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搜集史料对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战争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考订，对战争爆发的原因、结果，及隋与高句丽双方战术进行了深入分析。高句丽经五百年的独立发展扩张，在东北亚形成有如后来满清对明朝般俯瞰中原的形势，已非华夷朝贡体制可以包容。但隋炀帝妄自尊大御驾亲征瞎指挥，期望象经通西域降服突厥那样，以炫耀武力大陈中华礼乐不战而屈人之兵。但高句丽利用天时地利顽强抵抗，使百万隋军三次溃退。隋炀帝唯权力意志是用，国内民众无法承受兵役徭役起义反叛，政治失控使隋朝灭亡，炀帝本人成为千古暴君。

　　关键词：隋炀帝高句丽朝贡圣人可汗地缘政治

　　隋大业三年（607），盛世天子隋炀帝旌旗结彩带着后妃百官北巡蒙古草原，在启民可汗牙帐见到通使于突厥的高句丽使者，即宣旨要求高丽王来朝，“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1]炀帝北巡后又西狩，经通西域，万乘西出玉门关，并亲征青海灭吐谷浑，又遣使出海通使南洋、日本。其时四夷宾服，隋国力达于鼎盛，在开凿大运河等连年大役后，炀帝没有让民众休养生息喘一口气，而是紧接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因高丽王不朝而于大业八、九、十年连续三年兴师百万，三次御驾亲征高句丽，却均归于失败，致使天下骚动，隋王朝也由极盛而剧转为败亡。隋炀帝征高句丽是中世纪政治史上的大事，后果也出乎其预料，成为历史的转折点，牵涉的问题很多，中外史学界多有评论。笔者趁来韩国讲学访问之际将旧作再作一番修改，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作一全面考察，以求教于中韩学界。

　　一、亚地缘政治形势和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隋时东北亚地区居住着许多民族集团和民族国家，《隋书》将其列入东夷传而统称东夷，其中高句丽国力最为强盛并与隋接壤。高句丽立国有四五百年之久，已地跨鸭绿江两岸，西至辽水，领有今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建都平壤。其南端是百济，东南面有新罗，在朝鲜半岛上鼎足而立。高句丽北面松花江流域是靺鞨部族，嫩江和黑龙江上游一带是室韦部族，其西面是契丹、霫、奚等游牧部族，再往西蒙古草原上就是隋扶植的启民可汗东突厥政权。随着吐谷浑的灭亡及中亚西突厥的崩离，高句丽成为隋边境唯一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国家。按照中国传统的华夷朝贡体制，因高句丽王作为藩国主朝贡于中国，被南北朝及隋唐历代王朝封为高丽王，故又称其国为高丽国。

　　从现代语言学考察的结果来看， 东夷各部族和民族国家均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种族上是近亲，其中契丹、室韦、奚、霫属东胡系统，他们与先前的乌桓、鲜卑、柔然及后来的蒙古为同族。高句丽与三韩的百济、新罗、任那及靺鞨属濊貊系统，与后来的女真、满洲人为同族。但语言相近风俗不同，高句丽与三韩主要为农业，其他则是游牧和狩猎民族。中国古籍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商时，殷宗室箕子率众东走朝鲜，教濊人田桑礼教，建朝鲜国并受周封爵。[2]但韩国有学者认为“箕子”可能只是古朝鲜人用自己的语言系统发出的王号之一，从而否定箕子东迁说。[3]日本学者白鸟库基则认为箕子是虚构的人物[4]。箕子的事迹不在本文讨论之例，但朝鲜半岛早在三千年前已有了王国应是有史可据。箕子朝鲜传了40余代汉初被燕人卫满袭破，建立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出兵灭卫氏朝鲜，于其地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又罢临屯、真番，以其地并入乐浪、玄菟。东汉末建安九年（204），辽东太守公孙康在乐浪郡南另设带方郡，三国曹魏于正始五年（244）灭公孙氏。这样，从汉元封三年（前108）一直到魏晋四百年间，中原王朝都控制着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实行和内地一样的郡县制度。先进的汉文化及典章制度由此直接输入朝鲜半岛，并影响半岛以外的其它地区。[5]

　　晋末丧乱，五胡入主中原，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在战乱中逐渐脱离中原的控制。所以当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巡视东突厥在启民可汗帐见到高句丽使者时，裴矩就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6]认为辽东朝鲜均曾是中国的旧疆。但是，朝鲜半岛南部却从来未被中原王朝征服领辖过。约在公元1至2世纪时，半岛南部濊貊族中出现许多部族国家，有马韩、辰韩、弁韩三大区域，汉朝官员通过乐浪郡与三韩打交道。4世纪时，三韩分别形成百济、新罗、任那三个王国，其中百济与新罗交通中国，特别是与南朝交往更多，任那则依附隔海相望的倭国以自重。

　　三韩以北的高句丽兴起于公元前37年，也是从濊貊部落中发展起来，创业主朱蒙在汉郡县管不了的长白山区建立政权，多次与汉朝发生战争。晋末五胡乱华之时，高句丽如五胡入主中原一样，也于公元313年乘机南下攻占乐浪郡，翌年又占领带方郡，不久将都城迁入平壤，使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朝鲜半岛的历史宣告结束。又跨过鸭绿江与立国辽东的鲜卑慕容氏前燕政权争雄，被慕容氏击败。前燕败亡后汉人冯氏曾奉高句丽人高云为主，后又自己取而代之建立冯氏后燕政权，而终被立国中原的鲜卑拓跋氏北魏政权攻破，其国人大批逃亡入高句丽，或有浮海远逃到今广东地区者。北魏在六镇叛乱中瓦解，中原东西魏分立，北周北齐禅代，及北周灭北齐，多次政治动乱与政权易姓，使塞外辽东无遐顾及，高句丽趁机向西侵蚀拓展，把疆域扩张至辽水边，成为东北亚最强大的国家。

　　千百年来，东北亚各民族均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吸收汉文化使用汉字并争先恐后通使朝贡于中国，其中继古朝鲜国而起的高句丽文明程度也最高，与中原关系也最为紧密。由于侵蚀吞并辽东，地跨鸭绿江，使高句丽成为多民族国家，境内除统治民族高句丽人外，还有大量被征服的汉人、鲜卑人、契丹人、靺鞨人及新罗、百济人等。南北朝时高句丽频繁通使于中国，光派往东晋南朝贡献方物的使团就有30多次。刘宋元嘉十六年（439），一次就由海路贡献战马800匹。派往北朝的使团更多达90余次，有时一年派两三次。另外，中原人为避乱逃亡到高句丽的也很多，给半岛带去农耕技术和思想宗教文化。高句丽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思想，国都平壤设有太学。约公元4世纪佛教也由中原前秦王朝传入高句丽，并再南传入百济、新罗和倭国。

　　百济与新罗也分别向南北朝遣使朝贡，学习中国文化，百济更成为中国文明东传日本的孔道。新罗则设置郡县，其文字、甲兵一同于中国。南朝陈时有新罗僧玄光法师，从天台宗三祖南岳慧思学习法华经，同智顗一起名列南岳门下28大弟子之一。[7]玄光学成回国授徒，门下弟子也不少。隋朝时，又有高句丽释波若，于开皇十六（596）入天台山从智顗学天台宗教义，“以神异闻”，但学成后没有回国。[8]朝鲜半岛与日本各国也派遣留学生、学问僧来隋朝学习，他们“好尚经述，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亡不归”。[9]隋炀帝为此在鸿胪寺专门设馆，聘请名僧，“教授三韩”，[10]“训开三韩方士”[11]。隋文士杜正蒇所著《文章体式》被学人号为“文轨”，传入高句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12]。中华文化不断地向东北亚诸国传布，到隋唐时已形成与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化圈。

　　但朝鲜半岛诸国的矛盾冲突一直很激烈。公元5世纪时，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联合倭国，在半岛曾进行了长时间的争霸战，倭国曾派兵渡海，以任那国为据点，与百济组成联军向北推进，结果被高句丽好大王击败。公元562年，新罗吞并了任那，将日本势力逐出了朝鲜半岛。高句丽的势力推进到半岛南部，进一步统一半岛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又与新罗交恶[13]。高句丽甚至想西联东突厥，与东突厥划分势力范围，以安抚西北契丹、靺鞨之众。高句丽在成为东北亚最为繁盛强大国家的同时，也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

　　中国南北朝分裂对峙时，朝鲜半岛也三国鼎立，各国都结交与国来牵制敌手，利用各种机会建立自己的霸权。时南朝文化优于北朝，故百济、新罗及倭国多往南朝朝贡。高句丽与北朝接壤，故向北朝朝贡多，但也常渡海通使南朝，北魏曾多次在海上擒获高句丽派往南朝的使者，但除诏书责让外，并不能阻止高句丽向南朝朝贡。南朝亦有意与高句丽、百济往来，用以牵制北朝。高句丽曾阻止百济与北朝通使，为此百济曾请求北魏攻打高句丽，遭拒绝。其时的中国南北朝统治者和朝鲜半岛对立三方都希望对方长久的分裂，以求自已的发展与安稳。而隋统一中国，必然打破几百年来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秩序。

　　二、句丽谋求地区霸权及其与隋朝的政治冲突

　　高句丽立国五百年来一直在四面拓土扩张，隋时高句丽北面的靺鞨有7大部落，各有酋长，不相统一，常遣使朝贡中原，并南下侵寇高句丽。高句丽王征讨不过想招抚他们，但力不从心。高句丽西面的契丹、奚、霫和西北面的室韦等游牧民族也互为雄长，难以驯服。其中契丹有8大部落，而以大贺氏最强，《辽史·太祖纪》追溯契丹先世出自炎帝，但现代语言学已确认炎黄子孙的汉族属汉蒇语系，从语源上看与东北亚及蒙古草原各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并无语族亲缘关系，所以契丹自封炎帝之后只是自吹而不确切。其时契丹的文明程度也较奚、霫诸部要低，最为“无礼顽嚣”。与契丹同族类的室韦文明程度更低，民众贫弱，分为5大部，不相总一。所有这些部族皆依附于东突厥，启民可汗置官吐屯设总领他们，并得到隋朝的认可，高句丽对此当然很不高兴。

　　高句丽谋求东北亚地区霸权的野心不仅使百济、新罗恐慌，而且不见容于隋朝。隋建立后，东北亚诸国都关注中原局势的发展，争相朝贡，想借助隋天子的威权为自已谋取好处。如高句丽王汤在北周武帝扫灭北齐后即“遣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至隋文帝“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14]。不甘落后的百济王余昌也遣使朝贡，被封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15]，与高丽王汤平起平坐。东北亚各民族也纷纷主动向隋贡献方物，据《隋书·高祖纪上》：

　　开皇元年（581）秋七月庚午（二十三），靺鞨酋长贡方物。冬十月乙酉（初九），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十二月壬寅（二十七），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

　　开皇二年（582）春正月辛未（二十七），高丽、百济并遣使贡方物。十一月丙午（初六），高丽遣使贡方物。

　　开皇三年（583）春正月癸亥（二十四），高丽遣使来朝。五月甲辰（初七），高丽遣使来朝。五月丁未（初十），靺鞨贡方物，八月丁丑（十一日），靺鞨贡方物。

　　开皇四年（584）夏四月丁未（十六日），宴突厥、高丽、吐谷浑使者于大兴殿。五月癸酉（十二日），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

　　开皇五年（585）夏四月甲午（初八），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

　　开皇初年高句丽几乎每年都来朝贡，有时一年遣使二次，表现最为主动积极。但值得注意的是，百济和高句丽同时也向江南的陈朝朝贡。史载陈后主至德二年（584）十一月戊寅（二十曰）和至德四年（586）九月丁未（三十日），百济国两次遣使向陈献方物。至德三年（585）十二月癸卯（二十一日），高丽国遣使向陈献方物[16]。高句丽和百济在交接隋朝的同时没有中断与南朝的交往，并在交往中互通情报，同时根据各自的利害，寻找战略伙伴。

　　隋文帝时对四夷的方针是息事宁人。其时败亡的北齐宗室高保宁据有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连结契丹、靺鞨兴兵反隋，文帝“以中原多故，未遑进讨，以书喻之”[17]。契丹与靺鞨互相劫掠，文帝与来朝的靺鞨使者说：“我怜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壤，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但文帝君临天下为四夷主的立场也是坚定的，称：“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18]。时隋对外主要敌手为突厥和陈朝。值得注意的是，开皇九年（589）灭陈后，高句丽等国的朝贡使者与隋的往来断绝了好几年。特别是高丽王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19]。南朝与北朝汉晋时本为一家，辽东在汉晋时也为中国统辖，隋灭陈统一中国，原亦为中国郡县的高句丽自然感到震恐，高丽王预感到隋兵锋将转向自已，于是开始了备战[20]。

　　隋臣中最早提议灭高句丽的为吴人陆知命，他曾直诣朝阙上表，请求出使高句丽，说：“陛下当百代之末，膺千载之期，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王度含弘，每怀遵养者，良由恶杀好生，欲谕之以德也。臣请以一节，宣示皇风，使彼君面缚阙下”[21]。隋文帝虽没有派陆知命出使高句丽，但对他的言论是赞赏的。

　　直到开皇十一年（591）春正月辛丑（十八日），高句丽才又遣使入隋朝贡，五月，高句丽又遣使贡方物，恢复了与隋朝的朝贡关系。这年高句丽来朝两次，但以后就很少来了，与开皇初“频有使入朝”的情况判若两人。同年十二月丙辰（初九），有靺鞨遣使贡方物。开皇十二年（952）十二月，靺鞨又遣使贡方物。十三年（593）春正月丙午（初五），契丹、奚、霫、室韦并遣使贡方物，其中契丹在开皇十年（590）十一月丙午（二十二）亦曾朝贡一次。十三年七月戊申（初十），靺鞨遣使贡方物[22]。开皇十四年（594），新罗遣使贡方物，隋文帝拜新罗王金真平为“上开府、东浪郡公、新罗王”[23]。隋统一后东夷各族都来朝贡，以靺鞨最为积极，高句丽来得显然少了。直到开皇十七年（597）五月己巳（二十三），高句丽才又一次遣使贡方物[24]。说明隋与高句丽的关系已呈紧张。

　　隋文帝既对东夷采取怀柔政策，所以始终没有主动出击征讨各部，时韦冲任营州总管，“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惧，朝贡相续”[25]。对于高句丽的治兵积谷拒隋举动，文帝派出使团往高句丽“抚慰”，美其名曰：“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实际上是进行侦察。但高丽王却将隋使置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26]。开皇十七年（597），文帝给高丽王汤修玺书一封加以责备。高丽王汤收到隋文帝的玺书惶恐万分，将奉表谢罪，却因病谢世。太子高元嗣立，文帝又册封高元袭爵辽东郡公，高元奉表谢罪，请求封王，文帝又再册高元为高丽王[27]。

　　但史载开皇十八年（598）高元竟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入寇辽西，被隋营州总管韦冲击退[28]。隋未先击高句丽，高句丽何以敢先举兵侵隋？这件事颇值得思量，高元恐怕不致如此鲁莽。据史书记载，有原依附于高句丽的“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29]。看来，高句丽率靺鞨之众讨击背己入塞依附隋朝的契丹，而不是侵犯隋疆，才是事实的真相，这反映了高句丽试图让契丹、靺鞨之众依附于已，虽未敢冒犯隋廷，但其追求东北亚地方霸权的野心与隋朝利益发生了冲突。高元追击契丹不仅入侵了隋边疆，而且违背了文帝“自化尔藩，勿忤他国”的训示。为此，开皇十八年（598）六月丙寅（二十七），文帝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大兴问罪之师，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宰相高颎为元帅长史，总领水陆二路30万大军讨伐高句丽。由于准备不足，王师不振，损失惨重，而高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罢兵，隋恢复对高元的册封，高句丽也恢复了对隋的朝贡。

　　隋还曾联络百济国夹击高句丽，百济王昌也“遣使奉表，请为军导”。但战事很快结束，文帝乃下诏给昌：“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隋与百济陆地上不接壤，关系处理得好一些，平陈之役，隋有一艘战船飘至海东聃牟罗国（今济州岛），被送到百济，百济王昌资送他们回国，并遣使奉表祝贺隋平陈成功，受到文帝褒扬，其情形与高句丽正好相反。但高句丽得知百济与隋的这些交往，即“以兵侵掠其境”[30]，使听命于隋的百济国蒙受了损失。

　　开皇二十年（600）正月辛酉（初一），突厥、高丽、契丹并遣使贡方物，时契丹别部又背突厥降于隋，文帝“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这表明隋文帝对边境四夷的政策始终还是安境保民。到隋炀帝即位，国家殷富强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唯独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已是绝无仅有的少数派。

　　隋文帝晚年和炀帝大业初年何以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呢？

　　从地缘政治来看，高句丽立国己五百多年，在东北亚局部地区己建立了霸权，百济、新罗不能抗衡，倭国的干涉也被击退，靺鞨、室韦俯首称臣，契丹虽叛附不一，亦不能兴风作浪，特别是高句丽西联突厥，又曾南结陈朝，在东北边境出现了俯瞰中华的态势。一旦中原有乱，则有如后来的与高句丽有血亲关系的满洲女真人，入关灭明席卷中原易如反掌，其势真可谓“狼顾燕垂”，虎视眈眈。所以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塞外突厥启民可汗牙帐见到高句丽使者，即引起了警觉。更何况隋炀帝的对外政策顾问裴矩所谓：“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孰不可忍。而当大业全盛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31]？其时隋的北方劲敌东、西突厥均己俯首帖耳彻底臣服，西突厥处罗可汗亲诣长安朝贡，炀帝对他说：“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32]隋不能容忍东北边境强大的高句丽独立存在，正如其不能容忍北境蒙古草原上强大的突厥政权一样，突厥已破，兵锋自然转向了高句丽，而且成为隋唐百年来对外征服战争的焦点，高句丽不亡，征战不断。

　　三、隋炀帝夸示四夷耀武征辽大摆仪仗

　　如何变高句丽“蛮貊之乡”为隋朝的“冠带之境”呢？早在大业三年（607）突厥启民可汗帐前，裴矩就曾为隋炀帝策划并献计：“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裴矩以为其事易如反掌，在国力较高句丽更强大的突厥都“合国从化”的情势下，只需让其目睹了这一文物盛事的使者回国向高丽王传话，“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33]。似乎只须恫吓利诱，高元即会象东、西突厥可汗启民、处罗及高昌王麴伯雅那样亲自诣阙朝拜。隋炀帝当即采纳了裴矩的意见，下令征高丽王元入朝。然而，高元惧，“藩礼颇阙”，不但不入朝贡献，反而断绝了朝贡使者，干脆不与隋朝往来。

　　这当然让隋炀帝大失面子，使天子龙颜震怒，被激怒了的炀帝当即下定了征讨高句丽的决心。大业四年（608）元月，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显然就是为征讨高句丽作准备。《隋书·阎毗传》记阎毗“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同书《五行志下》记这年太原厩马死者大半，炀帝令巫者视之，“巫者知帝将有辽东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扬素、史万岁取之，将鬼兵以伐辽东也’。炀帝大悦，因释牧马者”。这是正史中有关炀帝征辽的最早信息。

　　永济渠北通涿郡（治今北京市），隋炀帝宣布声讨高句丽及发兵的地点，都在涿郡，永济渠的开凿，有利于隋征调全国兵力及运送全国物资到涿郡。隋炀帝既在大业五年（609）将吐谷浑纳入隋郡县体系中，将高句丽重新归入王朝版图当然己在他的通盘考虑之中。他先巡江都，作军事调度，然后沿大运河直达涿郡，正式总动员令随即下达了。《资治通鉴》记当时的军事动员和人员调动情况云：

　　（大业七年二月）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于是，诏总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34]

　　征调范围遍及全国，其动员人数之众，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开皇九年（589）平陈之役，可以说是“扫地为兵”。仗还没打，已经搞得天下骚然。

　　由于频兴工役，大业五年（609）的大索貌阅虽搜括出大批人口，但仍感人役不够，有“总持菩萨”法号的隋炀帝这时甚至打起佛教寺院的主意。据唐人高临《冥报记》记载：“大业五年，奉敕融并寺塔”。释家史料记载了隋炀帝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废的诏令，拆毁寺院，沙汰僧尼，用于充工役，充实国用[35]。直到大业七年（611），裁汰僧尼的命令仍在全国推行。据《隋书·王文同传》：“及帝征辽东，令文同巡察河北诸郡。文同见沙门斋戒菜食者，以为妖妄，皆收系狱。比至河间，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者数百人，文同以为聚结惑众，尽斩之。又悉裸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童女者数千人，复将杀之，郡中士女号哭于路”。王文同敢于“收系沙门”，“裸僧尼”，肯定是有上方的指示，但做过了头，民愤极大，被隋炀帝斩首，成为替罪羊。

　　大量裁汰僧尼也有可能引起社会不稳，为防止有人利用佛教聚众闹事，隋炀帝又将天台宗智者大师上首弟子灌顶召到涿郡，“远至行所，引见天宸，叙以同学之欢”[36]。炀帝还专门派遣员外郎崔凤举将道士王远知请到涿郡临朔宫，亲执弟子之礼[37]。随即，炀帝令跟隋着他的大批佛、道人士在涿郡摆起了四道场，为征人祈福，用以安抚人心。

　　隋炀帝还把鼓吹、乐队带到了临朔宫，在江都的各国朝贡使者也都来到涿郡，其中还有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吐谷浑王太子顺等。大业七年（611）十二月已未（初八），西突厥处罗可汗也来到临朔宫朝见，炀帝“备设天下珍羞，盛陈女掷，罗绮丝竹，眩耀耳目”，举办了盛大的歌舞宴会。由于隋炀帝对征辽胜利充满信心，招各国使者和藩属君王随军，就是要耀武让四夷领略大隋天子的威风，亲眼看一看不事藩礼的高丽王元的下场，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但让人疑惑的是东突厥没有遣使来也没有如约派兵参战，其时启民可汗已死，其子始毕继位，与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突厥骑兵善于在恶劣条件下作战，此前隋将韦云起曾率东突厥骑兵征讨契丹，大获全胜，这次征讨高句丽若得突厥骑兵相助，沿西辽河上游快速突击，对高句丽将会是致命的打击，在塞外广漠天寒地冻环境下作战，突厥骑兵的战斗力无疑优于隋朝府兵。但三次征辽竟未见东突厥以一兵一卒相助，这当然是大问题。时始毕可汗虽仍受隋册封，但关系己疏远，大业五年（609）始毕就没有如约派兵协助隋军西攻伊吾铁勒军。年轻的始毕可汗看到隋炀帝正着力扶植西突厥处罗可汗，对隋离强合弱伎俩已有警惕。另外高句丽既与东突厥通使，双方面对强隋在战略上共同利益更多，实际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始毕可汗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严兵不动，坐山观虎斗，这当然是对隋炀帝的不恭，但炀帝也暂且不能处置。

　　隋炀帝不能得到突厥骑兵助力，仅能邀得靺鞨渠帅度地稽所部有限人马从征，度地稽虽“每有战功”，但力量太小于大局无关轻重。在这场战争中，外藩诸夷多考虑自身利益，大多都只是作为观众。高句丽的世仇百济可谓是隋的天然战略伙伴，百济王余璋，对夹击高句丽也很有积极性，大业三年（607）就曾主动遣使请求征讨高句丽，炀帝令他“觇高丽动静”。但百济是小国，开皇十八年（598）贸然进兵不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在隋师败绩后遭到高句丽报服，当然要吸取教训，且余璋也深知高句丽若灭亡了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已，不如保持现状于己更为有利，于是鼠首两端，暗中与高句丽通款，反例“挟诈以窥中国”。大业七年（611），百济王余璋又假惺惺地遣使问隋炀帝征高丽的行期，实际上是为高句丽探听军事情报。蒙在鼓里的隋炀帝反而“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38]。翌年隋大军渡辽，余璋也集兵边边境，声言助隋，但实际上按兵不动，没有给隋军丝毫相助。

　　然而，虽然没有外援，隋炀帝却并不在乎。高句丽蕞尔小国，隋倾全国之力，以大击小，必将势如破竹。隋炀帝对胜利有绝对的自信，认为只要隋大军齐集，吓也会吓得高丽王屈膝投降。同时，隋炀帝也有意向包括东突厥、倭国等不驯服者在内的四夷显示力量。征辽之役与其说是征讨高句丽，不如说是杀鸡给猴子看，在击灭高句丽的同时，炀帝要一举威服四夷，建立大隋天子为中心的天下朝贡体制。

　　也正因为如此，隋炀帝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军事调动。炀帝的期望值很高，试图通过充分显示大隋国力，调集庞大军力来威吓高丽王，“胁令入朝”，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高句丽王就范。大业七年（611）夏秋之际山东河南发生大水灾，漂没30余郡，但这并没有改变隋炀帝讨伐高句丽的决心，大规模集兵继续进行，炀帝并决定御驾亲征。

　　按照古礼，巡狩亲征有造庙致祭之礼，据《隋书·礼仪志三·军礼》记载：“大业七年（611）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干河上，筑社稷二坛。设方墙，行宜社礼。帝斋于临朔宫怀荒殿，预告官及侍从，各斋于其所。十二卫士并斋，鄣衮冕玉辂，备法驾。礼毕，御金辂，服通天冠，还宫。又于宫南类上帝，积柴于燎坛，设高祖位于东方。帝服大裘以冕，乘玉辂，祭奠玉帛，并如宜社。诸军受胙毕，帝就位，观燎，乃出。又于蓟城北设坛，祭马祖于其上，亦有燎”。隋炀帝的御驾亲征大讲排场，军礼仪式如此隆重，各国使节及诸藩王驻足观看，其实就是向四夷发出警告，不向大隋天子低头是绝无好下场的。对于隋炀帝来讲，这场战争只能嬴不能输，也只会赢不会输，炀帝本人对取胜没有半点怀疑，所以不仅御驾亲征，而且带上各国使者前往观摩。

　　大业八年（612）正月辛巳（初一），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治今北京市），总计达1133800人，号称200万。这么多军队在辽东一隅其实无法展开，也用不着，反倒徒然增加了后勤馈运的困难。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供输军粮等物资，其数比军队还要多。隋炀帝亲征还带着后妃宫女、公卿百官及僧尼道士、仪卫鼓吹等，这架式那象是去打仗，简直是在演戏。炀帝只期望以大军压境而令高丽王胆寒，以求不战而胜[39]，其实并没有认真从军事上仔细研讨战略出军战术。

　　也有人对如此兴师动众而又滑稽的征讨提出异议，出来谏止。如右尚方署监事耿询随车驾至涿郡时，即上书称：“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炀帝得书大怒，要将耿询问斩，幸何稠苦谏才得免[40]。给事中许善心也上封事谏炀帝不必御戎东讨，结果也“忤旨免官”[41]。术士庾质被召到临渝宫（今河北抚宁县境）行在所，问以吉凶，炀帝问：“朕承先旨，亲事高丽，度其土地人民，才当我一郡，卿以为克不？”庾质回答：“以臣管窥，伐之可克，切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炀帝对庾质劝导不必御驾亲征很不高兴，板起脸孔说：“朕今总兵至此，岂可见贼而自退也！”庾质于是分析说：“陛下若行，虑损军威。臣犹愿安驾住此，命骁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功”[42]。其所分折可谓切中时弊，很有道理，但头脑发热的炀帝根本听不进。

　　隋炀帝任命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前敌总指挥，从军事指挥员的角度，段文振也同意庾质“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的战略思想，而不同意隋炀帝的耀武威吓战术。他在其后出师途中遇疾，上表炀帝分析征战的天时地利人和说：

　　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百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43]

　　段文振的分析可谓极具远见，辽东地处塞外北方高寒地带，冬季严寒无法出兵，从时间上讲只有半年用兵时间，且夏季多雨，道路泥泞，行军住宿扎营很不便，加上路途遥远，以牛车人力车运送军需十分困难，军队越多后勤越困难，若不速战速决则自已就会陷于被动。开皇十八年（598）杨谅出师就因天时不利，“霖潦疾疫”，“馈运不继，六军乏食”，30万大军尚未接战即自行溃散，是为前车之鉴。对此，陈寅恪先生有独到分析：“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44]。由于天时地利不在隋一方，人海战术派不上用场，人再多也斗不过老天爷，所以段文振认为宜出奇兵，星驰速发，水陆俱进，直取平壤。可惜段文振在行军途中病故，未能肩负起前敌总指挥的责任，实际最高指挥者正是不顾天时地利人和头脑发昏的隋炀帝本人。

　　隋炀帝根本没有认真考虑战役的战术问题，在完成了一切调动之后，于大业八年（612）正月壬午（初二）正式下诏宣布讨伐高句丽，诏文直把高句丽王高元称之为“小丑”，轻蔑愤怒地声讨高元罪状，指斥高元不修职贡，无事君之心，无为臣之礼，掩匿怀奸，招纳亡叛，穿着靺鞨的衣服侵扰辽西，这些内容和开皇十八年（598）文帝诏责高元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诏文后半部指责高元内政不修，法令苛酷，赋敛烦重，百姓愁苦，冤枉莫申，则和当年讨陈檄文差不多。暴虐者不堪为国主，炀帝于是有理由协从天意，拯民于水火，“取乱覆昏”，亲总六师进行讨伐[45]。这就把隋军变成了王者正义之师。隋炀帝甚至把自已比作商效问罪的周武王姬发，成文王之志灭商纣，圣王当然要承先帝之志灭高句丽，“二代承基，志包宇宙”[46]。

　　隋炀帝的诏文是写给高句丽看的，也是写给四夷各国看的。为了扬威张大声势，诏文甚至公开了用兵作战部署，隋百万大军分成左右两翼，每翼又分为12路军，共24路，各路军队都要“先奉庙略，骆驿引途，总集平壤”。诏文云：“今宜授律启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后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余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深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侯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暆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24路军全面展开，铺天盖地，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无法展开于24道上，各道相隔遥远，根本没有24条路可走，完全是纸上谈兵，虚张声势。诏文吹嘘隋大军为百战百胜之雄师，“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咤则风云腾郁”。且炀帝“躬驭元戎”，总其节度，控弦待发，摧枯拉朽，似乎一口就可将高句丽吞下肚子里。炀帝还要“解倒悬于避裔，问疾苦于遗黎”[47]，建立圣王可汗的不朽功业。

　　诏文最后称：“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梓，引之以恩，其余臣民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隋才任用，无隔夷夏”。隋炀帝不是立足于打，而是立足于抚，百万大军首先考虑的不是进击歼敌，而是先考虑如何接受敌人投降。因为在隋炀帝看来，面对如此强大的“圣王之师”，高丽小丑根本不敢负隅顽抗，投降是高句丽的唯一出路。于是乎隋炀帝又要求各路隋军，“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荛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祸福”，而“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黎朕意焉”[48]。隋炀帝全盘公开军事部署，根本不关注也不讲究取胜的军事战略战术，而是强调义师形象。作为总指挥，隋炀帝导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出师仪式。

　　一月癸未（初三），隋征讨大军的第一军出发，隋炀帝根本不考虑快速进军，出其不意，而是大讲排场，要求步履齐整，“每天遣一军发，每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24天才使两翼24路军开跋干尽，结果是排成了一条长蛇阵，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冲击力。隋各路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24路军之后又有“天子六军”次发，前后相置“又亘八十里，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炀帝又令诸军以帛为带，长尺5十，阔2寸，题其军号为记。御营内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并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亦各题其军号，不得自言台省。王公以下，至于兵丁厮隶，悉以帛为带，缀于衣领，名“军纪带”[49]。这样，光大军出发仪式就用了40天，百万大军，整齐划一，秩序井然，“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50]。然而，这那里是去打仗，简直就是武装大游行，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军事大检阅。

　　更有甚者，连绵千里的长蛇阵皆由隋炀帝“亲授节度”，每军设大将、亚将各1人。骑兵40队，每队百人置一纛，10队为团，团设偏将1人，并有仪仗队，“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棡鼓、金钲各二具。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吴吹筚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51]带这么多笨重的鼓吹乐器是干什么？当然不是为了打仗，这和隋炀帝即位之初下江南在江都制羽仪大陈文物，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在河西大摆鱼龙漫延之乐，是同样意思同一招式，即要用中华礼乐文明感召威服东夷，征讨不如说是巡狩。

　　由于根本没有立足于打，隋炀帝没有设想这会是一场恶仗，不是费心思去考虑如何克敌致胜的战术，却十分注重礼仪排场，当大军行至望海楼（今辽宁辽西县境），炀帝又于秃黎山设坛，祀黄帝，行禡祭，设轩辕神座，炀帝与诸预祭臣侍侍诸军将，皆斋一宿[52]。由于轻敌，炀帝甚至允许主将宇文述以妇人“家累”自随[53]。苏威年老，上表乞骸骨，想退休，炀帝不许，让他以本官领左武卫大将军从征[54]。二月甲寅（初四），炀帝又下诏：“朕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文武协力，爪牙思奋，莫不执锐勤王，舍家从役”，表彰从征官兵，并令郡县存问从征士兵家，使行役无后顾之忧[55]。

　　三月癸巳（十四曰），隋炀帝来到前线，因怕军将贪功出击，令各路军主帅有事皆须禀报，诸将互相牵制，不设统帅，不许擅自挥师挺进。炀帝自以为高句丽臣民见到隋军盛大架式必将自动瓦解投降，因此在每军设“受降者一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制，战时为监军”[56]。如左骁卫长史游元即为盖平道监军[57]。仗还没打，隋炀帝先把自已的军队捆住了手足。为防止百万大军中有人开小差，各军并发给幡旗数百，有事往回走者要执幡而行，无幡而擅离本军者斩。

　　四、御驾亲征第一次渡辽征讨及隋师溃败

　　大业八年（612）三月甲午（十五日），隋炀帝率领征讨大军经过两个月的行军，齐集辽河边，虽声势甚盛，但高句丽上下却未见投降者，而是阻水拒守。“小国惧亡，敢同困兽”，高元“扫境内兵以拒之”[58]，高句丽军民同仇敌忾，将隋师挡在辽河以西。

　　隋炀帝来到辽河旁，令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但桥短不及岸丈余，高句丽军前来骚扰，隋军赴水接战，高句丽兵在岸上乘高射杀，隋兵无法登岸。只见右屯卫大将军江南人麦铁杖请为先锋，跳上东岸与高句丽军博战，因接济不上，与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叉皆战死。隋炀帝在河西岸驻足观战，亲眼看到麦铁杖等战死的惨景，为之流涕。“圣人可汗”这才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炀帝为战没者举办了隆重的葬礼[59]，麦铁杖的死乃征辽第一仗，虽仅为一次小接触，但隋军出师不利，损兵折将。

　　隋炀帝又令何稠继续造桥，两天后桥造成，大军蜂拥渡过辽河，大战于辽河东岸，高句丽军大败，死者万余。隋诸路军乘胜围辽东城（今辽宁省辽阳市），即汉时的襄平城。隋炀帝车驾也渡过辽河，并引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即处罗）和高昌王麴伯雅、吐谷浑太子顺等以及西域、南洋各国使者前往观战，“以慑惮之”[60]。

　　何稠又为隋炀帝制造了行殿和六合城，与高句丽辽东城相对而立。六合城造于夜中，“周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又四隅有阙，面别一观，观下开三门。其中施行殿，殿仙上容侍臣及三卫仗，合六百人”。这么大的工程仅一夜间就完成，诸夷使者虽亲眼所见却不敢相信。天亮之时，高句丽人远远望去，忽见一座城楼从天而降，大为惊骇，“谓若神功”[61]。但这也并没有动摇高句丽军民抵抗的决心。

　　辽河东岸作战的一时胜利令隋炀帝兴奋万分，特下诏大赦天下，命刑部尚书卫文升、尚书右丞刘士龙抚慰辽左之民，给复10年，并在占领区建置郡县，以相统摄。四月丙子（二十七），隋炀帝驻跸临海顿（今辽宁省辽西县渤海边）。见到两只大鸟翱翔天空，即令侍臣刻石记功，自已诗兴大发作《望海诗》及《纪辽东二首》[62]。紧张的征战之余有如此诗兴，不是畏惧战事的残酷，而是触景诗意昂然，显示此刻的隋炀帝心情轻松，对战胜充满信心。

　　但隋师渡辽后高句丽仍未见投降，这倒是炀帝万万没有料到的！下一讲该如何进讨，炀帝心中并没有计划，也没有作战方案。五月，炀帝令隋军水陆并进。水路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为总管，周法尚为副总管，率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入涀水（今朝鲜大同江）。陆路诸将也分路齐头并进，长驱直赴高句丽都城平壤，炀帝仅留樊子盖在身边宿卫。然而即使大军已展开了攻势，隋炀帝仍怕诸将深入敌境后贪功擅战，破坏他的招降部署，又下诏告诫：“今者吊民伐罪，非为功名。诸将或不识朕意，欲轻兵掩袭，孤军独斗，立一身之后名以邀勋赏，非大军行法。公等进军，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毋得轻军独进，以致失己。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63]。于是乎诸将各奉诏旨，互相监督，不敢赴机，高句丽军民据城坚守，使隋军进展缓慢，辽东城亦围攻了数月不能攻下。

　　隋炀帝一时火气，令隋军猛攻辽东城，但同时又敕诸将：高句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在实施打击的同时，仍未抛弃招降的幼想。结果，隋军进围辽东城，眼看就要拿下，高句丽人即诈称请降，因有炀帝明旨在先，诸将不敢再攻，只能驰奏于炀帝请旨，待报批准回来，城中已重新调整好城防，继续顽抗。“如此再三，帝终不悟”，坐失战机，空劳将士血汗，却始终未能将辽东城攻下。

　　来护儿率水军溯涀水而上，来到平壤以西60里，与高句丽军相遇。来护儿派其第六子来整和武贲郎将费青奴出击，大破敌军。小胜后来护儿却轻敌，不听副总管周法尚的劝阻，违背事先约定的“俟诸军至俱进”的旨令，挑选精甲4万人，乘胜直赴平壤城下。高句丽伏兵于城内郭内寺中，出兵与来护儿战佯败，诱隋军入城。隋军入城后纵兵大掠，无复部伍，高丽王弟高建武率伏兵乘乱出击，大破隋军，来护儿侥幸逃脱，生还者不过数千人。高句丽军追到涀水隋船队前，周法尚严兵列阵拒战，高句丽军也不硬拼，即行退走。但来护儿经此一败己不敢按原计划留屯平壤城下接应陆军，只好引兵还屯海边。

　　陆上隋宇文述、于仲文、薛世雄、崔弘升等各路将军攻辽东城不下，遂率军绕过高句丽城池东进，会于鸭绿江西，试图跨江南下直趋平壤，会合水军翻动敌军根本。但人多马众，后勤补给极为困难，高句丽坚壁清野，远征军需自负资粮。大军由泸河（今辽宁锦卅市）、怀远（今辽宁辽阳西北）二镇出发时，各路人马皆给百日粮，还有排甲、枪矟等武器装备，及帐篷衣服等，每个士兵负重在3石以上，长途跋涉，人马皆不胜负荷。行军时又立下军令状：“士卒有遗弃米粟者斩”。但实在背不动，士卒宿营时皆在帐篷内偷偷地掘坑，将粮食掩埋，以减轻行军负担，期望到高句丽境内能枪劫米麦受用。结果，大军才行至中路，就快断炊了。

　　隋军有9路约30万人渡过鸭绿江南下，兵出乐浪道的老将于仲文较有谋略，他率军来到乌骨城（今辽宁凤城县），故意挑选羸马驴数千置于军后，自己率大军向东进发，高句丽出兵掩袭后路辎重，于仲文挥师回击，大破高句丽军[64]。高丽王遣大臣乙支文德来到隋军营帐前诈降，实为探听军情，由于隋炀帝大张旗鼓，以势压人，本无军事机密可言，乙支文德是来查看隋进军的决心及士气的。高句丽也知道隋炀帝有投降者不杀的诏令，知道诈降不死必有功效，所以身为宰相的乙支文德也敢于来到隋军大营，旁若无人。但是，隋炀帝也事先密向于仲文布置，“若遇高元及文德来降，必擒之”。于仲文想趁机逮捕乙支文德，但监军的慰抚使尚书右丞刘士龙不知炀帝密旨，只知“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的明旨，乃出面制止了于仲文的企图。宇文述等诸将也意见不一，当时9路军也没有一个统帅，没有敢拍板负责任的，结果白白错失了擒获敌方主帅的机会。乙支文德被放走后，诸将反悔，派人追文德，说：“更有言议，可复来也”。孤身闯虎口的乙支文德哪里肯依，急速回营。于仲文和宇文述等放走了敌宰相，心里很不踏实，宇文述以粮尽欲退兵，于仲文则不甘心无功退还，议以精锐追击文德，并冲着宇文述怒斥：“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他见诸将面有难色，又大吼：“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甲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辞气慷慨激昂，诸将亦为之动容，大家平起平坐，互不统辖，但于仲文敢负责，诸将也就不好意思撤退。宇文述虽知军中粮食维持不了几天，仍不得已而附从了于仲文。于是，隋诸军将挥师渡过鸭绿江追击乙支文德。乙支文德老谋深算，他在隋营己察看到士卒面有饥色，于是故意打疲劳战，一有接触便佯败，引诱隋军追击，诱敌深入。结果一日七战，隋军皆捷，隋诸将于是放开脚步，恃胜长驱直入，东渡萨水（今清川江），追到距平壤城30里处，傍山扎营，但却没有见到应该来接应的来护儿水军。

　　狡猾的乙支文德再次遣使来诈降，声称只要隋军撤退，便奉高丽王高元前往隋炀帝驻跸处朝见。宇文述等见士卒疲惫不堪，军中已无粮草，来护儿水军又未按期来接应，在高句丽之南面答应出兵北上夹击的百济军队也迟迟未发，而平壤城防险固，一时无法攻拔，于是即因高句丽使者口头承诺的投降条件而退军，算是不失体面的班师。

　　但隋军撤退时，高句丽军却趁机四面抄袭，隋军结成方阵且战且退。乙支文德派人送于仲文等诗一首：“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65]。气得于仲文等隋将嗷嗷叫。秋七月壬寅（二十四），隋军退至萨水（今清川江），军刚半渡，高句丽军向后路发起总攻击，饥饿无力的隋军大溃，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各路军将争相逃命，不可抑止。落荒而逃的隋军将士一日一夜狂跑了450里，真可谓一泻千里！直到鸭绿江才站住脚。多亏殿后的将军王仁恭、李景在后面拼命抵抗，高句丽兵才未穷追上来。猛将薛世雄军在白石山被围百余重，四面矢下如雨，薛世雄选200骑为敢死队，纵击冲锋，破围而还[66]。陆上诸军惟卫文升一军独全。来护儿水军闻陆军溃败，只好渡海回师。御驾亲自指挥自的隋百万大军竟然无功大败而还。

　　隋炀帝首征高句丽是彻底失败了，而且是惨败！当初渡过鸭绿江的隋9路军共355000人，回到辽西的仅2700人，资储器械巨万计，也亡失殆尽。唯一的战果是攻拔了辽河西岸的武厉逻（今辽宁法库南），隋在此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其余则一败涂地，一无所获。随驾出征的元老大臣也因病因累死了好几个，除兵部尚书段文振外，还有工部尚书宇文恺、内史令元寿、司空观德王杨雄也在随驾途中病故，其弟纳言杨达竟卒于师，炀帝叹惜久之[67]。士兵死者，更不计其数，直到唐贞观十九年（645），其战场依然是“骸骨相望，遍于原野”[68]。

　　意想不到的惨败令不可一世的隋炀帝羞愧难当，但他委过于领兵将领，下令将宇文述等锁系引还。七月癸卯（二十五），下令班师。九月庚寅（十三）车驾回到东都（洛阳），炀帝即追究征辽失败罪责，斩尚书右丞刘世龙以谢天下，败将于仲文、宇文述“除名为民”，由监军的游元任御史加以审讯，杨义臣等皆坐免官。来护儿“坐法受戮”，炀帝还欲尽诛其子，以解其恨，但未执行[69]。宇文述因与炀帝情深，又为儿女亲家，虽系狱却不忍加刑，不久释放。诸将皆将败绩罪过诿之于于仲文，仲文忧愤发病而卒。[70]

　　随驾的高昌王麴伯雅等众多藩主和外国使节们都从头至尾观看了隋军的溃败，隋炀帝原想以征讨高句丽耀武夸示四夷，但败绩让他威风扫地，无地自容，回到东都后各国使者纷纷回国，这将使隋师败绩传遍天下四方。当然隋炀帝仍百方笼络，十一月己卯（初三），高昌王麴伯雅得尚隋宗女华容公主，启程归国。靺鞨渠帅度地稽亦因功“赏赐优厚”[71]。隋炀帝虽对四夷酋领百般笼络，但“圣人可汗”纸老虎的面孔己被彻底戳穿。

　　五、扫地为兵第二次征讨及国内叛乱

　　隋炀帝发动规模空前的征讨高句丽战争遭到意外惨败，更为严重的后果还是造成了国内政治失控和动乱。炀帝为耀武而“扫地为兵”，民众则“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迫，救死萑蒲”[72]。沉重的兵徭役征使农民难以承受，一场反隋农民大起义揭开了序幕。早在大业五年（609）因开北运河永济渠输送征辽军资，“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使逃役的“狂寇数万”聚集长白山（今山东章丘、邹平境）[73]。大业六年（610）雁门（今山西代县）尉文通“聚众三千，保于莫璧谷”。大业七年（611）征辽开始，青壮年几乎全数就役。士兵从四远奔赴如流，民工夫役往返馈运，填咽于道。而天公也不作美，十月山东、河南黄河大水决堤，人或为鱼鳖，炀帝不加抚恤，仍加倍征发役夫军粮，使“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75]。

　　隋炀帝在即位之后不顾子民死活虐用民力，要建立千古圣王伟大功业，一连串的工程大役如营东都、开驰道、筑长城、凿运河、游江都等等，总计役民在3000万人次以上，未得喘息又是三征高句丽，一役未消，一役又起，搞得田畴荒芜，海内怨叛。征讨高句丽之役成为规模宏大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苛政猛于虎，急政狠如狼。农民起义首先爆发地就在遭受严重水灾而兵役、徭役又最严重的山东地区。史称“是岁，大旱，疫，人多死，山东尤甚”[76]。邹平人王薄自称“知世郎”，即自谓是通晓当今世事之人，编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在民间传唱：

　　长白山头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
　　横侵矟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食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77]

　　歌谣直接鼓动民众不要去辽东为隋炀帝卖命，拿起刀枪造反，唱出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民众的心声。王薄和孟让于是拥众据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首先揭起了反隋炀帝暴政的大旗。

　　随着隋炀帝百万大军在辽东前线的溃败，国内抗役的农民起义更是所在蜂起，而尤以山东、河北地区为甚，官府莫能禁止。但输红了眼的隋炀帝竟不顾国内民众的生存死活，也不顾农民赴死反抗的严重局势，为挽回面子又要再次亲征高句丽。大业九年（613）正月元旦刚过后初二，炀帝即令修辽东古城，以贮军粮，并诏“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78]。骁果即骁勇果敢之士兵，与府兵不同。府兵是轮番宿卫的义务兵役制，骁果则是募兵制，向社会广泛招募士兵。原府兵在高句丽前线死散大半，需要在义务兵之外招募更多的平民入伍，募兵取代府兵，隋兵制发生重大变化。

　　正月戊戌（二十三），隋炀帝宣布大赦天下，己亥（二十四），任命刑部尚书卫文升等辅佐皇孙代王杨侑留守长安，拜京兆内史，许以便宜从事。又诏恢复败将宇文述等人的官爵，让他们继续从征将功补过。隋炀帝对再次出征决心很大，说：“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79]恨不得将高句丽一口吞下。但是高句丽真的好吞吗？满朝大臣经上次溃败均心存疑虑。左光禄大夫郭荣认为“中国疲弊，万乘不宜屡动”，无须“亲辱大驾以临小寇”[80]。术士庾质也认为“陛下若亲动万乘，糜费实多”。众臣多劝炀帝不必御驾亲征，派一得力将领指挥即可。隋炀帝大为震怒，吼道：“我自行尚不能克，直遣人去，岂有成功也”[81]。炀帝自视甚高，听不进任何劝告，上次溃败在没有立足于真打，这次将毫不手软出击，又何能不胜？于是，一切仍按他的个人意志行事。

　　三月戊寅（十六日）炀帝自东都洛阳启程，任民部尚书樊子盖等辅佐皇孙越王杨侗留守东都，安排好一切内政后，乃率后妃百官和大队人马兼程北上。夏四月庚午（二十七）渡过辽水，第二次征讨高句丽又在隋炀帝亲自指挥下开始了。

　　但隋炀帝并没有什么新招数，部署几乎和第一次一样。陆路主力以宇文述为主帅，杨义臣为副帅，率大军渡鸭绿江直赴平壤。水路仍由来护儿率舟师自东莱（胶东半岛）海路出发，期与宇文述合围平壤。隋炀帝自率后路在后督战，其余各路分道出击，攻掠高句丽城池。不同的是此次“听诸将便宜从事”，炀帝收回了军事进止必须奏报，不许诸将专擅的成命，让各路大军放手狼狠地进攻。另外，不再设招降慰抚使，而设监军，如王仁恭出扶余道，有房彦谦“监扶余道军”[82]。因给予军将自由作战权，使某些将军得以发挥所长获得战役胜利，如王仁恭率军进攻新城（今辽宁抚顺北），以千骑冲垮高句丽数万人阵地，进而率大军围城，得到炀帝嘉奖[83]。

　　高句丽方面仍然采取坚壁清野，据城坚守的战术，隋炀帝亲自统率后路大军来到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重新布置围攻。攻防战斗打得无比惨烈。为克城立功，隋将郭荣甚至“亲蒙矢石，昼夜不释甲胄百余日”[84]。隋军用飞楼、橦、云梯、地道四面俱进，但高句丽军民随机应变，顽强抵抗，使隋军仍旧久攻不下。炀帝乃令士兵造布囊百余万个，贮上土一袋一袋背于城下，堆成阔30步，高与城齐的鱼梁大道，使士卒可登而攻城。又命工匠赶造八轮楼车，更高出城墙，可以俯射城内。隋军在城外围了一层又一层，用人海战术，连续进攻，势在必取。炀帝并写诗《白马篇》助威：“白马金贝装，横行辽水傍；问是谁家子，宿卫羽林郎”[85]。在围攻辽东城的同时，隋各路大路大军也按部署向高句丽纵深进军，宇文述、杨义臣率军再次进至鸭绿江边，来护儿水军也齐集东莱海角，张帆待发。高句丽在隋数路大军的猛烈进攻下，其势“日蹙”，国家已到了危亡之秋。

　　但就在这紧要关头，形势突然发生逆转。

　　大业九年（613）六月乙巳（初三），隋炀帝留在后方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举兵造反了！并进逼东都，这是隋炀帝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此举使炀帝精心策划并调集了全国一切力量的灭高句丽计划全盘打乱。《隋书·高丽传》记其事云：“九年，帝复亲征之，乃敕诸军以便宜从事。诸将分道攻城，贼势日蹙。会杨玄感作乱，反书至，帝大惧，即日六军并还”。为应付贵族杨玄感的反叛，隋炀帝不得不马上停止正在进行中的对高句丽的全面进攻，令各路大军回师平叛。

　　杨玄感是已故宰相杨素的长子，体貌岸伟，能文能武，大业二年（606）袭父爵楚国公，不久迁礼部尚书。父杨素战功显赫，却受到炀帝猜忌，有病不喝药而死。杨玄感暗怀不满，结交达官子弟和天下豪杰，潜谋废黜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再征高句丽，隋炀帝委杨玄感以后方督粮重任，终于给了他复仇机会。时大军百万随御驾出辽东，国内异常空虚，“百姓苦役，天下思乱”。杨玄感故意滞留运河上的漕运，企图造成辽东百万隋军无炊断粮，因饥馁而自动瓦解。炀帝遣使来催，杨玄感托辞水路多盗，须武装押送，不但不发遣，反而将船夫武装起来。又暗中派家僮将从征辽东的弟弟杨玄纵、扬万硕召回，往长安召弟杨玄挺及李密等人。伪称来护儿因攻高丽失期而谋反，而以镇压叛军名义举兵。

　　举兵时扬玄感誓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江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受苦役的民众踊跃高呼万岁。起义后的行动计划，李密献三策，上策长驱入蓟，扼其咽喉，断炀帝归路，中策为直捣长安，翻动根本，均不为杨玄感所纳，而采下策进围东都。一时“从乱者如市”，但东都洛阳坚城一时难以攻下，这就给隋炀帝赢得了喘息调兵平叛的时间。

　　在辽东前线，兵部侍郎斛斯政因伪造文谍放走了杨玄感的弟弟扬玄纵和杨万硕，遭到隋炀帝追究。六月戊辰（二十六）夜，发生了斛斯政逃奔高句丽的严重事件[86]。斛斯政久知兵部机要，对隋军事部署内外情况十分熟悉，他的叛逃意味着隋军全部机密作战方案及内部情势都泄露给敌方。这对高句丽当然是意外的收获，对隋军则是巨大的损失。隋炀帝得悉大为震怒，即命将作少监阎毗率二千骑追击，但不及。斛斯政据高句丽栢崖城，阎毗攻了两天不能下，只好退军，竟于路上暴卒[87]。炀帝气恨难当，严查叛党，许多人受牵连，如高士廉与斛斯政多有交游，炀帝将他谪至边远[88]。连炀帝的亲信藩邸旧臣文士王胄和虞绰也因与杨玄感友善而俱徙边[89]。江南缙绅康抱因其兄受杨玄感官竟坐当死[90]。

　　隋炀帝改任裴矩知掌兵部机事，诏宇文述等班师，发诸郡兵讨杨玄感，并派老宰相苏威安抚关中。庚午（二十八）夜二更，隋军撤退，其军资、器械积如山丘，全部弃之而去。时众心汹汹，争相夺路，乱成一团。诸道分散，人流滚滚，无复部伍。高句丽人在城墙上看见，聚为奇观，但未敢贸然出城追击，只是在隋炀帝御营全部渡过辽水后，才追杀走在最后的嬴弱数千。在东莱尚未出海的来护儿闻知杨玄感反状，也自动放弃了出海攻击高句丽，速回师返救东都。

　　于是乎隋百万大军又一次狼狈退回，由于后院起火，出师未捷先退兵，隋炀帝二征高句丽又遭到失败，一无所获，皇帝的无上威权再一次扫地蒙羞。

　　六、恼羞成怒第三次征讨无功而还

　　贵族杨玄感的叛乱毁掉了隋炀帝志在必得的第二次征高句丽行动。由于不用李密谋，出下策兵顿东都坚城不下，到再谋西取关中长安时已来不及，从辽东、胶东撤下来的官军对叛军合围，很快将其镇压。叛将被捕者“并具枭磔”，杨氏兄弟全被诛灭，公卿中有人奏改杨玄感兄弟姓“枭”氏，以免污没皇姓，隋炀帝诏可[91]。但杨玄感公开打出推翻隋炀帝暴政的口号，要“废昏立明”，则大扫了隋炀帝威风，对隋政权的冲击无可估量，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各阶层都参加了反暴政的暴动，包括不少统治集团贵族成员，以致于“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92]。但隋炀帝竟不顾国内严重形势，仍念念不忘“高丽小丑”高元，执意要第三次征讨高句丽。

　　大业十年（614）元旦，隋炀帝是在高阳（今河北定县）行在所度过。正月甲寅（十五日），炀帝以宗女信义公主嫁予西突厥曷娑那（处罗）可汗。处罗两次都随御驾征辽，炀帝本想让他及四夷使者亲眼看看他扫平高句丽如弹指一挥，但两次惨败让炀帝脸面丢尽，嫁公主是进一步笼络处罗，炀帝还要带他第三次出征，希望能挽回面子真正威服四夷。

　　这年，百济又遣使朝贡[93]，隋炀帝接见了其使者并再约以夹击高句丽之事。二月辛未（初三），炀帝诏百官商讨再伐高句丽，全体官员竟沉默了数日。群臣知道尽管杨玄感叛乱已平定，但国内“群盗所在皆满”，局势已乱，征辽闹得天怒人怨，百官明知安抚国内动乱才是当务之急，但炀帝驻跸高阳对高句丽志在必取，群臣又有何话可说，又有谁敢说呢？只能任凭炀帝一意孤行，一错到底，看着他败亡了。

　　戊子（二十日），隋炀帝下了一道奇怪的诏书，称“往年出车问罪，将庙辽滨，庙算胜略，具有进止。而谅昏凶，罔识成败，高颎愎恨，本无智谋，临三军犹儿戏，视人命如草芥，不尊成规，坐贻挠退，遂令死亡者众，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设祭于辽西郡，立道场一所”[94]。炀帝装出一副悲悯心肠，派人收葬弃于荒野的隋征辽士兵骸骨，设立道场祭坛超度死者亡灵，但不检讨自己瞎指挥，反而将过错推到开皇十八年（598）汉王杨谅及高颎身上，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清人王鸣盛论曰：“大业十年诏收葬征辽死亡者，而远引汉王谅、高颎开皇十八年征辽败退事，以大业八年之败为讳，欲驾罪于父也”[95]。此举当然也是相当滑稽的。

　　二月辛卯（二十三），隋炀帝下诏第三次御驾亲征高句丽，诏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令行天下”。把自己打扮成汤武一般的圣王，要除暴止戈。诏书掩盖了前两次出兵的失败，反而编造出“高元泥首送款请罪”，“朕许其改过，乃诏班师”[96]的谎言。是高元怙恶不改，所以炀帝御驾再征，要解民于倒悬。这显然是弥天大谎，愚民惑众，煽动仇恨，是专制帝王惯用的手法。

　　隋大军百万就这样又一次被隋炀帝带上了辽东前线。和前两次一样，征人四远奔赴如流，舳舻相次千余里，役夫往返在道者常数十万，死者臭秽盈路，逃役者不计其数。如刘弘基从征辽东，家贫不能自备行装，自度失期当斩，遂与同伴杀牛，让官吏来逮自己进县大牢[97]。征辽路上，征人与逃亡者几乎是擦肩而过，人流汹涌。癸亥（二十五），炀帝来到北平郡卢龙县的临渝宫（今河北抚宁县境），在旷野设坛祭祀黄帝。隋炀帝亲御戎服主祭，将抓到的逃亡士兵斩首，以人血涂鼓，以示警诫，但兵民从役者仍逃亡不绝。

　　虽然一路上各地变乱的消息不断传来，但隋炀帝一面发诏各地官员征讨镇压，一面继续行军。由于逃亡不断，行程很慢，走了近3个月，秋七月癸丑（十七日）炀帝车驾才赶到塞外辽河边上的怀远镇（今辽宁怀远县）。隋炀帝虽又一次亲临前线，但原先征发的军队多失期不至，士兵厌战，役夫逃亡，加上秋凉已到，时间不多，隋军虽多，但实际上很虚弱。同时，高句丽屡遭隋军剽掠攻击，自己又主动毁坏稼禾，实行坚壁清野，虽顶住了隋军进攻未致亡国，但三年不种稼穑，野无青草，举国饥荒，亦举动困弊，难以招架。当时隋再鼓一把劲灭亡高句丽的可能性并非没有，但即使灭了高句丽也控制不住，因为隋炀帝连本国局势都无法控制，何谈他国。因此，一昧征讨高句丽对隋来讲已毫无意义。但隋炀帝主要是天子颜面下不来，总要讨个说法，不能不胜而退，否则皇帝难当。

　　此时，来护儿率水军泛海先于辽东半岛登陆，占领了高句丽的毕奢城（今辽宁大连市北），但水军副总管周法尚则在进军途中遇疾而亡，死时遗言以未能亲见灭高句丽而遗憾。高句丽举兵迎战来护儿军，被击败，来护儿于是勒兵将转攻平壤，高丽王高元震恐，连年守土作战已人疲马乏，战争捣毁农田三年颗粒无收，全国大饥无力再战，于是遣使执送隋叛臣斛斯政于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下，上表乞降。

　　由于前两次失败，隋炀帝对取胜也不象先前那样有把握，对战局的发展也没有底，国内的频频叛乱和军粮转输困难使他颇为沮丧，心乱如麻，难以下台收场。七月甲子（二十八），当高丽王的使者囚送斛斯政来赎罪乞降时，炀帝异常兴奋，这不是给自已台阶下吗？自己不失为胜利者，至少挽回了点面子。对于隋炀帝来讲，这时死要活要的就是皇帝的威严脸面。于是，隋炀帝立即下令隋各路大军停止进攻，接受高句丽降款，并遣人持节往来护儿军中，诏其率水军回师。

　　来护儿刚打了胜仗，一雪前次平壤战败之耻，且水军随船带粮有运输条件，士卒士气较高，对战争前景持乐观态度。接到回师诏令，来护儿大为不满，即召集部众喊：“三度出兵，未能平贼，此还也，不可重来。今高丽困弊，野无青草，以我众战，不日克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不肯奉诏，上表请战。长史崔君肃认为诏命不可抗，来护儿激愤地说：“吾在阃外，事合专决，岂容千里禀听成规，俄顷之间，动失机会，劳而无功，故其宜也”[98]。认为胜利进军中未达目的突然退兵太轻率，表示宁可获罪也要擒得高元，况舍此成功机会，今后就不会再有了。从领兵将帅的角度看，来护儿和于仲文都堪称大将，有建功立业之心，能谋善战，若隋炀帝不御驾亲征，而将大局委交这样的将帅，发兵二三十万，用不着百万人众，未尝就不能克敌制胜，然而，有将帅却不能用。这时，崔君肃也大声向众将喊叫：“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将闻奏，皆获罪也”。诸将恐惧，都劝来护儿奉诏退军，护儿无奈，只好率水师回还。

　　八月己巳（初四），秋凉阵阵，隋炀帝自怀远镇班师回朝。三次大规模的征辽军事行动就此结束了，最后一次虽走得从容，但同样是一无所获！

　　回师路上，隋炀帝御驾在邯郸竟遭到农民军杨公卿部抄劫，被劫去飞黄上厩御马42匹。冬十月丁卯（初三），御驾回到东都洛阳，未作休整就继续西行，己丑（十五日）回到京师大兴城（长安）。隋炀帝让高句丽使者押斛斯政亲告于太庙，算是献捷。于是下诏征高丽王高元入朝，当然高元根本不会加以理会，炀帝又自感羞辱，拘留高句丽使者，并下敕令将帅整装严备，试图再举兵问罪辽左[99]。但此时天下已大乱，炀帝再也奈何高元不得了，小丑不再是高元而是自己，帝王权力再大也有限度，他终于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隋炀帝于是把满腔仇恨都集中到高元送来的替死鬼斛斯政身上。宇文述最了解皇上的心思，上奏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贼臣逆子何以惩肃，请变常法。”十一月丙申（初二），隋炀帝下令将斛斯政押解至金光门外，缚于柱上，不用刽子手行刑，而让公卿百僚都操弓击射，然后脔割其肉烹煮之，让百官啖之。所谓啖，即吃，也就是让大家把斛斯政吃了来解恨。在隋炀帝凶恶的目光威逼下，即使是衣冠楚楚的朝官也不得不强忍恶心，尝一尝人肉味道，有佞者竟“啖之至饱”。人肉吃完后再收余骨，“焚而扬之”[100]，这比千刀万剐还更泄愤。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失败的政治后果十分严重，国内反叛已成燎原之势，隋炀帝已无法处理，心如一团乱麻，他在京师长安还未呆上一个月，即率百官往东都洛阳。大业十一年（615）春正月甲午（初一）元旦大朝会后，隋炀帝于东都宫殿大宴招待公卿百僚四夷使节，但高句丽并没有派朝贡使者来，已灭亡的吐谷浑王伏允也趁机“复其故地，屡寇河右”[101]。而四夷使者与其说是来朝贡，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看大隋天子的狼狈样。三征高句丽惨败标志着以大隋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华夷朝贡体制彻底崩溃。但隋炀帝还是厚着脸皮拉开遮羞布。乙卯（十五日），大会蛮夷，设鱼龙漫延之乐，对各国使节颁赐各有差。一阵闹腾过后，炀帝实在按捺不住悲痛的心情，回宫独自饮酒大醉，因赋诗曰：“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说的是自己志慕秦皇、汉武，有圣王凌云之志，却无回天之力，征辽惨败国家政治失控，圣王变成了小丑，可怜的炀帝，今后这皇帝还怎么当下去啊！炀帝令宫人吟咏，自己听着听着不禁泣下沾襟，侍御者莫不欷嘘！[102]

　　八月秋高气爽时，隋炀帝不听劝阻，试图北巡突厥，想重演大业三年（607）入启民可汗牙帐受四夷共推为“圣人可汗”的盛事，以求挽回一点面子。但在雁门（今山西代县）遭到东突厥始毕可汗几十万骑兵围困，虽然各路勤王之师来解围，将御驾迎回东都，但炀帝小丑再一次威风扫地。高句丽、突厥、吐谷浑均已成为敌国，不再把隋炀帝放在眼里。面对国内反者多如帽毛，群盗所在蜂起的严重局势，隋炀帝魂褫气慑，窜身江湖，不敢在帝国中心的中原久居，于大业十二年（616）七月南下江都，两年后被身边侍卫骁果弑于江都宫，大隋王朝也就随之灭亡了。江山易主，各地豪杰经过一番争夺，自太原起兵袭夺长安的李渊最后建立了唐朝，而他乃是隋炀帝的亲表弟。

　　七、结语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惨败丧国已是一千五百年前的历史，如何评价这次规模空前而结局滑稽的战争呢？

　　古今中外学者对隋炀帝的荒唐举动多持异议。其战争的性质无疑是侵略扩张，是中华帝国盛世的对外扩张举动，当然我们也不否定高句丽也曾四处侵略扩张，拓土辽东南攻百济，隋朝打着收复故地的晃子，把征讨高句丽称之为“征辽”，并不能改变侵略扩张的性质。高句丽毕竟是立国五百多年的独立国家，并没有招惹隋朝，有自己的独立权和发展权，隋以不朝贡为由轻启战端，站在高句丽的立场上讲，是绝无道理而不能接受的。中国古代的华夷朝贡体制妄自尊大，讲究排场死要面子，不尊重小国邻国，要外国人象本国臣民一样对皇上顶礼膜拜，隋炀帝夸示四夷在这方面虚荣心更堪，不少人将战争归咎于隋炀帝的好大喜功，强调个人因素，认为炀帝是典型的昏君。

　　但从历史上看，在隋炀帝之前已有隋文帝派汉王杨谅征辽，而且代隋而立的唐朝以英明皇帝著称的唐太宗也数次征辽，太宗以“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为辞，一而再，再而三地征讨高句丽，其决心与隋炀帝竟无二致。唐太宗死后，继位的唐高宗又连续发兵征辽，直到总章元年（668）联合新罗灭亡高句丽，攻拔平壤才算了事。隋唐好几代帝王都把征讨高句丽当作国家头等大事，而大动干戈。这至少可以让我们明白，把这场战争完全归结为隋炀帝个人的虚荣心，权力意志，也是不足以服人的！

　　隋唐帝国与高句丽的战争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地缘政治背景，正如我们前面所述，高句丽趁汉魏晋中华帝国崩离，南北朝分裂战乱的局势，由一个长白山小国侵吞汉魏故郡，征服周边部族，发展为辽东大国，其性质与鲜卑、匈奴等五胡入据中原一样，与突厥、吐谷浑发展为强大独立国家的情形也相同。在古代各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权，我们不能以现代的国际法来规范古人。不同的是五胡及各族政权均短命不长，高句丽却五百年不衰，广开土好大王四面扩张，甚至想统一朝鲜半岛，在东北亚一隅建立了地方霸权，与中华帝国势不两立。我们不能以高句丽向隋朝贡接受隋册封就否认其为独立的国家，新罗、百济也一直朝贡。独立强盛的高句丽在辽左俯瞰中原，在古时国际政治法则下与隋唐无法和平共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隋唐若不灭高句丽，高句丽完全可能趁中国有乱而入踞中原。后来的历史已作证明，唐虽灭高句丽，但几百年后与高句丽、渤海国有亲缘关系且语言相近的女真人两度由辽东入主中原，先后建立了金与清两个王朝。特别是满清前身的后金（意为金朝的继承者）与明朝在辽东的对峙，形势与高句丽与隋唐的关系极为相象，只不过结局不同，满清趁中国内乱而一统中华。从大历史的眼光看问题，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隋炀帝征讨高句丽视为荒唐，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国家生死存亡当然不能不加考虑。

　　隋炀帝的荒唐在于不顾天时地利瞎指挥，致使隋军惨败。高句丽无疑是劲敌，但隋炀帝妄自尊大，试图以耀武扬威恫吓之术让对方投降，精心导演出兵仪式，以中华礼乐夸示四夷，百万大军耗费巨大的打仗却有如演戏，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笑柄。专制皇权不可违，隋炀帝想入非非，百万士兵跟着遭秧，并直接导致民变叛乱国家灭亡，万民涂炭。独裁专断的皇权可因一人而毁天下，炀帝难逃亡国之责，是典型的暴君。

　　高句丽军民面对强敌不屈服敢于保家卫国，利用天时地利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善战善谋及表现出的民族自尊心可歌可泣，其以弱抗强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事迹是值得高度评价的。

注释：

[1]《隋书》卷84《北狄·突厥传》。

[2]见《尚书·洪范》、《论语.微子》、《左传》僖公15年、《淮南子.齐俗训》等。又参见韩国学者沈白纲编《箕子古记录选编》，民族文化研究院学术丛书，民族文化研究院2002年版。

[3]参见（韩）李基白《古朝鲜国家的形成》，载《韩国史市民讲座》第2集，汉城，一潮阁，1988年，p17。

[4]（日）白鸟库基《箕子不是朝鲜始祖》，载《每日新闻》，东京，1910年8月31日。

[5]有关汉晋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设置郡县的史实，中国史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水经注》等，朝鲜古籍《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均有翔实记载。秦汉王朝还在今越南设置郡县，有交趾郡、象郡等，象郡以其地产大象而名之。高句丽之名即起自汉置玄菟郡句丽县，其王高姓，称高句丽。

[6]《隋书》卷67《裴矩传》。

[7]《佛祖统记》卷9。

[8]《三国遗事》卷5。

[9]《隋书》卷82《东夷传·史臣曰》

[10]《续高僧传》卷15《唐京师弘福寺释灵润传》。

[11]《续高僧传》卷13《唐京师大庄严寺释神迥传》。

[12]《隋书》卷76《文学·杜正藏传》。

[13]参见（日）山中顺雅《日本古代一千五百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p147。

[14]《隋书》卷81《东夷·高丽传》。

[15]《隋书》卷81《东夷·百济传》。

[16]《陈书》卷6《后主纪》。

[17]《隋书》卷39《阴寿传》。

[18]《隋书》卷81《东夷·靺鞨传》。

[19]《隋书》卷81《东夷·高丽传》。

[20]《三国史记》卷19《高句丽本纪第七》记：“三十二年，王闻陈亡大惧，理兵积谷，为拒守之策”。

[21]《隋书》卷66《陆知命传》。

[22]《隋书》卷2《高祖纪下》。

[23]《隋书》卷81《东夷·新罗传》。

[24]《隋书》卷2《高祖纪下》。

[25]《隋书》卷47《韦冲传》。

[26]《隋书》卷81《东夷·高丽传》。

[27]《隋书》卷81《东夷·高丽传》。

[28]《隋书》卷47《韦冲传》。

[29]《隋书》卷84《北狄·契丹传》。

[30]《隋书》卷81《东夷·百济传》。

[31]《隋书》卷67《裴矩传》。

[32]《隋书》卷84《北狄·西突厥传》。

[33]《隋书》卷67《裴矩传》。

[34]《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七年二月。

[35]《法苑珠林》卷18引《冥报记》。

[36]《续高僧传》卷19《唐天台山国清寺灌顶传》。

[37]《旧唐书》卷192《王远知传》。

[38]《隋书》卷81《东夷·百济传》。

[39]参见刘健明《一场求不战而胜的攻战——隋炀帝征高丽试析》。载《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0]《隋书》卷78《艺术·耿询传》。

[41]《隋书》卷58《许善心传》。

[42]《隋书》卷78《艺术·庾质传》。

[43]《隋书》卷60《段文振传》。

[4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夷与内政之关系》。

[45]《隋书》卷4《隋炀帝纪下》。

[46]《隋书》卷81《东夷传·史臣曰》。

[47]《隋书》卷4《隋炀帝纪下》。

[48]《隋书》卷4《隋炀帝纪下》。

[49]《隋书》卷8《礼仪志三·军礼》。

[50]《隋书》卷4《隋炀帝纪下》。

[51]《隋书》卷8《礼仪志三·军礼》。

[52]《隋书》卷8《礼仪志三·军礼》。

[53]《隋书》卷61《宇文述传》。

[54]《隋书》卷41《苏威传》。

[55]《隋书》卷4《隋炀帝纪下》。

[56]《隋书》卷8《礼仪志三·军礼》。

[57]《隋书》卷71《游元传》。

[58]《北史》卷76《来护儿传》。

[59]《隋书》卷64《麦铁杖传》。

[60]《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八年。

[61]《隋书》卷12《礼仪志七·宫卫》；《隋书》卷68《何稠传》。

[62]见《文苑英华》卷201。

[63]《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八年五月。

[64]《隋书》卷60《于仲文传》。

[65]《隋书》卷65《薛世雄传》。

[66]《隋书》卷65《薛世雄传》。

[67]《隋书》卷42《观德王雄传》。

[68]《唐大诏令集》卷114《政事·牧瘗》。

[69]牛僧孺《玄怪录上》。

[70]《隋书》卷60《于仲文传》。

[71]《隋书》卷81《东夷·靺鞨传》。

[72]《隋书》卷70《史臣曰》。

[73]《全唐文》卷915，德宣《隋司徒陈公余宝造寺碑》。

[74]《隋书》卷3《炀帝纪上》。

[75]《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七年。

[76]《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七年。

[77]曾慥《类说》卷6《知世郎》。

[78]《隋书》卷4《炀帝纪下》。

[79]《资治通鉴》卷182隋炀帝大业九年。

[80]《隋书》卷50《郭荣传》。

[81]《隋书》卷78《艺术·庾质传》。

[82]《隋书》卷66《房彦谦传》。

[83]《隋书》卷65《王仁恭传》。

[84]《隋书》卷50《郭荣传》。

[85]《文苑英华》卷209。

[86]《隋书》卷70《斛斯政传》。

[87]《隋书》卷68《阎毗传》。

[88]《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89]《隋书》卷76《文学·王胄传》。

[90]《冥报记》卷下《隋康抱》条。

[91]《隋书》卷70《杨玄感传》

[92]《隋书》卷24《食货志》。

[93]《隋书》卷81《东夷·百济传》。

[94]《隋书》卷4《炀帝纪下》。

[95]《十七史商榷》卷66《大业十年》条。

[96]《隋书》卷4《炀帝纪下》。

[97]《旧唐书》卷58《刘弘基传》。

[98]《隋书》卷64《来护儿传》。

[99]《隋书》卷81《东夷·高句丽传》。

[100]《隋书》卷70《斛斯政传》；《资治通鉴》卷182隋炀帝大业十年。

[101]《隋书》卷83《西域·吐谷浑传》。

[102]《隋书》卷22《五行志上》。

（本文刊于韩国《中央史论》第23辑，2006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