借口，文学学术的文化批评性正在日益专业化的研究领域中绽放出自己的光彩，这当然要依靠知识分子的自律性和自觉性。
其次，在制度化之下，知识分子应与政治保持相对的距离，对于自己研究的兴趣应该坚守，不能仅为诠释上级意图或完成指标而做课题，知识分子理应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事业，没有原则的妥协是背叛，没有操守的职业并不是事业！在现有的政治文化体制下，知识分子理应争取自己的独立话语权，要敢于说出真理，揭露谎言，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化职能。虽然政治、媒介和市场有着种种限制，但这正如闻一多评价现代诗歌是“戴着镣铐跳舞”。当下知识分子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也算是坚守了知识阶层的理想品格，这也正是陈平原所说的“人间情怀”，在道德自律下的对社会生态和国家命运的关注。此外，我们似乎也不能忽视在体制外的文学学术知识群体的存在。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学术等精神文化产品直接与市场接轨已成必然，这样一来，文学学术知识分子离开体制独立去生产知识产品也就顺理成章。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张承志就奔跑在广阔的草原上，而张炜则在他个人的葡萄架下冥思畅想。这些远离政治和社会中心、远离体制的作家学者一方面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在艰厄的环境中应对着社会和市场的千变万化。现今，自由撰稿人、自由评论家越来越多。如果这些游离在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都能够坚持社会批判的角色，那么整个社会文化生态将会向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
以上对当代文学学术知识分子的观察和解读，仍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自律之下。在我们看来，文学学术知识分子在当今不应该等同于职业化和专业化。当我们以知识分子自居时，它理应是一种能超越于制度和世俗的独立阶层，是社会道义和良知的象征，是时代理性精神的代表。知识分子理应具有超前的意识和博大的人间情怀，它应当始终站立在时代的前沿，引领着社会的前行。
参考书目：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周宪：《崎岖的思路》，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