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殒殁，微言乖绝；王官失守，诸子争鸣。汉武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开二千年经学冠冕之气象。《春秋》纪年，《左传》叙事，马迁《史记》，虽变而为纪传，然《班志》仍附《春秋》，盖以史出《春秋》，源流分明。逮传习六艺之士升而为经师，立而为博士，封爵食禄，弟子数千；而著作文儒，莫与抗衡，乃沉思翰藻，绘绣鞶帨，于是论疏繁盛，书箴累积，挚虞流别，文集攸分，而沿波讨源，导自诸子。原隰沃衍，阡陌纵横；万脉竞态，朝宗归海。刘申叔分季周学术为心理、社会、宗教、政法、术数、文字、工艺凡一十六门，各为之序，观其所溯，无不与六经诸子有关。昔皮子经降史，史降子之说，实昧于递嬗之迹；元瑞经即史，子即集之论，乃见于蜕化之痕。至章实斋标举“六经皆史”以来，钱晓徵视经史无二，刘鉴泉谓以六艺统群书，马一浮极言六艺统摄一切学术，夫统经摄史，容不相同，而其把握传统学术之本末流衍，诚殊途而同归。

　　章实斋曰：“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言理。”盖事纵有繁简，而理莫不蕴之。及赢秦灭学，书藏屋壁，义绝朝野，汉初摭拾遗散，已文有磨灭，言有楚夏，不求故训，难质奥蕴。西汉阐微旨隐义，东汉诂典制名物，虽有侧重，犹理事兼顾。其后打成两橛，各执一端者，已非夫子赞述之谛义。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六经原道敷章，循理设教，道原万物之文，理循五情之曲，骈辞俪语，天籁人韵，浑与圣人义理一体。诸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然逐意而骋辞，博辩以饰文，所谓道术文章，互为体用。西汉承六经诸子遗意，犹不汲汲于雕龙，故迁、固独传《儒林》而不别标《文苑》。逮及晋宋，虚浮竞煽，尚巧贵妍，辞意乖张，道文两歧。蔚宗感染时风，分而为二，非唯经师文士杂错，犹老韩同传，且于行道为文之意，亦已远矣。

　　窃谓考据以义理为鹄的，义理藉考据以徵信，学术托辞章而垂远，三者可侧重，不可轩轾，善用相济，隔则滞碍。自伊川三分其学，清儒各随性之所近，妄第甲乙，聚讼不息。推原究因，才多偏曲，学有专攻，三者兼顾，亘古希有；中智下士，毕生勤劬一经一子一史一艺，或汲汲于名物训诂典制之确，或矻矻于经义微旨事理之奥，或孜孜于辞理文脉义法之美，略能兼擅，顾盼自多，专意一途，矜气自夸，递相非笑，转相鄙薄，实皆乡曲偏隅之俗说陋见，不足拱手贤哲，与语大道也。

　　传统学术，源一流百，散化万形，还归本相。思穷其枝叶，自当独专一门；将求其会通，则须兼擅众学。专精云者，专心聚神，精于一艺。精于一艺，须植相关术学以厚其基，基之不广不厚，则欲深不得，欲精不能，所谓狭而不通流于局，徒有专精之名。兼通云者，博览群籍，通晓多门。通晓多门，当融各科精神以贯其通，若泛滥无归，博不能约，必理有窒碍，思有隔阂，终致驳而不精流于杂，虚负兼通之誉。通专之义，复有广狭，有一书之专精，有一科之熟精，有同类之兼通，有异类之会通，一书专精不易，异类会通更难。非专精无以探骊珠，不博通难以开风气。历观古今，密而不爽。

　　夫子敏求，多闻一贯，圣门嫡绪，由博返约。西汉博士，墨守家法，东汉经师，渐多通儒。董仲舒下帷三年不窥后园，何劭公覃思十七年不窥门。董专治《春秋》，以之比事决狱，强国教化，可谓精而能用；何兼研六经，而独表《公羊》三科九旨，治乱递嬗，可谓博而能精。许叔重五经无双，郑康成遍注群典。叔重撰《说文》，守古文，为东汉古文学之殿军；康成注《三礼》，揉古今，已捩轉一代之风气。

　　魏晋之际，荀勖、束皙绍承两京经学之绪，董理汲冢竹书之纪，既为经师，又作史家，加之荀、袁纪汉，应、裴注史，史体繁兴，注家蜂起。《隋志》史部，开类三十，得书八百，较之经部，犹有过之。经史并驾，错以为用，溯源寻因，盖由专而通，由通而变，由变而繁者也。

　　沈周吹五音之律琯，研韵调声；李杜吸天地之元气，涤滓濯窳：是锐意于诗者也。韩柳掀雷抉电，振兴八代之衰；欧苏翻江倒河，溉泽四朝之脉：是专志于文者也。然比章勘句，又无不熔经炼史，含《诗》咀《骚》，翻铸伟辞，吞吐奇葩，另辟洞天，轹古切今。濂洛关闽之学兴，仁智礼义、忠信孝悌之义密。朱文公兼蓄并包，辟数百年独步制举、牢笼人心之天地。宋明诸子，其发挥圣人义理，亦合亦离，或异或同，虽不免一察以自好，然皆根植六经，综贯百家，体验身心，出入释老之心得。

　　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皆以独立之人格，轶群之智慧，博综经史小学、九流百家，乃至天文、舆地、文学、经济、释道，而又明统知类，各有侧重：梨洲以史学学案著，亭林以小学考据名，船山以哲学义理称。乾嘉而降，吴县三惠专于经，嘉定七钱兼通史，汪中、毕沅、王先谦邃于子。而钱大昕兼擅经史、小学、金石，倡金石证史、异文求声之风气。婺源江永博通古今，兼义理、考据于一身，尤勤精三礼。戴东原学出婺源，通贯群经，洞究天文、律算、舆地诸学，治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至其解释经义注重字、词，为乾嘉标志之段王学奠定基石。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皆精通古音，湛深经学，并能由博取约，以合御分，演绎声音贯穿训诂之旨，归纳文例融会经典之义，发凡起例，溉益学术无穷。

　　其他专门名家者，或究研一书，如阎若璩之于《尚书》，胡渭之于《禹贡》，顾栋高之于《春秋》，焦循之于《孟子》，赵一清之于《水经注》，马瑞辰、陈奂之于《毛诗》，陈乔枞、王先谦之于《三家诗》，吴廷华、胡培翚之于《仪礼》，邵晋涵、郝懿行之于《尔雅》，刘逢禄、陈立之于《公羊》，宝应刘氏二世之于《论语》，仪征刘氏四世之于《左传》；或专注一门，若陈厚耀究治律术，余萧客搜辑古注，李富孙裒集异文，程瑶田详究名物，卢文弨、顾千里擅长校勘，章学诚、莫友芝精研目录，金榜、金鹗、任大椿探绎礼制，顾祖禹、陈芳绩、杨守敬疏证舆地，叶奕苞、王昶、冯登府辑校金石。凡所攻错，无不穷蒐广证，洞悉精微，胜义碻论，为后学所凭信，聚璞积矿，为来者所取资。清季以俞樾、孙诒让为宗师，孙精深而俞渊博；以章炳麟、刘师培为殿军，刘守成而章传钵。

　　自甲骨、卷子、竹简、清档出，传统学术亟须重新整合，而王国维适当其时。陈寅恪称其学云：“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崖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而论其贡献为三：一曰取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释，二曰取异族故书与吾国旧籍互正，三曰取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互参。若非其知识之博，难以取六者而互证；若非其识断之精，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学术进程将不免趋缓。他如马一浮之理学，杨树达之小学，陈寅恪之史学，于省吾之子学，皆取精用宏，非抱守一隅者所能同日而语。余英时曾辨析严耕望之学问，谓其“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其在史学上“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之境界决非幸致。此非唯表揭严氏治学之方法精神，于钱吕二陈之治学特色亦不啻点睛飞龙。

　　戴东原谓学问之道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非博通难以有识断，无识断而强作解人，必流于臆断，而欲识断精审，又非专精不可。学问无穷，生命有限，虽饮河果腹，象鼠异需，识大识小，各随资分，然志不可不高远，心不可分人我，气不可争短长，学不可存功利，而后方能涵照如镜，应声似谷，识断平实，而无气质之偏。

　　吾国传统学术，有其道一生二，又复盘根错节之特点，与现代学术异趣。大道多歧，秉性不同，取途各异，成就殊相。然学不躐等，教有先后，善乎南皮之言曰：“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张氏所言，已揭橥有清二百七十年学者治学之奥蕴，而足为治传统学问之楷式。倘能明生衍交错有本末，乃先乃后；知博通专精可互资，勿固勿局；际前贤来哲贯承启，再接再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念兹在兹，终身以之，庶几撮壤崇山之业，幸或一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