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分为四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徐中舒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国内著名学者对他的评价，是对于徐先生一个概括性的整体把握；第二部分阐述和分析了徐中舒先生学术思想的“源”，着重强调了桐城学派、王国维、梁启超、李济、傅斯年等人对于徐先生学术思想的形成和确立的重要影响；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徐先生学术思想的主要特点——“预流”和对于“二重证据法”的发展；最后一部分作为总结，同时兼缅怀徐先生。
关键词：王国维；梁启超；史语所；动静相宜；预流；二重证据法
一、徐中舒先生生平事迹及国内著名学者对之的评价
徐中舒（1898-1991）先生是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初名道威。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925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8年任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诗十九首考》一文受陈寅恪赏识，1930年经其推荐，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九年，发表一系列学术论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30年代初期参加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颇著成绩；同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讲授“殷周史料”。1934年与容庚等共同发起成立考古学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学协聘，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40年代起，他先后还在乐山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执教。1949年以后除继续担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馆和四川省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徐先生一生可谓成果卓著、著作等身。应该说，按照钱穆先生的标准，徐先生不能算作一位通才，但是优秀史学家的标准不止一种，在先秦史、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方面徐先生确实一位了不得的人物。我们这里姑且引用王晓清先生在《学者的师承与家派》中关于徐中舒学记的结语做一评述：“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祖，作为王国维亲炙弟子，徐中舒在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成就学术声名的徐中舒在民国时期成果叠出，在共和国时期也是硕果累累。1980年，中国史学会在北京重建，82岁的徐中舒以很高的得票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理事。在97岁的人生旅程里，徐中舒的《先秦史论稿》、《论巴蜀文化》、《甲骨文字典》等著作为中国历史学的科学体系化刻写了不朽的碑铭。”（1）四川大学著名古文字专家、徐中舒先生晚年的学生彭裕商教授曾经这样评价徐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师风范：“王、梁等人为学界巨子，学贯古今，涉猎甚广。先生承其学风，学路宽广，在先秦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地方史、民族学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撰写论文100多篇，专著数册，多有独到之处。”（2）“（徐）先生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不仅于学术有重大贡献，而且品德高尚。他有强烈的爱国热情，自强不息，诲人不倦，提携后学，诚以待人。”（3）此外这里还要着重指出的是，徐先生不但精于致学，亦善于任事。“至1937年抗日军兴，八月，中研院开始南迁，十月，徐先生负责押运已整理就绪的明清档案等物资由南京沿长江经洞庭湖至长沙的任务。无怪乎傅所长在致蔡元培院长的一信中高度评价徐先生这一方面的工作：‘档案整理，已可作第二步刊行。中舒先生善于布置，有事务长才，故工作进行得以迅速，至可喜也。'”（4）由此可见，徐中舒先生无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为人治事上都可谓是“人中之杰”。
二、徐中舒先生学术思想的“源”
1．徐中舒先生早年受到桐城学派的影响
徐中舒先生是安徽安庆人，1914年进入安庆初级师范学校学习，在师范学习的三年时间里，“徐先生受国文老师胡远浚先生的影响最大”（5）胡远浚先生擅长桐城派古文，与桐城派的最后一位巨子吴汝纶（字贽甫）有交情。（6）徐先生作为他的学生，也就不免受到其深刻的影响。桐城学派要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徐先生便要求自己从这三方面充实自己。关于桐城派对于徐中舒先生启蒙式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徐中舒先生于1987年第六期《文史知识》上发表的文章《我的学习之路》中窥见一二：“桐城古文派以复古为革新，复古即‘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革新则主张‘惟陈言之务去'，一扫明清以来的四六骈体文和八股的陈词滥调，提倡做明白浅显的古文，……师范的三年学习，我将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集注于国文课，其余功课只求及格就行了。学有偏爱，这为我以后的学业规定了方向和范围。”（7）诚然，纵观徐先生一生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思想来看，虽然与桐城学派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先生之所以后来又如此丰硕的成果，与其当时在师范就读三年所受的国学熏陶，尤其是桐城学派治学思想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应该说正是这一时期的学习，初步奠定了其国学的基础。成为了徐先生一生学术事业的开端。
2．王国维先生对于徐先生的影响
徐中舒先生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后，师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诸先生。而这其中对于徐先生影响最大恐怕还当数王静安先生。这不仅是因为徐先生在国学研究院期间主要师从王国维，更是由于在学术兴趣和学术思想上二人可谓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尤其是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对于他形成独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风格有着甚为重大的关系。王在《古史新证》的总结中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8）王对二重证据法的运用，成功地开辟了研究商周史的新途径，在客观上对其后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后来徐中舒先生从事先秦史和西南民族史方面研究是就十分注重利用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其他方面的知识，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相互印证的方法是徐先生后来治学的一大特点，从这一层上来说，王国维先生的学术思想尤其是其在古史研究上的“二重证据法”理论对于徐中舒先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3．梁启超、李济对于徐中舒先生的影响
“过去的研究一般认为在国学院的学习期间，徐先生受王国维影响甚巨。其实，在这一年的学习中，徐先生同时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9）例如徐中舒先生在研究员毕业时提交的两篇论文，就是由梁启超先生和王国维先生分别指导的。据周书灿先生的分析“徐中舒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徐对梁启超的课颇感兴趣。耳闻目睹再加上自己亲身的学术实践，徐在古史研究中形成了独到而完善的治学门径，尤其对文献具有精深的造诣，重视史料的收集且善于鉴别辨析，得心应手地驾驭和利用，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有密切联系。”（10）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山之祖，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可谓是颇多创见，尤其是其广历史研究法的理论，如果认为其不对于正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求学的徐中舒产生重大的影响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应该说梁启超先生对于徐中舒先生的影响主要是在治史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领域，而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位接受过专业的近代考古学训练的学者——李济对于徐先生的影响就更多了体现在了知识和研究领域的扩展这一点上。“尽管在这一年里，李济先生因忙于西阴村的考古调查，在研究院的时间很少，指导范围为‘中国人种考'，开课亦仅限于‘民族学'，但对于受桐城文派‘惟陈言之务去'影响至深、且又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徐先生来说，李济先生讲授的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这样一些崭新的知识有着无比巨大的吸引力。”（11）徐先生后来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的利用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来为自己的研究服务，与这一时期在李济先生那里受到的专业训练是分不开的，这也成为他与那一时期国内其他学者相比的一点优势所在。
4．在史语所工作的九年对于徐中舒先生学书思想的影响
应该说徐先生在史语所的九年时间是史语所历史上最为辉煌和成就最为卓著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史语所已经从最初“从无到有”的初创阶段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发展时期。就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来看，20世纪20年代虽然是一个军阀混战的时期，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时的统治者对于思想界和学界的控制就有一些力不能及，这也为这一时期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气。同时，“史语所在傅所长的经营下，无论是在资料的搜集方面，还是研究经费的充足，都具备了国内最优越的研究条件，更重要的是各种人才济济一堂以进行‘集中的工作'，傅斯年、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诸先生皆学有专长并视野开阔、眼光独到。”（12）正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具备了非常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使得这里成为了一块历史学研究的圣地。徐先生在这里也是如鱼得水。正是在这样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徐中舒先生自身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他在古代史研究方面发表论文著述近三十篇（种），迎来了自己在学术领域的第一个辉煌时期。
这里我认为还有必要提一提当时史语所的所长傅斯年先生对于徐先生的影响。傅斯年先生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13）而我们从徐中舒先生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学术论著中体现的研究方法来看，真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徐先生自己也说“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14）虽然不似傅斯年的话那么绝对，但是以史料作为治史的根本这一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三、徐中舒先生学术思想的“流”
1．徐中舒学术思想中的“动静相宜”——“预流”
陈寅恪先生有一句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5）所谓“预流”就是始终处在历史学发展的漩流的中心。我们这里且引用王晓清先生的评述做一说明：“徐中舒没有一意奔兢于学术风潮，也没有刻意追赶学术浪头，而是以自己所信守的研究方式方法在为历史学提供坚实而可以引据的学术结论。”（16）在20世纪纷繁复杂的历史变迁中，中国的史学风潮一个接着一个，从古史辨派到释古，从实证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数十年间，中国的史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徐中舒先生无论是从研究的领域还是从研究的基本方法上来说都保持了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他的观点无论是在20年、30年代、50年代还是在今天，仍然没有为时代所湮没。这是为什么呢？应该说这是徐先生一生致力于扎实治学，始终坚守学人的学术原则和操守的结果。即便是在60年代左倾错误严重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徐先生受尽迫害和非难，也是始终坚定如一。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预流”，学术的发展有着自身的轨迹，我们不应该死抱住自己的理论而不能够推陈出新，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和学术发展的大势。但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如果我们不能够有所取舍专攻，而是一味的随波逐流的话，我们很可能最终一事无成。徐中舒先生的成功就在于他把跟上学术潮流的发展大势与坚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前者看作“动”，后者看作“静”，那么徐先生真可谓做到了动静相宜。正是因为徐中舒先生巧妙的处理了这一动与静的关系，他才能始终站立在学术漩流的中心地带，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始终代表了先秦史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2．从二重证据到多重证据——徐中舒对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发展
前面已经提到过，徐中舒先生深受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影响。应该说他在这以后的研究中接受并发展了这一重要的治史方法。下面我们分数个方面做一简要说明
1）对出土古文字研究的发展：用地下出土的甲骨金文考证古代的历史，是王国维先生首先开创的，徐中舒对此深有体会并将之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当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以古文字记录的古代史事为史料，而且更发现古文字本身即为最好的古代史料”（17）这一点在他的《耒耜考》一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徐先生大量使用了甲骨文、古代钱币、汉画像石和日本锄等资料，取‘古文字中由耒耜孳乳之字'与其他资料互相参证，这无疑是将‘古史二重证据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8）
2）对于考古学资料的重视：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中所谓“地下之新材料”基本上是局限在古代文字者一方面，而近代考古学是十分强调的古代遗址、遗迹、遗物的，王先生因无法见到未曾涉及。随着20-30年代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安阳殷墟遗址发掘工作的蓬勃开展，考古材料对于阐释中国古史中的疑难问题的重要性就逐步体现出来了。罗志田在《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读二十四史》中谈到：“过去的学术史研究特别注重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其实当时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讲师的李济恐怕对实际研究的影响还更大，特别是在地下证据由文字向实物转换这方面，李氏的划时代影响无人能及。从徐中舒登人治学的变化可以看出，从王国维道李济这一路向的发展后来基本落实在史语所”（19）“尽管徐先生一生中从未参加过田野考古发掘，但他却深知科学发掘的重大意义”（20）这一点从他对于古代金石学予以的严厉批评中可以看出。此外还有一点可以证明徐先生对于科学的考古工作的重视：“与徐中舒同年的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虽与徐中舒的学术道路不尽一致，但两人相交四十多年，论学为人一致，关系甚为密切。”（21）综合以上数例，可以看出徐中舒对于考古学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已经发展和延伸了王国维的理论，他成为了较早利用考古学材料（不仅限于文字材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是上古历史的著名学者之一。
3）对古器物中包含的古代历史信息的发掘：1947年11月，徐先生被提名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候选人，在“合于院士候选人资格之根据”一栏，徐先生作为候选人资格的理由是“用古文字与古器物研究古代文化制度”（22）。通过古器物来研究古代文化、生产、生活状况，这在徐先生一生的研究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进入史语所及其后数十年间，徐先生在古器物的研究领域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耒耜考》、《古代狩猎图像考》、《说尊彝》、《蜀锦》、《谈古玉》、《论北狄在前殷文化上的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等都是其代表作品。这里我们应该着重看到一点，与中国古代的欧阳修、赵明诚等金石学家以及古董玩家们不同的是，徐中舒先生所关注的主要不是古物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或者其精美程度等，而是集中关注古物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从而将之从沉淀数千年的古物中抽取出来，为历史研究服务。因此，我们说徐中舒先生对于古器物的研究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性的研究，是对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4）将民族学与古史研究相结合：随着近代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今天的历史研究中将这些学科与历史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已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在当时这实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陈寅恪先生在总结王国维先生“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时，曾提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之法。这一点似乎并非王静安所创，乃是陈先生夫子自道也。徐中舒先生深得这一要旨，虽然因为当时的条件限制，不能取异族之书补正中国旧籍，但是他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大量使用中国传世文献与大量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调查资料相互参照进行研究。徐先生认为：“凡是社会发展阶段相同的民族，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的时候，都应当有相同的、一定的形式。”“所谓不雅训的神怪之言，我们通过对民族学的研究，从这些神怪之言中找出古代的一些基本史实，就是素地”（23）。这一点现在看来虽然未见的十分正确，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打破夷夏之防，充分利用民族学资料开拓史学研究的新视界应该说是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的。直到近年，罗志田教授的《〈山海经〉与中国近代史学》仍然谈到了对于像《山海经》这样的“神怪之言”中包含的历史信息的解读这一问题，由此可见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研究上古历史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和何等深远的影响。
四、结论
由此我们便对于徐中舒先生的学术思想的“源”与“流”有一个初浅的了解。我们研究徐中舒先生的学术思想不能只看徐先生的研究论著，而是应该把徐先生的学术思想放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发展和流变的大背景、大环境下来进行研究。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这一点，那就是以管窥天而不能知其全貌，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如果没有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如果没有梁启超史界革命的号角，如果没有李济先生把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带到中国，如果没有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及其“疑古”思潮，如果没有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立与发展，徐先生的学术轨迹和学识思想也许完全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这也就是我写这篇小文的目的，即是通过徐中舒先生一人为一个切入点，来试图窥探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发展轨迹和流变过程。
徐中舒先生一生为师，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较为有名的有童恩正、彭裕商等诸先生，后来都成为了先秦史和古文字研究领域的翘楚。作为一位学者，他可谓著作等身、成就斐然；而作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最有名望的教授之一，他也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直到晚年仍然教学不辍。应该说徐先生不仅是学术界的精英，也是川大名师，为川大的发展尤其是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最后我用彭裕商先生的话作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仙逝了，但他留给了后人不朽的学术成果和高尚的人师风范，为后人所景仰。作为一代学术大师，先生德业长存。”（24）
注释：
（1）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12页
（2）彭裕商，《高山仰止——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历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3）彭裕商，《高山仰止——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历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4）徐中舒著、徐亮工编，《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13页
（5）徐中舒著、徐亮工编，《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2页
（6）参见《安庆市志》第1842页，待刊，转引自徐中舒著、徐亮工编，《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2页
（7）徐中舒，《我的学习之路》，《文史知识》，1987年第六期
（8）朱凤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
（9）徐中舒著、徐亮工编，《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5-6页
（10）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10-1723:59:37发布（网上资料）
（11）徐中舒著、徐亮工编，《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6页
（12）徐中舒著、徐亮工编，《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13页
（13）傅斯年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349页
（14）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载《史语所集刊》七分一本，1936。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选集》，第652-691页
（15）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史语所集刊》一本二分。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第266-268页
（16）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08页
（17）徐中舒著、徐亮工编，《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15页
（18）徐中舒著、徐亮工编，《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15页
（19）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读二十四史》，《历史研究》，2000年第四期
（20）徐中舒著、徐亮工编，《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23页
（21）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第211页
（22）《中央研究院史初考》第205页，1988年6月，转引自徐中舒著、徐亮工整理，《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代前言》第24页
（23）徐中舒，《1982年先秦史专题讲课记录》（未刊），第39页、34页
（24）彭裕商，《高山仰止——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历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第六部分：主要参考书目
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徐中舒著、徐亮工编，《川大史学·徐中舒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朱凤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
《历史研究》，1998年第六期
《历史研究》，2000年第四期
《文史知识》，1987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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